红军所处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大都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并处于被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每个月只有 1.5万元当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经济来源全靠打土豪。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十分缺乏。“现在全军 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毛泽东选集》，第 64页）红军中的薪饷几乎没有，只有吃饭，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 5分，油 4钱，盐 4钱，米 1.4斤。5分钱 1天的小菜钱，只买得 1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抽烟的零用钱没有发的了……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足见当时红军生活的情形。
当时红军的供给标准是依据经济条件确定的，但标准又是活的。“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 5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2角即一律 2角，4角即一律 4角。”（《毛泽东选集》，第 64页）具体供应标准包括的内容，采取两种做法：一是除按标准供应粮食外，每人每天发 5分钱的菜金；二是每人每天发包括粮食在内的 1角 5分钱的伙食费，其中 1角是粮食钱。当部队离开革命根据地打游击时，多采用后一种做法。1929年 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 1角 5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薪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 4元至 5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2册，第 158页）红军条件如此艰苦，为什么还要当红军呢？聂荣臻元帅曾回忆道：问每一个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为了打土豪，分田地 ”，“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坚信：“只要跟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他们甘愿吃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前进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进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宁死不屈。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一位红军老战士告诉人们：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
从红军领袖到红军战士，他们之所以不怕艰难困苦，从根本上说，都是他们的理想在起支撑作用。然而，他们理想从何而来呢？源于他们把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看作自己的使命，他们所能忍受的一切艰难困苦，都看作是实现自己这一理想的必要过程。这里，我们看一看毛泽东是怎样树立自己的理想的。
在毛泽东刚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毛顺生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做生意赚钱。但当毛泽东上学读了一些书之后，对父亲对自己人生的设计便深感不满，尤其是当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以后，思想上产生了大的飞跃。他后来回忆道：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一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强烈的责任感，激发了毛泽东求知的欲望，他觉得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决定复学。
在众多亲友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临行前，他将一首改写的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表达了他立志求学，志在四方的雄心大志。
这时毛泽东 17岁。
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大开了眼界，这里有他最喜欢的《新民丛报》，他还从同学萧三那里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十分钦佩书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历史功绩。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
离开东山学堂前，他给自己取名为子任，意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此时的子任，救国救民的理想还是笼统的、不具体的，但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他的这一理想就得到了升华。
1912年秋，在长沙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毛泽东，常驻足于图书馆大厅墙上挂着的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前出神。这个山村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得不得了，中国更是大得称为天下，谁知从地图上看来，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更是连影子也找不到。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在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
善于思考的毛泽东，深感责任重大，立志要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他暗暗告诫自己：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为了寻找这条道路，他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湖南新军，想为完成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随着南北统一的实现，他的这段 “革命生涯 ”也宣告结束。当看到学校贴出“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的招生广告后，也为之所动，交了 1块钱的报名费。他也曾报考商业学校，希望做一个 “商业专家 ”，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青年毛泽东在人生的道路上苦苦探索 ……最后他选定了教育。这是毛泽东确定人生坐标的重要一步，应该说，这一选择，对于他日后的成功是正确的，因为他把读书看成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在师范学校学习的 5年半时间里，他在文化科学知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个时期，“立志 ”是毛泽东谈论最多的话题，并逐步形成 “立奇志 ”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旗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夫不可御也。”
所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由此出发，毛泽东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是为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特别反感当时某些人的所谓立志：
根据地流通的货币
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种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
那么，什么是真立志呢，真立志就是要求得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因此，空谈立志容易，而落实起来就难了。毛泽东主张要立足现实，首先要学好本领，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所谓“奇杰”，就是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 “有志之士 ”。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然而，怎样实现 “大同 ”，此时的毛泽东心里还没有明确的方法，所以，直到一师快毕业时，他仍为立身立志问题而苦恼，觉得自己 “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 ”。
不过，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即是 “奇杰 ”，也不能单凭个人的奋斗，去完成救国救民、实现 “大同 ”的理想，他决定目前应 “亲师而外 ”，以“取友为急，以便做共同、长期的努力 ”。
这是他在立志道路上的又一次飞跃。
于是，便有了 1918年 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满怀抱负的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即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之中，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达到社会大同的目的。
他首先作了 “新村 ”的计议和实验，想以岳麓山为基地，“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最后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简言之，就是一个一个 “新”家庭的相加，就是他理想中的 “新村 ”，即新社会。
显然，年轻的毛泽东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使他误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歧途。
这不足为怪，并且他很快从这条路上走了回来。
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迷途不返。
“新村 ”实验的失败，使毛泽东对改造社会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1920年，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以后，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他本想以此举鼓励湖南全体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不再听任军阀、官僚的摆布。殊不知这种将湖南同全国分割开来，一个省关起门来办事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罢了。尽管毛泽东投入了满腔热情，但军阀政府的警察厅却一再向他兴师问罪。
毛泽东又一次痛切地感受到改造社会的失败。
失败是一副清醒剂，他从中受到启迪。
他反省道：“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善良的人们不会责怪毛泽东，因为他此时也处于 “正在寻找出路 ”的阶段。
应该为他的反省喝彩，因为他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经想出了对付反动军阀的法子，“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积蓄和发展力量，以图彻底解决。
失败使毛泽东缩短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至此，他彻底放弃了“呼声革命”和 “无血革命 ”的主张。当蔡和森、萧子升两位好友在法国为 “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方法发生分歧时，他旗帜鲜明地站到蔡和森一边，明确表示对走俄国人的道路“深切赞同”，而对萧子升的 “温和革命 ”，用教育作工具的方法不予同意，认为那样不仅 “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也做不到 ”。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要图改造大业，“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 ’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对各种主义发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和新民学会的旅法勤工俭学会员，特别是蔡和森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中心的话题就是 “主义 ”。
1920年 8月 13日和 9月 16日，蔡和森连续两次写长信给毛泽东，介绍了新民学会旅法会员 7月在蒙达尼召开的会议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下方，中国也不例外。”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 ——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毛泽东接信后，仔细研读了蔡和森信的内容，并先后给蔡和森回了两封信。12月 1日的回信明确表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接着表明了自己对改造方法的态度——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总的结论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在 1921年 1月 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开宗明义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充足的理由。”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端，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正在进行组织。”
事实上，此时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也正在长沙从事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且已取得了成效。
在这之前，1920年 11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中国之计划与组织工作，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 1919年 12月来北京后，正赶上北京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他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读了一些关于介绍苏俄情况和马列主义的书刊，获得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清理思想的念头，并打算对种种主义、学说进行分析比较，形成明确的概念，以决定取舍。同时，他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与他们讨论问题时，得到许多深刻的启发。
第二年 7月，他从北京经上海回长沙后，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这年年底他给蔡和森的回信为标志，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也可以说，他已立志以马列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了，找到一条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正确道路。
从此，他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公正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如果从阅读《盛世危言》算起，到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其间正好十年。十年磨一剑，倚天宝剑。从空想到科学，从朦朦胧胧，到大彻大悟，有探索的迷惘，有失败的苦涩，更有收获的喜悦。
毛泽东总算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个宇宙大本大源的真理。
正因为毛泽东找到了真理，确立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才百折不挠，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力克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