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把军纪的好坏与军队担负的政治使命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军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5页）他曾纠正红军初期发生的那种不要集中不讲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指出这种倾向的危害 “在于损伤以致完全破坏党组织，削弱以致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任务，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89页）。后来，他又要求把纪律提高到路线的高度加以认识，看成是关系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
他强调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人民日报》，1968年 2月 10日）。毛泽东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眼光，考察审视军队的纪律，深刻揭示了军队纪律的政治特性。
毛泽东正是因为把军纪看成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在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反复强调严格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号召全军指战员与破坏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红 4军七大前后，由于错误思想泛滥，出现了思想混乱、纪律废弛的不良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 “一种原始的游民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 ”。古田会议开过不久，部队在赣南开展群众工作，担任红 4军政委的毛泽东同朱德军长联名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之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乐为。故凡违反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141页）
在红军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各地军阀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军队所到之处，欺诈和强抢盛行，每过一处，当地几乎十室九空。可红军当时就是那么 “特殊 ”，他们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正是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使红军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沿途不断招募到新兵。红军经过之处，人们都以能当上红军为豪。
你听说过“红军好！”的故事吗？故事发生在 1929年的早春 2月。当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 4军主力抵达瑞金城北 30公里的大柏圩，在王家祠住了下来。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研究作战计划。不一会儿，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个商人送来一包东西，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
大家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一包白花花的银元，一张信笺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洋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 ……”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沉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认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制造谣言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研究完作战计划，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赶到了大柏圩，经过逐家逐户的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那几家小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收回吧！” “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几位商人以为红军嫌他们给的钱少，赶紧诚惶诚恐地说。
毛泽东见状，便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的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们完全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次日，大柏圩战斗打响了。
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全歼了敌军第 15旅，使红军摆脱了尾追之敌，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
战斗结束了，毛泽东派红军帮助当地群众修整损坏的房屋，并亲自到“丰盛”号杂货铺赔偿战斗中借用而被打坏的油桶和用掉的爆竹，付给老板 70银元。红军指战员借用的门板、禾草也全部退还到各家各户。
红军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部队临行前，大柏圩的老百姓包括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依依不舍地欢送红军上路。望着远去的部队，大家感叹说：“红军好！纪律严明，自古未有啊！”
红军感人的故事何止千千万？正是由于红军的遵纪守法，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至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红军为什么把纪律当成一个政治问题的原因所在。
红军留给群众的买米收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