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髹饰意蕴
髹，或作鬃，“以漆漆物谓之髹”。髹即用漆涂刷器物。饰，则寓漆之装饰和饰纹之意。所谓髹饰，乃髹漆和漆饰之综合义，既指用漆来装饰器物，亦指以漆为文饰的制品。
漆器，是最有特色的中华传统工艺之一。
关于漆用，《考工记》上有这样一则阐释：“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这是典型的“以己度物”、“缘心感物”的中国式思维。在中国人看来，人造器物像人一样是有灵性的生命肌体，它们同样耐不得过多的霜露，于是要以漆为裳，由漆来代受大自然的霜寒露湿。
《髹饰录》主张“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作为漆艺制作原则，它显示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象制器”的中国式创造理念。其意思是说，制造漆器要师法自然而巧依之；其内质即如人体结构，骨肉相边；其文饰则随自然气象，阴阳变化。古人对漆用漆艺的理解和把握，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博爱、智慧和人文情怀。这些精神因素是漆器超卓品格和妙不可言的魅力的根源和底蕴。
其实，“漆器”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因为除了脱胎漆器是纯漆所制外，多数“漆器”不过是以漆饰物。还是古代说法——“髹饰”，更贴切达意。
漆，最早没有“水”旁，是个象形字。《说文》曰：“木汁可以髹物，……如水滴而下。”可见，漆字本义是指出于树木、可用来髹饰器物的天然汁液，即一种天然漆。就现代意义而言，作为黏液状涂料的统称，漆包括天然漆和人造漆两大类。但是，几千年来，中国髹饰之漆皆为天然漆，即产出于漆树的天然树脂涂料。它构成中国传统髹饰工艺的准确注脚之一。
天然漆系中国特产，产地广布于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中国人称天然漆为大漆，又名土漆、中国漆。刚从漆树上采割下来的生漆为乳白色胶状液体，接触空气后，逐渐氧化，由褐色转成紫红色以至黑色，至此即成熟漆。
漆工把大漆由生到熟的颜色变化，总结为“白似雪、红似血、黑似铁”。大漆自行干燥后的漆膜，坚硬而富有美丽的光泽，具有独特而优良的透明性、耐久性、耐磨性、耐热性、耐油性、耐水性和耐溶剂性，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卓越漆料。生漆或熟漆是配制各种漆料的基本成分．如调和熟桐油即成广漆，调配颜料贝叮成各种彩漆，其他如推光漆、明光漆、银光漆、笼罩漆等，都是用生漆或熟漆为基料调和配制的。彩漆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朱漆即红漆，所调入的成分是天然矿石硫化汞——银朱。其色泽鲜艳沉稳，经久不变，既可髹涂又可描绘。
据《韩非子·十过》记，虞舜时期，“斩山木而材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为食器。”原始髹饰器物，是实用的木胎食器，所髹之漆为黑漆（即漆墨）。至于大禹时期，髹饰器物大受重视，以至食器转型为祭器，且以黑漆和红漆分髹器体之外内，即所谓“舜禅天下而传人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髹漆制式，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漆碗完全一致。这件木碗，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髹饰器物。红色与黑色，从此成为中国髹饰工艺的色彩象征，一种亘古流行的漆色传统也从此奠定。尽管未解其中奥妙，但是，漆朱与漆墨，实实在在地主导了数千年中国髹饰的装饰格局和色彩基调。
只能说，那绚丽而沉雄、明快而敦厚、光耀而幽邃的流漆朱墨，最吻合中华民族深邃旷远、蕴藉沉静的心志与情怀。
髹饰工艺的一般程序是：用木材等构成胎体，造型后在其上作地（包括涂猪血老粉或油灰、压麻糊布，经一麻五灰十八遍后再钻桐油），等其干透则髹漆三遍，再磨推出亮，制成漆胎；复在漆胎上，或镶嵌，或雕填，或彩画，或刻灰，施以装饰而至最终完成。髹饰的胎型几乎没有限定，有木胎、竹胎、篾胎、藤胎、布胎、皮胎、金胎、银胎、铜胎、锡胎、陶胎、瓷胎，还有夹纻胎以及脱胎等等。用于髹饰工艺的装饰材料十分丰富，常用的有螺钿、蛋壳、玉石、彩石、玛瑙、绿松石、珊瑚、象牙、珍珠以及金银等，它们的介入是对“漆黑”的冲破和衬托。髹饰工艺的装饰手法也十分丰富，其中主要者为镶嵌、雕填、刻灰、堆漆、彩画和雕漆。就艺术效果而言，这些手法可以化“漆黑”为“亮丽”。
（第二节）漆艺历史
自从萌生于新石器时代后，髹饰工艺随历史放步数千年，潇潇洒洒，一气相贯，发展至今。
商代留下的是“花土”和残片。所谓“花土”就是雕花髹饰木器印在墓葬夯土上的痕迹，这在殷墟武官村和安阳西北冈等墓葬中多有发现。从依稀可辨的饕餮纹、龙纹、虎纹、回纹印迹上，可知当时的髹饰纹样与青铜装饰风格相似。红地黑花的髹饰残片，记录了商代漆艺的色彩形式。有的花纹中还嵌有绿松石或贴饰金箔，看来镶嵌和贴金装饰手法已经运用。作为后世螺钿的前身，镶嵌蚌泡在周代髹饰工艺中普遍流行。车辆、兵器和编织物等，在当时都是髹漆的对象。
冶铁业的崛起，带来手工工具的变革，春秋战国的髹饰工艺也为之促进，生产和发展空前繁荣。性能优越、轻便实用的髹饰物，构成对青铜器的冲击，在生活日用方面尤其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出现了木片椿粘胎、皮胎和用漆灰麻布制成的夹芝胎，丰富了器型并增进了变化。髹饰物中既有耳杯、豆、笾、盘、盒、奁、案、几等日用器，还有盾、瑟、钟鼓架等兵器、乐器。采用描绘、银扣、针刻等手法处理的饰纹，包括动物纹、云气纹、几何纹和狩猎、舞蹈、车骑人物等，皆构图精巧，色彩鲜丽（多为黑地红纹），形象生动活泼。战国髹饰工艺，以南方楚国最为发达。绚烂绮丽的远古传统，在楚地的髹饰物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湖北江陵出土的彩绘漆座屏、双凤鼓架，湖南长沙出土的彩绘漆奁等，都是一代卓越漆艺的代表作。
发达的战国基础，支起了中国髹饰艺术史上伟大而辉煌的丰碑。这丰碑刻满了飘荡的云气、奇异的鸟兽、惊险的狩猎、欢快的歌舞、气派的人物……它们表述着大汉帝国的雄强和浪漫。无论产地产量，无论品种技艺，汉代髹饰工艺都胜出战国一筹。所谓“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巨大投入，显示了其时统治者对漆艺的奢华追求和高度重视。这对漆艺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代出现了漆礼器等新品种和漆鼎、漆钫等大型器物，造型样式较战国丰富且变化多端，譬如漆盒就有圆、方、长方、椭圆、马蹄、鸭嘴等多种形式。造型讲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表露出巧妙的设计匠意，如一个大圆盒中容纳不同形状小盒的“多子盒”，既节省位置，又和谐美巧。在保持战国格式的基础上，汉代漆艺装饰更趋程式化、图案化，具有非常强烈的节奏感和线条流动感，装饰韵味十分浓厚。装饰手法除最为主要的彩绘外，铜扣装饰发展很快，贴金片应用更广（为唐代“金银平脱”的铺垫），还出现了玳瑁片镶嵌（为“螺钿”的先例）和堆漆装饰。漆色上，除保持红黑格局外，还向多彩方向发展。
其时，楚地已失去了往日的盛势，漆艺中心转移到四川的蜀郡和广汉郡。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竟达500件之多，其技艺之精、品种之全、形色之多，令四海瞩目，是髹饰工艺史上的一批珍贵之作。湖北襄阳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奁，其上绘纹可谓中国古代人物装饰图案的代表作。朝鲜乐浪王盱墓所出一批精美的实物，表明中国漆器已远行四方。
青瓷于六朝的发展，削弱了漆艺在日用生活领域的影响。但是，髹漆技术却取得了三项突出的成就：利用夹芝法塑造可供游行的佛像；用数种色漆或深浅不同的单色漆交混而产生斑纹变化的斑漆；呈色暗绿、深沉静穆的绿沉漆。可见，色漆和调色技术在当时有新的发展。
雄厚的国力和丰腴丽韵的审美时尚，将唐代漆艺推向富丽华美一途。汉代的贴金片在大唐演成金银平脱装饰法，并新创了一种称作“推光”的研磨工艺。以螺片镶嵌作装饰花纹的螺钿工艺，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洛阳唐墓出土的花鸟人物螺钿镜和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一件以螺钿为饰的五弦琵琶，都极为瑰丽工巧，是当时螺钿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后来称为剔红（用朱漆）的雕漆工艺，是唐代的一项新创造。其做法是先在漆胎上髹漆数十层，累积一定厚度后，再施以雕刻，“雕法古拙可赏”。
从宋到元，漆艺作风日呈成熟之美，品格精雅而不失纯朴。
在继续发展和提高彩绘、螺钿、雕漆等传统技艺的同时，宋代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髹饰技法，其中以金漆和犀皮最为突出。金漆，顾名思义是指用金粉作为漆器的装饰，主要有戗金和描金两种做法。以特制工具在漆面雕纹，将漆上在纹线中，再填以金粉，此即戗金。它为宋时所创，但雏形却可追溯到战国的针刻。根据此法，填以银粉称戗银，填以彩漆则称填彩。描金也称泥金，是用金粉直接在漆地上描绘纹饰。浙江瑞安出土的描金堆雕漆盒，便是用描金作优美装饰的一件精品。犀皮的做法是：先用稠漆在器胎上涂出凹凸不平的漆层，干后再分层髹上各种色漆，最后用磨炭打磨，并显现出如同“片云、圆花、松鳞”的斑纹。以斑纹为征的犀皮，实际是六朝的斑漆的发展。
元代髹饰工艺特别是雕漆和戗金，有着显著的发展，技艺更为精湛。尤擅剔红的浙江漆工张成、杨茂，其成品名重一时，且传扬海外。在日本，他们被誉为“堆朱杨成”，他们所在的嘉兴西塘杨汇，当时成了中国漆艺的一个重要产地。
明初永乐时，皇家漆艺作坊“果园厂”在北京设立，由张成之子张德刚掌理艺事，为宫廷髹漆造器，所出雕漆卓越空前，誉称“厂制”。以“厂制”为代表的明代雕漆，刀法圆润精熟，纹饰饱满生动，格调浑朴古雅，可谓中国雕漆艺术的最高典范。除官家作坊外，明代遍布全国的民间漆艺作坊也取得很大成就，并涌现了许多名工巧匠。例如，嘉兴有以“姜千里式”螺钿为名的姜千里，习倭法而自成“杨倭漆”的杨撷；扬州有创制“周制”百宝嵌的周翥；苏州则有以金漆彩绘名世的蒋回回。问世于明代的《髹饰录》，是对中国髹饰工艺史的一大贡献。这部中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艺专著，由安徽新安著名漆艺家黄大成写成。它详细叙述了漆材、漆工具、制漆诸病、色漆制配以及种种髹饰方法，并系统阐述了漆艺的制作原则，对髹饰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髹饰艺风，总体上趋于纤细繁缛，有失传统漆艺的浑朴健美。但髹漆技术于清代全面发展，并逐步形成北京（雕漆）、扬州（螺钿）、福州（脱胎）等各有特色的制作中心。这种专业生产格局一直持续到当代。乾隆时期，福州艺人沈绍安运用传统夹纻技法，创造了脱胎漆器，这是一种纯粹的漆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