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觉得这事好笑，我是太高兴了，表弟康小为已经完全抛弃了那蔫不拉叽的一面，已经真有点男孩子的样样了，而我是不是也认识到了我过去不曾认清的许多东西呢？这好像和学习呀功课什么的没有关系，但绝对关系到一个少年的成长。
一
《鸡年》拍摄一切准备就绪，剧组有模有样地开到枫岗了，可那个演富商少爷的小演员却突然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这事让旗人邃不及防，因为这戏没那个角色不行，回城里另找个来顶吧，时间来不及了，当然更不能把剧组撤了，那像怎么回事？
旗人决定就地取材，他盯上了我。
“你看，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愿意急人所急助人为乐。”
我说：“当然，再说枫岗人都是活雷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旗人笑了，“这可不是下地狱，是帮忙，是演电影。”
我说：“其实对我来说跟下地狱差不多。”
我是胡乱说的，没那么严重。不就是在镜头前装模作样吗？我从来不怵镜头。以前就曾有人找我去演一个角色，当然那角色是个女孩，也没这么多的戏，还有最后因为我妈的强烈反对我没去成，我妈说上学了就别搅和那种事影响了学习。可这回可是假期里，这回我妈也不在身边。我当然不会轻易丢了这种机会。也许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机会，说不定我一上镜头就歪打正着成了小影星了呢。这很难说，有些事就是那样，真的很难说。有时候就是偶然决定必然。
现在很多人都做着明星梦，小小的年级就被逼着学这学那。好像人人都是可以做成明星似的。只有我妈不那么想，我妈为此事还跟人辩论过。可我妈到底没辩过人家。人家一句话就把我妈给撑回去撑得哑口无言。人家说你想想葛尤赵薇还有F4什么的到底比平常人好在什么地方？我妈讲不出来。人家说是长了三只耳朵六只眼睛？我妈更是讲不出话来。不过想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十三亿人哪，香港才几百万人，可香港出了多少明星？内陆还真不知道多少葛尤赵薇被埋没了。
我没想到会在这捞着一个机会。
我心里喜滋滋的，可我并没有把喜悦放在脸上。
旗人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一会试试镜。”
接下来我外公家的老屋又成了枫岗的中心，村人听说我要顶替生病的演员做二号角色，都不知是好奇还是激动，一个劲地往我外公家这边来，他们说着话，说的不外乎金村长他外甥怎么怎么的是个奇才什么的。因为大多人曾经看过我跳新疆舞排练，还说我被马蜂蜇了顶着个肿胀的大脑壳没事一样到处走动真是了不得。
大舅妈竟然还打电话给那对双胞胎小姑，当然，又把我姨弄得一惊一诧的，我能想像到我姨的那种样子。她的嘴张着，半天没有合拢，眼睛大瞪着傻看了一个地方不挪动，脸上某处一块肉颤了一下又颤一下。我妈扯了扯她的衣角，说：姐，你怎么了？我姨就说：娜，你说他们真的说的是小为吗？我妈说，这会有什么错？我姨说，怪哪怪得很，你说小为平常在外连句话说出来也脸红，他能去演戏。我妈想了想说，这很难说，也许人家就是要他演个说话就脸红的角色呢。再说人也是会变的，换个环境就会大不一样，他们说若纯天天关了门看书，你看这不是日头从西边出来吗？还有，我们到这地方来，谁会想到还会夺得一个奖呢？可我们就是拿了。有些事你不信也得信。是不是？是不是？我姨就茫然地点着头。
这是我想像出来的情形。我本来还想多胡思乱想一番的，我觉得这很好玩，我经常这样胡思乱想，觉得其乐无穷，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这部电影是自己导演的，你说这多好玩。我和我以前的语文老师谈过这事，他说这很好，很多作家小时候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他说到作家，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当作家。像旗人这样当导演也行。我想我跟老师说我想当导演的话，他也一定会说自小胡思乱想对当导演也有好处。我的那位语文老师真好，可惜他不久就调走了，据说他自己后来真的成了一位作家。
其实当时我就是想再胡思乱想下去也不可能，胡子制片喊着我的名字，他朝我招着手。
“康小为康小为！”他说。
我说：“我在。”
我跑了过去，原来他们叫我试镜，那时我就想，这是个最好的表现机会，我是女孩我怕谁？
服装都不用换，也不用化装。摄像机架在那，像一尊小炮瞄着我，又像一只怪怪的眼睛老盯着我看，我走哪它转向哪。旗人一脸的严肃，他板着面孔在指挥着工作人员各就各位。现场制片举着扬声器招呼围观的人保持距离而且不要喧哗。录音戴着耳机坐在机器旁听着，不住地朝现场制片挥手。
旗人安排好一切，然后和我简单地说了说戏，总共四句台词，我当然很快就记住了，旗人告诉我要掌握表情，一切都要自然。
我说：“我知道。”
旗人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说：“好了。”
然后旗人朝场记摆摆手，场记走到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是走到我跟前，场记举着打板，一直伸到我的面前。打板张着一张怪嘴。我看着那块两块木板做的场记的家什，心里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对自己说你千万别紧张，我对自己说你别把眼前的这一切当回事，戏嘛那全是假的，你也就假模假样地弄下去就是了。我甚至想摄像机里可能什么也没有我心想，这不过是场试镜，你看大家都搞得真像那么回事一样，可我偏不当回事，这么想，我心就不跳了，我轻松下来，轻得就像院里干枯的一片柚叶。我就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努力地把那四句台词准确地说了出来。
旗人激动万分，他一下就把我抱住了。“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你就是我要找的安涯有呀。”
安涯有就是《鸡年》里那个富家少爷的名字。
“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旗人跟其它的工作人员说。
大家都点着头。
旗人说：“今天多加几个菜，我们喝点酒。”
我看得出他太满意了，他有些喜出望外。
村民们都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大舅二舅一脸的笑，外公颠颠地说要去给剧组买酒。制片说：“我派个人去就行了，这种事还要劳驾您老？”外公不允，外公说：“我知道前村那个金来杰，他那个店可不的道，专蒙外地人，你们去保不定拿来的就是假酒。”
外公就颠颠地跑去给大家买酒，他甚至来不及换去身上的那身老爷装饰。风吹着他的长衫在古民居的檐影窄巷里穿行时，不明就里的游客都停下脚步把眼睛从美丽的景物上移开望着这个衣着怪异的老人，他们中肯定以为外公是从时光隧道里走出来的晚清老爷。外公没在乎那些目光，他拎着几瓶酒大汗淋漓地出现在院门口时，旗人他们个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旗人说：“康小为你说得对说得对！”
我说：“我说什么了？”
他说：“你说枫岗人人都是活雷锋。”
我想，我说过这话吗？后来想起我确实说过。
那天大家都喝了些酒，我们几个孩子没喝，但我们看着他们喝酒看得开心得不得了。旗人说：“这就是开机酒了，今天大家尽兴喝，明天起到关机谁也不能沾一滴酒。”
大舅二舅那天都喝得有些过量了，显出醉态来，外公一个劲地说张同志在就好了，张同志在我看他也能喝上几杯。外公一直记得张亘。倒也是，不是张亘，也不会有今天。外公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二
《鸡年》的拍摄很顺利，剧组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顺利。这一切令旗人很高兴。他总是想哼歌吹口哨，他说他一高兴不自觉就想那样。但拍摄时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杂音，制片只好给他准备了很多的口香糖。拍摄中旗人就不断地嚼着口香糖，样子十分滑稽。其实滑稽并没有什么，因为很快大家就习惯了他那么咀嚼的样子，就不再觉得好笑了，但口香糖妨碍他的发音，他一说话就显得有些含糊不清。他老是停下来纠正我们表演中不到位的地方。可我老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好在那些话多半不是对我说的。我的表现一直让他满意。他说我悟性好，很能领会人物的神韵。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戏里的这个叫安涯有的人物碰巧和我性格十分吻合而已。
那些天我十分卖力，我努力在镜头前表现着自己，我想像着《鸡年》公映时我的熟人朋友观看电影时认出我那时的样子我就有莫名的亢奋。我妈我姨脸上两砣肉会夸张地跳着，嘴张着像缺氧的金鱼。我的班主任老师肯定老把鼻梁上的眼睛摘下来擦了又擦，然后说：那个小少爷怎么长得跟我们班的朱若纯一模一样？我班上的那帮男生一定眼睛睁得老大，大得能塞进一颗鸡蛋，不会吧？他们说。而女生们会噢噢地叫着，把我抬起来甩到空中，像夺得联赛冠军的足球队把他们的教练抬起来往高处甩一样。还有我爸看了会对他的同事说，看见了吧，那是我闰女，我就知道她本是个小子的料，可不知怎么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却变成了个女儿……
我没想到会遇上麻烦，不是小麻烦，是个很大很大的麻烦。
那天早上，旗人给我说戏。
“今天我们拍清兵抓人这场戏，”旗人很认真的对我说，那时戏还没开拍，他嘴里还没有口香糖，因此口齿十分清楚。
“清兵循迹找到山村来了，他们包围了安家的房院。可是没从屋里搜到那个革命党。”他说。
我没再意，不就是演戏吗，都拍了好几天了，戏都快拍完了，我觉得我成了个老手。
我在往四下里看，我是看康小为和金以奇，这几天他们一直没什么动静，有时偶尔会被旗人叫来做大群众，就是往人堆里站着，像是些活道具，连跑龙套都算不上，村里的孩子都很乐意做一回电影演员。在他们看来这事真是妙不可言，你想能进电影里，那是多么风光的一件好事？表哥金以奇也一样，他看见我老在镜头前风光，那么多的城里人都围着我转，心里妒忌死了，我从眼睛里能看出他的那种妒忌。我很同情他，可我不是导演，我是导演一定让他做个角色，至少做个小群众，给他一个特写镜头。
金以奇似乎老想有个大特写。可做大群众有时就是镜头一扫，连穿什么衣服也看不清。
旗人又在拍个群众场景了，他在监视器里看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一个男孩鹤立鸡群的站在那，比人高出了整一个头。
旗人朝现场制片挥了挥手，“看看怎么回事？”
现场制片跑了过去，“哎哎，那孩子，对，就你呢。怎么回事？”
我看见表哥不看现场制片，他扭着头看别处，他故意那么，他装傻。
现场制片只好走到他的身边，“这孩子，耳朵聋了，说你哩。”
“噢！”疯三噢着。
“你怎么回事？”
“我没怎么回事。”
“你都赶上姚明了。”制片往他脚下看去，气得吹胡子瞪眼。
金以奇脚下有三块砖，这样，看去他就比别的孩子高出一颗头了。
这计谋有点蠢，金以奇显然达不到目的，要不是他是外公的孙子村长的儿子，也许人家连大群众也不让他干了。我看见他常常一脸的沮丧。
我十分愧疚，我知道我的到来，给表哥带来很多的冤屈。我并没有恶意，可终究他不快活，这不是我的初衷。可事情到最后像老跟表哥过不去似的总沾到他的身上。
旗人大清早地找我说戏。
“这是最关键的一场戏，你要好好演。”他说。
我说：“没问题。”我想都拍了大半场戏了，怎么的我也算是经验丰富的了吧，我觉得这没什么，其实确实没什么，我说过，我觉得安涯有就是我自己，所以我演得得心应手。
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清兵要问出革命党人的下满，他们对安涯有用大刑。”旗人说。
“像红岩里徐鹏飞对江姐用刑一样。”
“比那还厉害。”
“我比江姐还坚强，我就是不说找死我也不说。”
“对，可江姐是江姐，她是成年人，又是共产党员，安涯有是个少爷，他怕痛，他只是出于义气和父亲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坚强得有个过程，明白吗？”
我说：“明白。”
“清兵用的是衙门里常用的刑法。”
“噢。”我没在意，我甚至有些开小差，我看见表哥金以奇在和场记说话，他似乎交上了寻个朋友，他们好象聊得来。
“杖刑。”
“就是打板子嘛，我在《水浒传》里见过。”
后来旗人又和我说了些剧情和人物的事，他问我台词怎么样了，我说这场戏好像我的台词不多，他说台词不多更要注意，台词不多的戏难演。
我说我知道了这又不是第一回。
紧接就进入拍摄状态，剧组人员迅速地各就各位。旗人的脸这时候严肃得像张纸，这是我的比喻，我的语文老师可能会说这比喻不太准确。我现在觉得其实有时没有准确不准确之说，因为现在人的感觉复杂多了，所以各人有各人的感觉。我那时就觉得旗人严肃表情像一张白纸。
拍摄非常顺利，接着就是旗人说的杖刑了，我被几个清兵按住了，另两个清兵举了三尺长巴掌宽的板子，因为我要“挨打”，外公外婆他们都在一边看着，外婆甚至问胡子制片是不是真的打，胡子制片说可能得下点力气，就算半真半假吧。外婆哎呀了一声，说那很痛吧？胡子制片说不会打坏人的，您放心。外公外婆当然放不下心。另外围观的是疯三那帮男孩，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我想他们动机复杂。有人或许真希望我挨上几下，有人是因为好奇，有人则想知道故事怎么继续……我才不管那些呢，演电影的诀窍在于旁若无人，我没把那当回事，在有这么一个“杖刑”的镜头，今天的拍摄就结束了。今天结束得算早，可以好好歇歇，熟记一下明天的台词。
镜头摇得很近，是个特写，要表现清兵的狠，杖刑的残酷，还有我的痛苦。
这场戏拍了一回，旗人说：“不行不行，得重来！”
旗人导演说：“杖板得抡圆些，下手要显得重。”接着，旗人举起杖板抡了一回做了个示范，然后指了指我，“另外，得把他的裤子扒了。”他说。
“什么？！”我不由叫出了声。我的声音很大，弄得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
旗人说：“扒了裤子才显得狠显得真实。”
我跳了起来，我说：“不行不行！”我的反应过于强烈了，他们当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那么，扒了裤子一切都大白于天下，那还了得？
旗人笑了，说：“你看你才多大，害什么羞？”
我拉下了脸，我说：“我不干！”
胡子制片也走过来劝我，“哎，我说，不痛的，一点也不痛，让他们下手轻点。”
我怎么说呢？反正不能让他们脱下我的裤子。
我看见场场制片在和旗人嘀咕着什么，我想他在导演出溲主意。他说，我看来蛮的，管他行不行把他按了打几板这样反倒更真实。其实现场制片说没说我根本听不见，是我瞎想的，我想要他们真那么干不就完了，我跳了起来，把头顶那带长辫的西瓜帽摘了扔在地上，还把衣褂脱了下来。
除了康小为，别的人一定以为我疯，好好的我突然像精神疯发作一样蛮不讲埋，这确实有些不近情理，他们不知道我是怕扒了裤子被人识出庐山真面目来，我当然不是怕羞更不是怕痛。
旗人严肃的那张脸看去更加怕人。他给我做工作，还有剧组的人给我做工作，甚至外公和大舅也被旗人动员了来劝我。
如果戏拍不下去，这事可就麻烦了。所有的人都很急，可在还急是急，我不能让他们脱我的裤子。为什么不脱裤子不行？
旗人说一切都要符合剧情，脱裤子更真实。
我以为我坚持一下这事就过去了，旗人却不肯妥协。事情就这样僵在那，我不敢看旗人的眼睛，我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我只把眼睛朝天上看，天上只天井那一块长方形的天，还有就是房梁和瓦。这么看去我真像个精神病患者。
大舅说：“为伢，你没事吧？”
我咧嘴笑笑，我尽量装出再正常不过的样子说，“我没事。”
大舅捏捏我的头又拍拍我的脸，他左看右看那么看了好一回没看出什么异常来。
“怪了。”他说。
我仍然还是那么副模样，人家急我不急，我当然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可我不能让他们脱我的裤子。
三
戏终究得拍下去。
旗人把几个主创找了去商量对策。其实没什么办法。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用了一个最常用的办法，上替身。不上替身又能怎么样呢？换演员是不可能的了。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可这话用到这地方不行，戏都拍了大半了，根本没这个可能。
胡子制片朝那帮男孩喊，“哎，你们谁来做这个替身？”
我想，不会有人愿意做这个光挨打吃力不讨好的替身。谁那么傻？
我想错了，有人站了出来，我吃了一惊，站出来的是表哥金以奇。
“我来，”表哥说，
场记很高兴，说，“疯三，也就你了，你这连衣服都不用换。这太好了，我替旗导谢谢你了，救场如救火呀，不，比救火还那个。”
旗人脸上现出一点晴来，“为什么要你替我谢呢？我自己亲自表示感谢。”说着，旗人真地那么拍了拍金以奇的肩膀。
我说：“不行不行！”
大家又扭过壮举来看着我，他们觉得我太过份了，换个替身也不行，这个男孩今天怎么了？
我没怎么，我知道表哥金以奇大腿那有一处伤，是表哥和那些玩伴在河滩上踢足球弄的。平常走路都有点痛疼痛难当，那几板子下去还不要他的命？
可金以奇朝我摆了摆手，说：“我行。”
胡子制片显然生我的气了，他那把胡子一颤一颤的。
“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嘛？！你这人。”
他没说你这孩子，他说你这人。我理解他这份愤怒，我没吭声。是啊，看上去我好像跟剧组作对似的。看上去我好像跟这个的每个人都在作对，当然，除了表弟康小为。
“你今天吃错药了吗？”胡子制片说。
要不是旗人扯了他一下，恐怕他还要说下去。他没再说什么，脸却一直黑着，我悄悄看了看外公大舅他们，他们的脸也黑着。我是怎么了，我从来不这么的，可这该死的游戏这回把我拖入深渊了。可我后来一想，不是和康小为换了身份，安涯有这个角色能轮到我吗？我有些糊涂了。我想，这事得怪那个编剧，为什么当初偏偏要编这么个情节出来呢？还有导演，他编他的，你可以不用嘛。这么个鬼主意，偏要扒了裤子打屁股，还说有出效果，出什么效果，不就白白嫩嫩的两辨屁股。
拍摄继续着，旗人说先试试镜。他一挥手两个清兵把表哥按在地上，哗啦一下把裤子扒了，抡起的板子打在表哥的屁股上。本来旗人跟我说声效必须跟上的，就是说板子落下那声凄厉惨叫由我嘴里发出来。可我那时心乱得很，居然忘了这档事。但那声惨叫却适时地在空气中颤响。
是表哥嘴里迸出来的，那不是装的，那是一板子下去的真实反应。
“很好很好！”旗人很满意。他一定觉得那很真实，那当然真实。
“就按刚刚这种状况进行。”他跟表哥说。
实拍开始了，两个清兵手里的板子轮得像风车那么连连打在金以奇的可怜的屁股上，一声声惨叫在老屋盘旋。我闭着眼睛，那些板子像抽在我的心上。我想表哥真的很不错，他不是为了上镜头，他知道镜头上没他的脸只有他两辨屁股，他明知道做的是替身这事有点那个，可是他顾全大局。
我心里很难受，好不容易忍住眼泪没哭出来，那天我后来的表演效果有点问题，旗人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晚上我一个人躲在屋里哭了一场。
有人敲门，我抹了一把眼泪把门打开，是胡子制片，我有些惊讶。要知道在剧组制片最辛苦的就是制片主任了，一天的劳累，往日这时候早就鼾声连天了。而且他们住在学校那边，外面这时还下起了雨。这么晚他找我干什么？
胡子制片说：“我是向你道歉来了，下午我不该对你那样。”
我又哭了起来，这再一次引起他的误会，他搓着两只大手，不住地摇着头，一脸的悔疚。我想跟他说他做得没错，搁谁谁都会那么，错的是我。可我说不出，哭得很厉害。
胡子制片说：“你看你，怎么像个女孩子，老哭？别哭了别哭了。”
我立即止住了哭声，我想我又无意间暴露了我女孩的本性。是阿，男儿有哭不轻弹，我不该哭。
我说：“谢谢你！”
胡子制片愣了，他又像看个怪物那么看我。
我说的是真话，胡子制片的这片真诚让我很感动。像我妈我爸，要是错了他们绝不会认错的，更不会来向我当面道歉。我觉得做男人当然不仅是男人凡是勇敢正直的人，都该像胡子制片这么。
胡子制片走了以后，我立即去了表弟康小为那，康小为好像也没睡，似乎也正在深思什么，我以为他在做奥赛习题。
我把我的打算说了，我以为他会很吃惊，至少这个重大决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可康小为表情很平静。他说：“怎么？！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刚才还这么想呢，我刚才还想过去跟你说这事。”
我说：“这就对了！”
康小为说：“我想也是！”
我说：“那就这么说定了？”
康小为伸出右手的小姆指，我也伸出那根指头，我们拉了拉。然后我说：“好好睡吧，明天我先说。有什么事我全兜了。”
康小为说：“那不行，我兜了，我是男孩。”
我哈哈的笑了起来，我笑得什么似的，我把表弟笑愣了。显然笑声在寂静的夜里穿墙而出传出老远。外婆他们也听见了，外婆在那边不知我们笑什么，喊了几声我的名字。我说我们在说笑话哩。我听到外公和外婆的嘀咕声，他们大概觉得这有些疯，深更半夜的还不睡表姐表弟的两个人在说什么笑话。这实在太有些反常。可我还是笑着，我不是觉得这事好笑，我是太高兴了，表弟康小为已经完全抛弃了那蔫不拉叽的一面，已经真有点男孩子的样样了，而我是不是也认识到了我过去不曾认清的许多东西呢？这好像和学习呀功课什么的没有关系，但绝对关系到一个少年的成长。
我也觉得该睡觉了。
我说：“睡吧，明白还是我来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事情是我提议弄的，我就是罪魁祸首，这和男孩女孩无关，是吧？”
康小为支着头，没点头也没摇头。
8月23日至10月12日于海口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