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军队的纪律都是一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红军作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必然要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其行为规范。红军的纪律，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也体现了指战员的自身利益。
人民军队的纪律与剥削阶级军队的纪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正面教育为主，辅之以奖励惩戒，着眼于启发官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39页）这是红军指战员自觉执行纪律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红军指战员来自城市和农村，其资历、知识、生活习惯和政治思想水平各不相同。要求每个人在作战训练和日常生活中都能自觉地、模范地执行和遵守红军的各项纪律，关键在于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教育，提高指战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做到战时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平时自觉维护纪律。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战士是懂得革命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会自觉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769页）朱德指出：“我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朱德选集》第 5页）周恩来也讲过：“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制裁违犯纪律的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9页）为启发指战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毛泽东主张：“要用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342页）奖励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单纯以强制手段来维持纪律，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任何纪律都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而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人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就失去了贯彻执行的基础。红军的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也正是红军纪律的先进性所在。
自觉服从与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辩证的统一。革命的纪律一方面强调高度自觉性，另一方面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就谈不上自觉性，没有自觉性就不可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强调服从命令。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军官们就会告诉战士们：“命令就是命令，作为战士，你必须服从、执行。”红军在刚开始长征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甚至高层指挥员有的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战士们只知道根据地保不住了，敌人就要包围过来了。他们没有目标，没有计划，但所有的将士都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服从是战士的天职，不服从命令，就不配做一名红军战士。
我们生活的世界因秩序而存在，一个国家，要服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发展规律，逆潮流而动只能自取灭亡。一个企业的运行，其实更需要服从。优秀的商品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就是因为它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服从了市场。
在当今的商品社会，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商品，商品就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样，一个员工，就是通过交换他的劳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要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下来，就必须把自己推销出去；要想把自己推销出去，就必须赢得别人的信任；要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就要学会服从。
在欧美职场，所有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熟知一条定理——老板定理：第一条，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当老板不对时，请参照第一条。
老板定理把服从当作员工最核心的素质，每个人都要有意识地服从老板、服从上司。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老板没作决定前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旦老板决定了，就要服从决定。每个员工在工作中一定要有“工作第一，个人第二”的观念。有令必行、有纪必守的企业才有高效率，才有竞争力。
如今，很多企业都会对新员工进行军事化的培训，这一方面是要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和面对困难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新员工的服从精神。其实，这些员工参加的就是“稍息”、“立正”和一些简单的列队，千万不要轻视这些简单的动作，它们都是服从精神最本质的体现。列队让人明白，自己处在一个组织里，自己只是组织的一部分。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没有服从，就没有组织的胜利，当然也就没有个人的胜利。所有组织运作的前提条件就是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一切，所谓的宏伟蓝图、长远规划等都是在服从的前提下才成立，否则一切计划都等于零。
让员工把服从变成一种自觉。自觉，就是自愿，自己认识到应该如此，心甘情愿地去做。从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 1949年夺取政权，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从来不发薪水。战士们吃穿极差，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冬季还穿着单薄的夏季服装，不少人长年累月穿着草鞋，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红军却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一方面是由于红军指战员有崇高的理想，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执行着铁一般的纪律，有纪律作保证。
红军的实践证明，当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有一种自觉精神之后，工作就会变得非常容易。高层领导即使想不到或考虑不周全的问题，下面的普通员工会想到；上面领导认为困难大、难办成的事，下面员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办成，并解决得比领导想象得更好。
自觉精神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当组织的成员为自己所做的事业而骄傲，当每个人都为自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而自豪，则自觉地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工作，就是组织所有成员的必然选择。
自觉性就是对自我的约束，自觉遵守组织的纪律和规范。这种约束没有外力的作用，完全发自内心。红军的自觉性，首先从领导者开始，即使是“不吃辣椒”这样的小事，领导者们也能自觉遵守。上行下效，红军中就形成了普遍的自觉意识。
在企业中，自觉性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企业的纪律约束需要人员的监督，但这种监督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人，也不可能兼顾到每时每刻。更多的时候需要员工自律，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翻开每一家企业的《员工手册》，我们都会发现 “自律 ”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企业管理中，自律与他律是一对矛盾体。当员工缺乏自律意识时，企业势必要加强他律，而过多的他律会对员工的积极性造成伤害，让员工觉得自己是在被奴役、被压迫。当员工试图逃避这种纪律的约束时，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员工越逃避，企业就越会加强纪律的约束和惩罚，而这种加强会进一步打击员工的积极性。所以，一个企业组织的成功，需要有严明的纪律，但更需要大家的自律。高度自律的员工感觉不到企业纪律会对自己形成约束，因为自律越多，他律就越少。这种自律保障下的自由感，会让员工觉得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并且觉得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在高度自律的企业中，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军队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就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民众。红军在长征中，就有许多感动 “上帝 ”的故事，感动苗民就是其中的一个。
部队到达黔（西）大（方）毕（节）地区后，上级指示要进行短期休整，补充些粮食。某团驻在毕节城南 1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居民大多是贫苦的苗家。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宣传，苗民很怕红军，许多人躲到山里去了。团供给主任杨宗圣正在为筹粮之事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村里有个义仓，存有几千斤粮食，杨主任听了很高兴，可一了解情况，又是空欢喜一场。原来这义仓是苗民办的福利，每家从口粮中节省出一部分，集中贮存，以备天灾人祸时应急。这些粮食红军怎么能动呢！
供给处所住的一家，只有一个苗族老太太。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从红军一早进门就没说一句话，总是坐卧不安地望着红军。大家虽感到不是滋味，但能理解，决心用行动打消她的疑虑。大家空着肚子扫院子，拾掇屋子，把水缸挑满了水，很快把屋里屋外整理得焕然一新。红军战士呢，则个个满头大汗，呼呼气喘，坐下就睡着。
老太太看到这些，不但不高兴，眉头反而皱得更紧了。战士们疑惑了：难道这样做违犯了苗家的风俗？会计彭启圣实在耐不住，走上去问：“大娘，你有什么心事，这么愁眉苦脸的？”
不知是听不懂还是别的原因，她只是呆呆的，没有回答。
彭启圣看老人有点害怕，就滔滔不绝地向她解释红军的政策。开始她很木然，没有任何表示，最后才低声问：
“你们不走了吗？”原来她会说汉话。
“谁说的，我们还要北上抗日呢！”
“那你们打扫房子干什么？”
彭会计笑了：“替你干的，你年纪大，干活不方便。”她半信半疑地摇头，又沉默了。
从早晨到中午，供给处没有做饭，她也没动烟火。后来，她可能是饿得耐不住了，才从破缸里舀出一碗苞谷做饭。但当她拿瓢舀水的时候愣住了：为什么水缸里的水忽然满了？党支部书记杨尚高走过去说：“做饭吗？你做吧！那水是给你挑的。”
“你们不做饭吗？”
“我们？我们断粮了。”杨尚高低声回答。
她愣了一会儿，嘴角抽动了两下，两颗亮晶晶的泪珠，顺着两颊深深的皱纹淌下来。她拉着杨书记的手摇了半天，说：“你们饿着肚子，还帮我干活 ……哪有这样的军队呀！我这里有苞谷，你们吃吧！”杨书记说：“你的粮食不多，不能让你挨饿。”说什么也不要大娘的粮食。
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进来两个苗家青年和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和老太太嘀咕了几句，就一起进屋，好像要商量什么紧要的事情。
不一会儿，他们出来了，老太太开朗又坚决地说：“你们是好队伍，我们从来没见过对苗家这么好的军队。刚才我们商量了，不能看着你们没米下锅，把义仓的粮食送给你们吃吧！”
杨宗圣主任听了老太太的话，感动得落下泪来，但想到苗民的困难，便再三婉言谢绝用义仓的粮食。老太太好像不屑于和他说下去，转身拿出一只芦笙，一边吹，一边向村后的晒谷场走去。接着，四周都有芦笙响起，许多人背筐顶篓，看样子是要去背粮。杨主任立即将情况报告团首长，团首长答复：群众自愿，就按市价付钱。僻静的山乡顿时热闹起来，不到一顿饭工夫，苗民就背来 2500多公斤粮食，并且不收钱，还帮红军将粮食做成干粮。经过再三商议，红军最后还是按市价付了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