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九变篇》
将帅有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只知拼命死战的心理，会被杀死；有贪生怕死的心理，会被俘虏；性情急躁的，会因为经不起刺激，从而失去理智；爱好廉洁的名声，会不能忍受羞辱；爱护民众，并且竭尽全力的保护民众的，会导致过多的烦劳。所以这五种心理弱点，是将领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牺牲，必定是由于这五种危险引起的，是不能不仔细慎重的。
这里孙武把将帅性格上的“五危”与“覆军杀将”、战争胜负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将帅的个人修养问题，难怪他语重深长地告诫为将者“不可不察也”。其实“五危”也是将帅不“智”、不懂权变、一味固执的表现，这也从反面论证了为将者“智”之重要性。关羽矜于名节，邈视陆逊，导致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司马懿甘受“妇人之辱”，终让诸葛武侯英雄无用武之地，老死五丈原；刘备不听劝阻，“怒而兴师”，终落个被“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悲惨下场……这些都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佐证了孙武论断之英明。
三国时期，孙权计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关羽死后，孙权将关羽的头颅献给了曹操，企图嫁祸曹操。曹操识破孙权诡计，以重礼安葬关羽。蜀中人知道后，都对孙权恨之入骨。
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不听诸葛亮和上将赵云的苦苦劝说，率水陆两军四万多人马，远征吴国。刘备深入吴境数百里，在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包围了东吴先锋孙桓。东吴诸将纷纷要求主将陆逊派兵增援孙桓，陆逊认为孙桓能够守住夷道，一概拒绝；诸将又要求去迎击刘备，陆逊认为刘备连克吴军，士气正旺，吴军不宜出战，因此，也拒绝了诸将的建议。
就这样，蜀军与吴军从二月一直对峙到六月，吴军没有退后半步，蜀军也未能前进半步。
时值盛夏，烈日当空，蜀军水兵在船上难耐酷热，只得离船上岸，在夷陵一带依沟傍溪扎下营寨，躲避酷暑。陆逊见刘备的军营绵延百里，且都在树林茂密的地方，于是制定了火攻破蜀的计划。他命令水路士兵用船舰装载裹有硫磺、硝石等引火物的茅草运到指定地点，又命令陆路士兵数千人拿着茅草到指定地点去放火。这一天傍晚，蜀军相连的数十座军营自东向西北连续起火，蜀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几十座军营全被烧毁，陆逊乘机掩杀，蜀兵死伤无数。
刘备在众将的拼死保护下好不容易逃到夷陵马鞍山（湖北宜昌西北），陆逊随后追至，将马鞍山团团围住，又在山下四周放起火来。刘备束手无策，只好连夜逃离马鞍山，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逃命。吴军紧追不舍，蜀将傅彤身负重伤仍拼死搏杀，刘备这才幸免一死。
刘备因怒出兵，大败而归，蜀国元气大伤。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又气又悔，不久就一病而死。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义气之深厚是全书一个闪光点，但这也确是造成蜀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关羽败走麦城开始，蜀就开始走“下坡路”，几次重大失误都是由这个“义”字而起。
为将者不仅要有谋略，更要有沉稳、坚毅的品格，所谓“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敌”，一时的感情冲动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孙子兵法》与政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是亲日派的头领，在日本人的纵容下，何应钦借“救”蒋介石之名，指挥部队向西安逼近，以促使张学良、杨虎城早日杀掉蒋介石，他好乘机登上“委员长”的宝座。东北军、西北军和西安的广大人民恨透了蒋介石，一致要求杀掉蒋介石。
杀不杀蒋？如何处置蒋？张学良的意见是：逼蒋抗日，只要蒋同意抗日就释放他；杨虎城则指出：决不能放蒋，蒋是个阴谋小人，放了他，肯定会遭到蒋的暗算。张学良和杨虎城拿不定主意，决定邀请共产党人来商讨处置蒋介石及抗日救国大事。
毛泽东接到邀请电后，立即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于12月16日黄昏赶到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跟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肯定了张学良的主观动机，然后说：“捉蒋是件大事，蒋介石的实力还照旧保存着，处理蒋要慎重。现在，西安有两种前途，一种变好，一种变坏。杀了蒋，不但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爆发更大内战，不但不能抗日，反而给日寇提供了机会。”张学良完全赞同周恩来的看法。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杨虎城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政党，地位是平等的，当然可战可和，我们是蒋的部下，放掉他，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周恩来说：“捉蒋就是为了抗日，杀了他，引起内战，日本人巴不得这样做，岂不是事与愿违？当然，释放蒋介石，应该有条件。”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劝说，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也同意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被捉后，宋美龄先派英国人端纳将何应钦的阴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随后，又亲自与宋子文去西安看望蒋介石。周恩来与宋美龄等人经过缜密协商后，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然后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共产党代表来了，害怕杀掉他，连说：“不见！不见！”待见到是周恩来时，才尴尬地站起来打招呼。
周恩来严肃地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我们大家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像是在忏悔，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算旧账的，只要蒋先生能接受张、杨两将军的意见，改变以前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不仅主张放蒋先生回南京，而且支持蒋先生统一领导全国抗战。”
蒋介石在沉默片刻之后，终于完全同意了“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将者五危”越是在关键、危机重重的时刻，越容易使将领深陷其中。因此，在这时，将领们要时刻想到自己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冷静自若，有大将风范，才能扭转乾坤。
我党领导人的沉稳冷静、大局为重的风范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内乱”的阴谋，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孙子兵法》与经济——塑胶大王成大业
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被人称为台湾的“经营之神”。
王永庆出身贫寒，靠当米店小老板起家，积累了一笔财产。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府意欲发展塑胶工业，并派懂化学工业的企业家何义出外考察。何义考察回来后，认为在台湾生产塑胶，根本无法与日本竞争，悄然隐去。此时，王永庆对塑胶还一窍不通，但他认为台湾岛各地都有烧碱生产，可为塑胶的生产提供丰富的氯气资源，而且，塑胶市场前景不可估量。1954年，王永庆排除各方干扰，与人合作，创建了台湾第一家塑胶公司。
王永庆的塑胶公司以月产100吨的速度投入批量生产，但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产品大量积压。股东们担心自己的投入会白白抛人大海里，相继要求退股。王永庆狠狠心，倾尽家产，购下所有产权，独家经营。他的对策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和售价，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户。
但是，市场上的日本产塑胶粉不比他的差，价格也便宜，王水庆的产品在仓库里堆积如山。“难道真的像何义预言的那样，只有死路一条？”王永庆被逼上了绝路，他也曾想把产品运出，但台湾不过是一个孤岛，远程运输，昂贵的费用就掏不起。看来，出路还只能在台湾岛上。
“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换句话说，就是：我就是市场。他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塑胶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
王永庆的惊人之举得到了台湾有识之士的支持，他很快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创建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塑胶加工厂，并更新了塑胶厂的设备。
塑胶加工厂投产后，两厂互补的生产优势立即大放异彩。王永庆独占了台湾的塑胶市场，无人可与他匹敌。受此启发，王永庆发现塑胶业与木材业结合，市场更为广阔，于是他又先后建立了“新茂木业有限公司”、“台湾化学纤维有限公司”，开始生产新颖、别致、利润大的特种工业品。1973年，世界性石油危机中断了台塑基础原料的供应时，王永庆果断地在海外投资建成全球最大的轻油裂解厂，使自己的台塑集团再不为基础原料的供应而担心。
目前，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拥有4万员工，总资产近40亿美元。
面对着事业中的“转变”，当你因为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是沉着冷静，越挫越勇，还是自乱阵脚，望而却步，这是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业的分水岭。
王永庆在事业低潮期表现出的胆识与气魄，使他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台湾“塑胶大王”。正是坚韧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才使他立于今天的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与处世——张学良处变不惊
1928年，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作战失败，由北京乘火车退往东北沈阳。由于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侵占满蒙的全部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对张作霖极为不满，决心除掉他。4日清晨，张作霖乘专列经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6月4日，恰巧是张学良的生日，这天，他正和杨宇霆、孙传芳及军团部高级幕僚们在北京的寓所万宇廊聚会。接到奉天密电，得知父亲被炸的消息后，张学良悲痛欲绝。他知道事关重大，绝对不能慌乱，故表现得十分镇定。此后十几天，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充分表现了张学良处变不惊的个性。
首先，张学良同杨宇霆等人进行商议，将所辖部队的撤退细节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并把自己的军团部安全撤退到滦县。然后，他把军团的指挥权交给杨宇霆，自己则秘密地从滦县乘车，启程返回奉天。为了遮人耳目，防止日本人再搞阴谋加害自己，他特地剃了发，换上灰色的士兵服装，化装成伙夫模样，乘坐普通的闷罐军车，安全回到奉天帅府。
张学良回奉天后，见到父亲被炸的惨状，伤心至极，号啕大哭。但由于他刚到东北，一切事情均未安排妥当，如果消息外露，可能会引起动荡和混乱，日本人则会乘机混水摸鱼。张学良忍住悲痛，决定保密不发丧，对外只是谎称张作霖虽然被炸受伤，但并无生命危险。他严禁闲杂人员进入张作霖卧室，每天仍令厨房给张作霖“开饭”，令医生给张作霖“换药”等等，不露一点破绽。日本人虽然多次派人设法打听，但都被巧妙应付过去。张学良将各方面的事情都作了精密安排之后，才于6月21日正式给父亲发丧。7月4日张学良子继父业，任东北保安司令。
日本人本想通过制造皇姑屯事件，除掉对其已无大用处的张作霖，趁张作霖死后引起的混乱，攫取更大更多的权益。他们估计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可能会急于为父报仇，而使东北陷入混乱，日本就可趁火打劫，出兵东北，用武力彻底解决问题。哪知张学良竟能如此处变不惊，平静地处理了这一突发事变，稳定了东北局势。张学良以自己的智慧挫败了日军的阴谋，摆脱了危机。
日本人炸皇姑屯事件，中外震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少帅张学良的身上，因少帅、东北及中日关系的敏感性，一个很小的举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此时的张学良可谓有“大将风度”，面对家仇国恨，仍不动声色、从容不迫，稳妥安排好大局，显示出他极高的个人修养与沉稳的个性，在此大事故中的不惊不慌，确实是人中英杰。
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点气量从容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