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地区，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曲艺文学得到了发展。瞿秋白、彭德怀和各级领导干部热情推动说唱艺术发展，创作了新的说唱作品。瞿秋白参加修改的鼓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参加抗日战争的作家和民间艺人都积极利用曲艺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作家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等人的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的作家也积极创作曲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女性》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文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很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曲艺改革工作。一方面帮助民间艺人整理优秀的传统作品，使其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新的提高；一方面积极创作、改编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作家有意识地借鉴评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写出了一批长篇小说，如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都为艺人所乐于演述。短篇鼓曲作品数量更为丰盛，每一个曲种都积累下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品，长期传唱于曲坛。其中如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李三宝》《武功山》，鼓词《渔夫恨》《黄继光》《光荣的航行》《石不烂赶车》，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快板《战士之家》《学雷锋》，以及相声《买猴儿》《夜行记》《昨天》《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大量优秀创作，都发挥了曲艺艺术的特点，做到了继承与革新，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繁荣曲艺创作开拓了新的道路。
少数民族的曲艺文学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说唱艺术传统。由于民间歌手的代代相传，不少优秀传统作品得以流传下来。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中还保存着远古的神话传说，如万物起源、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以及与自然作斗争的故事等，可以看出其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如维吾尔族的《阿里甫·埃尔吐额阿》在3～7世纪就已传唱；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结构宏伟，经过长时期的增饰而日益丰富；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传到现代又有新的改编本。只有900多人口、没有民族文字的赫哲族也有不少歌颂英雄的说唱，如《希尔达路莫日根》等几部长篇作品已经记录汉译出来。这些说唱作品都具有极为珍贵的文学价值。歌唱男女坚贞相爱、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作品也很多，如朝鲜族的《春香传》，哈萨克族的《萨丽哈与萨曼》，苗族的《娥尼和久金》，侗族的《珠郎娘美》等，都以感人的内容和瑰丽的艺术色彩见称。藏族的说唱“喇嘛玛尼”，演唱时张挂画轴，与唐代的变文极为相似，传唱到现代的曲目《文成公主》，歌唱了汉、藏民族关系和睦的佳话。同时，与汉族文化交流影响较深的蒙、壮、侗、回、锡伯等民族，长期以本民族说唱形式传唱着汉族的《三国》《水浒》《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也都创作了新作品，反映了民族生活的新变化。影响最大的作品有蒙族了好来宝《铁牛》《富饶的查干湖》等。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统曲目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短篇鼓曲和相声作品，选择其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做了整理加工，去粗取精，注入新的血液，使其继续传唱。对于长篇大书，从选择书中精彩部分入手，逐渐推动对全书的系统改造工作。短篇说唱如《穆桂英指路》《双锁山》《鲁达除霸》《闹江州》《偷石榴》《卖丫环》《周仓抢娃娃》等；相声如《关公战秦琼》《改行》《扒马褂》等；滑稽如《七十二家房客》《调查户口》等，经过整理以后，突出了主题的积极意义，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同时通过对一个曲种的整理，推动了其他曲种移植演出，扩大了影响。长篇书词如弹词《描金凤》中的《玄都求雨》《老地保》两回；《珍珠塔》中的《方卿羞姑》一回；《顾鼎臣》中的《花厅评理》一回等，经过整理以后，剔除了原作歪曲人物形象和不合情理的情节，重新作了剪裁加工，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其情节完整，独立成篇，取得了很多成果和宝贵经验。在十年内乱中，这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正在逐渐得到恢复。
对传统曲目的整理工作，在大部分书目中仅限于剔除封建迷信部分，而对于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违背历史真实和艺术上过于粗糙之处，还缺乏细致认真的加工整理。如《杨家将》《岳飞传》里的民族战争性质问题，缺乏正确的描写，细节中还多有不妥之处；《隋唐》《英烈传》《西汉》等书塑造的农民起义英雄人物，还多以旧的道德观念来评骘是非。
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为繁荣曲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编演新曲艺蔚然成风。各个地区、各个曲种都出现了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大部分收集在《建国十年文学创作曲艺选》《〈解放军文艺〉百期曲艺选》和各地区编选的曲艺创作选集及个人作品集中。同时，将小说、戏剧、电影等优秀作品改编为曲艺作品的，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李双双》等，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按照说唱艺术的要求加以丰富和剪裁，重新结构安排故事情节，力求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对于繁荣曲艺文学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此外，用新的思想、观点编写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曲艺作品，如《正气歌》《血溅山神庙》《愚公移山》《张羽煮海》《中山狼》等，丰富了曲艺的题材，有利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审美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曲艺创作取得的这些成果，主要是作者深入生活，体验群众的思想感情，把握时代的前进脉搏而取得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使曲艺创作重新走向繁荣。1980年举行的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评选工作，选出了1977～1980年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不正之风》，评话《挂牌成亲》，弹词《春到银杏山》，唱词《春到胶林》《难忘的一课》，快书《唐僧行贿》《红日照西安》等58篇作品，编辑出版，反映出曲艺创作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第二节)临淄曲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曲艺只是极小的一朵奇葩。古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文化艺术的音乐、曲艺等，更是浩如烟海，形成多种多样，备受青睐。
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苏秦对临淄做过的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之说；从论语中述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闻韶之说以及齐宣王组织庞大的吹竽乐队、南郭先生得以“滥竽充数”的故事，都说明当时齐国文化的发达。
在这块富有民族曲艺传统的土地上，古代的曲艺民歌又代代繁衍创造，形成了今天富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曲艺和民歌。
清末民初，流传着的民歌尚有《赶牛山》《四大景》《四小景》《鸳鸯扣》《放风筝》《绣花灯》《鸳鸯嫁老雕》《双蝴蝶》《打秋千》等百多首，吹打乐曲《泰山望景》《小游湖》《斗鹌鹑》《庆丰收》《将军令》等二十余首，伴奏杂耍的民间大鼓遍及各村，鼓谱主要有《玉狮子》《青龙过河》《清堂鼓》《八股穗》《一窝猴》等。
1950年临淄邵家圈人，现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教授的教育家，二胡演奏家陈振锋先生取材临淄民歌改编为二胡独奏曲《寒鸭戏水》独具一格，备受欢迎。
1938年在纪念，“九一八”7周年的日子里由李人凤写词、陈振锋谱曲的《血雨腥风》成为抗日战歌中不朽的乐章。
1956、1979、1982年区文化馆三次对民间音乐进行发掘、整理、选优秀者六十余首，汇编成集。其中部分较有代表性的编入市、省民间音乐汇编。《双蝴蝶》《荣莉花》被收入《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山东卷）。《丰收乐》《小游湖》《斗鹌鹑》《泰山望景》《小开门》《得胜令》被收入《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
1955年临淄区文化馆先后以传授班形式，推广外地优秀舞蹈《当子舞》《锯碗》《十大姐》《看庄稼》《丰收舞》等。1974年区文化馆创作的儿童舞《拣麦穗》《扫雪》均获市会演优秀节目奖，后加工为《我为祖国织春光》参加了省歌舞会演，1985年创作的歌伴舞《小鸭子》《小青蛙》参加了省会演，分别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曲艺方面，临淄过去没有组织形式。各自串乡演唱。1952年县成立曲艺领导小组，经过考核，选拔了11名有一定演唱水平的曲艺人成立了县曲艺队。持县文教科发给的“准演证”串乡演出。是年冬县文教科于辛店宽宏街建成临淄县第一个专业书场。固定演职员6人。到1958年，因收入不能维持艺人生活，书场关闭艺人自散。
1962年县文化馆对曲艺人员重新登记，通过组织整顿、分编为两个演唱小组，串乡演出，以说新书为主。
1978年区文化馆成立了半农半艺的“临淄曲艺队”持文化局证明，在本区巡回演出，1979年发展到11人。演出曲种有“西河大鼓”“评书”。演出曲目：传统书目主要有《七侠五义》《杨家将》《血手印》《金鞭记》《十扇图》《回龙传》《三国志》《说岳》《五女兴唐传》等。现代书目主要有《杨桂香》《三上毛驴》《卖苇席》《模范配》《雷锋》《智取威虎山》《烈火金刚》《洪嫂避孕》《铁道游击队》等。
1982年曲艺队吸收魔术演员3人，增加魔术节目，改组为“临淄区曲艺魔术队”。
不论什么艺术形式都是人所创造和发展的，在临淄这块土地上，自然有不少热衷于音乐、曲艺的人们。除以上说到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陈振锋先生，还有朱台村的朱佩东、刘家寨的刘宪章、王青村的王士义等当代知名的曲艺能手。老民间曲艺能手朱佩东，从小就学会了唢呐、二胡、笛、箫管等多种乐器，随民间吹手班走遍了淄博、惠民、潍坊等地区的十几个县。
自编自演的曲艺知名人士，刘家寨的刘宪章别具风格，铺纸挥毫，可洋洋千言，顺理成章，自己写成词，编上谱，尚有个旧时代高雅文人的风度。一旦入迷地演唱起来，小曲古书，莲花落形式多样，不论是走亲访友，街头巷尾，没带乐器，击打瓦缶也可一本正经地热闹半天。
优秀曲艺名人王青村的王士义先生，自幼酷爱音乐，自学了二胡、笛、萧等多种乐器，对民歌尤其热爱，所学民歌有60多首，现在已77岁的人了，仍能熟练地唱出40余首，他演唱的民歌，各具特点，雅俗皆备，行腔委婉，韵味甚浓。一提到乐曲便精神抖擞，连他自己都叹为“偏才”。唱上“瘾”来什么都会忘掉。他所唱的民歌主要有：《茉莉花》《大花鼓》《放风筝》《翻花》《叩头枕》《拧绳》《赛白娥》《赶花山》《大审青杨》《十杯酒》《拜年》《老汉本姓王》《一盘饼鳌》等。年近八十的王士义对这些民歌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每提到一首，往往赞誉几句、或情不自禁的唱了起来。
王士义老汉精神矍铄，连唱带说，老伴插话都拦他不住。也正因为临淄有着众多像王士义、刘宪章等这样热心曲艺的人，才会有临淄地区曲艺的如此兴旺发达。
(第三节)曲艺曲种
曲艺艺术的种类。根据艺术特点、音乐曲调、语言、起源地点、流行地区等的区别可划分为许多不同曲种，例如扬州评话、山东琴书、相声、河南坠子、京韵大鼓、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好来宝、赞哈、大本曲等。
一、联弹
曲艺的一种表演形式。几种乐器合奏称为“联弹”。过去梅花大鼓演出时，曾有穿插“换手联弹”、“七音联弹”等的演出形式。
二、大鼓
曲艺的一个类别。又名鼓书、大鼓书。一般认为清初时形成于山东、河北的农村；一说大鼓旧称“鼓词”，或从鼓词演变而成。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各省、市，兼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安徽大鼓、上党大鼓、湖北大鼓、广西大鼓等数十个曲种。各种大鼓多数由一人自击鼓、板，一至数人用三弦等乐器伴奏，也有仅用鼓、板的。大多取站唱形式。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早期曲目以中、长篇居多，有说有唱；后多偏重短篇，只唱不说。传统曲目往往是相通的，题材广泛，以历史战争故事和男女爱情故事居多。由于流行地区不同，伴奏乐器、唱腔等也有所不同。
三、琴书
曲艺的一个类别。又名扬琴。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故名。包括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翼城琴书、武乡琴书、四川扬琴、云南扬琴和北京琴书等曲种。各种琴书起源不一，多数由当地民歌、小调发展而成，有些则明显受滩簧、南词的影响或由大鼓演变而成。表演形式不一，有一人立唱、两人或多人坐唱和走唱的，有的则分角拆唱。唱词也根据其乐曲，有七、十字句和长短句之分。有说有唱，一般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伴奏乐器除扬琴外，也兼用三弦、二胡、筝、坠胡等。
四、牌子曲
曲艺的一个类别。凡将各种曲牌连串演唱，用以叙事、抒情、说理的曲种都属这一类。在曲式结构上通常取由曲头、曲尾，中间插入许多曲牌连缀而成的联曲体结构。包括单弦、大调曲子、四川清音、湖南丝弦、广西文场等。一般为一人演唱，也有多至五、六人的。伴奏乐器不一，流行在北方的牌子曲多以三弦为主，南方的牌子曲则多以扬琴、琵琶、二胡等为主。各种牌子曲的曲牌数量多少不一，有些曲牌如<银纽丝><寄生草><剪剪花><叠断桥><满江红>等，往往为各地牌子曲所共有。
五、活儿
曲艺名词。北方一些曲种称曲艺节目为“活儿”“活”。如“蔓子活”“段儿活”等；有时也泛指演员的水平，如“有活儿”，指功底深、掌握的曲目多。
六、蔓子活
曲艺名词。北方许多曲种如各种大鼓、评书等，称分回逐日，连续演出的长篇或中篇曲目为“蔓子活”。
七、定场诗
曲艺名词。过去评书、鼓书等演员，在演出中、长篇曲目前，往往先念诵四句或八句诗，称为“定场诗”。内容大半是介绍剧中的特定情景和人物的思想感情。其作用与“开词”相仿。
八、坐弦
曲艺名词。过去北方一部分曲种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单弦、天津时调等演出时，经常有一名三弦乐师于后台等候，称“坐弦”。凡遇演员无弦师或固定弦师因故未到场时，即由坐弦顶替。坐弦一般均有丰富的伴奏经验，熟悉各个曲种和演员演唱特点以及曲目内容。
九、撂地
曲艺名词。又称明地儿。设在庙会、集市、街头空地上的曲艺演出场所。演员在平地上演出，另有人向观众租赁桌、凳，供观众坐席。许多曲种如相声、山东快书等，大都经过撂地演出进入“戏棚子”。
十、画锅
曲艺名词。旧时北方有些撂地演出的曲艺演员，先以白砂土在地上划圈、写字，以吸引观众，称为“画锅”。意为画一个饭锅，使演出有收入，得以糊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