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二年(即公元1039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夏,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
此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理形势极其优越,兼且水草丰美,地饶五谷,农牧业较为发达,黄河流域相对稳定的引黄灌溉农业可以保证城市的军需民食。除了原有的唐徕、汉源古渠等灌溉之利外,元昊又在贺兰山东麓冲积平原上修建了长达两百余里的“昊王渠”,使兴庆府四郊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成为西夏境内的粮食基地和重要牧场之一。
西夏王城呈长方形,周十八余里,护城河阔十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二十余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宫厅;宗教场所有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城中皇家的宫殿园林占有很大面积,而一般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均为低矮的土屋或木屋。
元昊自称帝以来,在政治上修宫升府,设立百官,定服制仪;在军事上整编部落,创建擒生军,设立十二监军司,在经济上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牧业,加大贸易商品交换;在文化上创制西夏文字,设立藩汉学院,着重培养本族人才。
只是元昊此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称帝之后不久,便将结发妻子卫慕氏与新生儿子杀死,立宠妃野利清环为宪成皇后。其时野利皇后已然生有三子,三子李薛哩幼年早夭,次子李宁令哥现年八岁,长子李宁明现年十三岁。元昊称帝之后便立李宁明为太子。
西夏皇宫,长明殿。
一众大臣分列两班,有的穿着汉服,有的穿着党项族的服饰,大殿正中王座之上端坐一人。只见此人中等身材,体格魁梧雄壮,内穿白色长袍,外罩黑色大氅,头戴黑色冠帽,面容威肃方正,目若鹰隼炯炯生辉,鼻如鹰勾高高耸起,刚毅之中带着凛然不可侵犯之威,正是当今西夏国主元昊。
元昊轻咳一声,道:“诸位臣僚,昨日朕接到宋庭诏书,限朕一月之内祛除国号,并自缚入京请罪,赵祯小儿真是痴心妄想!朕欲亲自率领大夏儿郎前往边境与宋庭较量一番,诸位臣僚以为可否?”
话音刚落,殿上群官之中闪出一人,躬身道:“启禀陛下,我西夏立国仅有一年之久,根基尚浅。无论兵员数量,还是军需物资,均远远不及赵宋,如若贸然开战,只怕胜算不高啊!”
元昊垂目望去,说话之人却是枢密院枢密使刘仲尧。
原来建国之初,元昊深感党项族内人才缺乏,内政不修,因此便着力委任汉人官吏担任职责,同时为确保朝堂之上藩汉势力的均衡,便依照宋制设立汉、蕃两个官僚系统。
汉官系统分为文武两班,中书省主管行政事务,下设侍郎、常侍、舍人、司谏等职,枢密院主管兵备边防,下设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职,三司主管财政贡赋,下设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职,御史台主管司法监察,下设御史、大夫、中丞、监察等职,开封府负责京畿地区的事务,下设巡使、判官、公干等职,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分管国内各类庶政事务。而后又增设尚书令一职,总理西夏国内一切庶务,为百官之首。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更趋完善。
蕃官系统则专由党项族人担任,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官职称谓有:宁令(大王)、谟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吕则(首领)、枢铭(副首领)等,此外还有昂聂、昂星、谟个、阿尼、芭良、鼎利、春约、映吴、广乐、丁弩等称谓。
此项举措兼顾藩汉两方官吏,使得各司其职,惟一弊端便是在朝堂之上逐渐形成藩汉官员两方阵营,彼此嫌隙渐生。
刘仲尧眼见元昊并未动怒,方才续道:“首先,从兵员数量论,我西夏兵力总数不过二十余万,而大宋带甲兵士直逾百万,是我西夏数倍有余;其次,从军需物资论,大宋历经太宗、真宗两朝,民殷国富,物资丰沛。而我西夏农牧之业尚不发达,物资钱粮多数依靠贸易所得,目前仅供自保。因此微臣以为,兴兵之事还请国主谨慎斟酌!”
元昊还未言语,藩官系统内走出一人,向着元昊施礼后侧转过身,道:“刘枢密,陛下还未举兵,你便发此不祥之语,莫非是身在西夏、心向赵宋么?”
刘仲尧闻言怒道:“旺荣祖儒休得血口喷人!我刘仲尧世代久居兴庆,从未与大宋朝廷有过往来,又怎会心向宋廷呢?”
原来说话之人名叫野利旺荣,乃是元昊皇后野利氏之族弟,在藩官系统中担任“祖儒“之职,西夏半数统兵之权皆掌于此人手中。
此人长兄野利仁荣为西夏开国重臣,博览群书,才学出众,于西夏大庆元年(即公元1036年)秉承元昊旨意,创造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又称为蕃书或蕃文。野利仁荣堪称西夏文化第一人,只是此人不好为官,专心只做藩汉之学,故而其名不显、其功不彰罢了。
野利旺荣之弟野利遇乞则为大将,现任“枢铭”之职。
野利旺荣冷哼一声,不再理他,转尔向着元昊道:“国主,臣以为此番两国交兵,我西夏必胜!”
元昊微微一笑,道:“哦?旺荣祖儒为何如此信心满满?”
野利旺荣伸出右手,一边屈指历数,一边道:“如今我西夏拥兵二十余万,其中两万人护卫兴庆府,五万人镇守东南之西平府,三万人驻守西北之贺兰山。左、右两厢及河南、河北四条线上也驻有大军,其中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与河南盐州路五万人防御赵宋,河北安北路五万人防御大辽,右厢甘州路三万人防御吐蕃与回鹘。若是向西用兵则从东点集而向西,若是向东用兵则从西点集而向东,若是中路用兵则东西两向向中集合。而赵宋朝廷布于边境之兵亦不过十余万人,因此单以兵力而论,我西夏国毫不弱于赵宋。其二,赵宋朝廷为防陈桥黄袍之事重演,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之策,领兵将帅多以文臣为主,缺乏统兵作战之能,岂是我西夏能征惯战之敌?其三,我西夏多以骑兵为主,步兵辅之,而宋军却是以步兵为主,骑兵可谓寥寥,试想步兵行动迟缓、战力低下,难以进行奔袭冲杀、机动作战,况且宋军体质孱弱,训练不善,远远不及我西夏儿郎剽悍骁勇,如何是我西夏铁骑之敌?”说到此处,野利旺荣微微一顿,躬身叉手道:“非是微臣夸口,国主只消给臣五万兵马,必能一举攻入大宋,直捣东京汴梁!”
元昊哈哈一笑,道:“旺荣祖儒分析到位,诸位臣佐可还有何异议?”
“陛下,旺荣祖儒所言,臣以为不然!”话音声中,一位汉官越众出班,躬身施礼道。
元昊望着那位汉官,笑道:“杜侍郎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杜侍郎道:“旺荣祖儒分析军情战力,虽然不差,但却失之偏颇,臣根据旺荣祖儒所言三个方面,另有见解。其一,我西夏国人口总数三百余万,兵力总数二十余万,而大宋人口总数早逾万万之众,兵力总数一百余万,足有我军数倍有余,况且大宋地域广博,人口众多,军士如有减损,自能随时征调,而我西夏兵力有限,如伤一人,则减一分战力。常言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若是我西夏与大宋兵戎相见,兵力一同减损之下,我西夏后继兵力将从何出?其二,大宋虽然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之策,然而文臣内亦有运筹帷幄、精通兵要的将帅之才,如韩琦、夏竦等人虽是文臣,却通晓军事,颇善用兵,不可小觑。其三,无论何类兵种并无绝对之利弊,骑兵之优势在于突击冲锋、机动灵活,步兵之优势在于进攻退守,进则合围冲杀,退则结阵守御,若是宋军固守城池、采取‘坚壁清野’之策,我西夏数万铁骑恐难建功啊!因此微臣以为,国主此番用兵还需谨慎从事!”
元昊听罢,沉吟良久,忽地转望众臣之首,道:“中书令为何一言不发?”
只见汉臣之首位置站着一位中年文士,年约三十余岁,身材颀长,体型偏瘦,身穿锦衣长袍,腰系一条玉带,面容方正,神情肃穆,原来正是西夏当朝执宰、中书令张元。
此人原为大宋华州华阴县人,因在宋朝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于仁宗景佑三年(即公元1036年)与好友吴昊离开大宋、转投元昊。其时元昊尚未脱宋自立,眼见张、吴二人才华出众、博学多谋,当即纳于麾下,待西夏立国后更被元昊委以重任,授予张元中书令之职,吴昊亦授予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