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字诀 ”最早的完整记载，见之于 1929年 4月 5日《红 4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报告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36年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进一步指出：“从 1928年 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 ”的提出，解决了红军战法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有力地指导着红 4军的作战行动。红 4军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力量和影响都比较大的一支部队，它的行动对中国革命战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 4军运用 “十六字诀”，同江西、湖南、福建的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例如，1928年 6月，敌人以五个团由吉安进犯永新，开始进行第四次“进剿”。红 4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宁冈，加紧作战准备，同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敌人。敌人进占永新城后，以三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红 29团和红 31团第 1营坚守新七溪岭，打退敌人左路一个团；红 28团从老七溪岭向敌右路两个团发起进攻，乘敌疲惫松懈之际，歼敌一部。接着，两路红军转入追击，将逃敌歼灭于龙源口，共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 “进剿 ”。
1929年 2月，当红 4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时，敌人以一个旅紧追。为摆脱被动，红 4军在瑞金以北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主力埋伏在狭长山谷两侧，以小部兵力后退，引敌前进。当敌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突然进攻，歼敌近两个团。
1930年 2月，在红 4军准备进攻吉水时，敌人三个旅前来 “会剿 ”。红 4军实行敌进我退，诱敌深入，撤至富田休整。当敌一个旅由樟树进到吉水分三路南下时，红 4军突然北上，发起水南战斗，先歼敌左路两个营大部，后歼右路和中路四个营大部，俘敌 1600余人。这些例子生动地证明了 “十六字诀 ”对于游击战争所起的重大指导作用。
党中央在 1929年 6、7月，将红 4军前委的报告转发给贺龙、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指出 “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鄂豫皖、湘鄂西、赣西南、赣东北等地区，先后提出了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原则。如 1929年 11月，鄂豫边特委提出了七条作战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十六字诀 ”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游击战争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彭德怀在抗日战争初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随着游击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许多新的作战形式相继出现，但它的基础仍然是“十六字诀”。“十六字诀”解决了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反映了反“围剿”作战全过程的指导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六字诀包举了反 ‘围剿 ’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