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死刑犯回到连队的当天，我收到家里寄来的挂号信。挂号信是父亲写的，足有三页，父亲在信中“啰嗦”地对我百般叮嘱和安慰，让我充分体会到了“天下父母心”。但让我惊讶的是，信中还夹有一个小布条，也就是这小布条，才让父亲寄信时用了挂号。
小布条就是一道符，即护身符，也叫平安符。所谓符，是通过有一定道法的道士绘制好符咒，并加盖了法师印章的护身之物。现在，母亲将符布折叠成饼干似的小布块，并叮嘱我天天佩戴，不得离身。
我所从事的工作，带有明显的“凶”，需要求得土地、城隍、朱雀大帝等诸神的保佑，同时求得上天的宽恕。这个在我第一次执行死刑犯枪决，晚上给当接线总机的哥哥打电话时，表明过这种心迹。显然，就是哥哥将我的情况快速地告诉了父亲和母亲，是母亲虔诚地请来当地画符的大师，并将符咒开光后寄给了我。
晚上营房里战友们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偷偷地拿出平安符咒，小心翼翼地看着，闻着。小饼干似的布条上绑了一道白线，白线又留出一段做成一根小跨带，小跨带方便系在脖子上，小时候我生病时，奶奶给我系过。记得在我四岁，奶奶给我系这样的小布条时，我死活不从，我不从的原因是小布条不好看，不像戴项链或口哨那样的神气，不好看的东西往往会遭同伴的笑话，因此我老大不愿，每天需要从奶奶那里得到很多好听的话和糖果后才勉强戴上。
而今天，虽然不便戴上，但我愿意紧紧地藏在贴胸衬衣的口袋里。把它当宝贝一样地欣赏，将它举起来，久久地凝望，正儿八经地闻了闻，除了闻到香纸、朱砂等散发出的味道外，似乎还“闻”到了母亲带给我的深深的爱。我于是又将它久久地按在胸前，心中默念着平安、吉祥，用以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
我敢打赌，在我们这些整天抓人、押人、枪决人的战友中，带着贴胸护身符的决不止我一个。有一次我注意到周彪悍脱衣服时，那个衬衣口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且当他发现我注意到他的这一小物件时，就马上背转身去，然后赶紧穿上了夹衣。当然，反过来，也可能周彪悍注意过我的贴胸。只是，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彼此恪守各自的秘密罢了。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任何一个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人，并不都是强大的，应该说都是脆弱的，甚至，有时候强大的反而是那些死刑犯，比如叫红河的那个女星。
第十节 我被哥哥李舸说服后，很龌龊地跟李毅试探性地说起了心中的苦恼
通过三天中的休息时间，我将采访到的资料整理，再对照着书上提供的新闻范例写好了一篇约1500字的通讯稿后，既高兴又惶恐地交给了指导员。在去交稿给指导员的途中，我猜想指导员会认真翻阅，如果写得好可能还会赞扬几句，如果不好就可能摇头。可谁知在接到我的稿子后，指导员仅仅瞄了一眼，然后往抽屉里一塞，快速得像处理一件不该接的礼物一样，然后说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将我打发而去。
我也就没有多想，回到营房开始给我的堂哥李毅写信。
在我来省城岳州当兵的这大半年内，我几乎每个月都有给李毅写信。一是当兵在外，生活单调，我需要交流，而只比我大几天的李毅就是我最好的交流或者说是倾诉对象。当然，我向堂哥李毅倾诉的就不是工作了，而是作为部队，清一色的和尚，看不到花草，我有着青春的烦躁，尽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满街的女孩子和女人，但执勤中我们必须保持军人的严肃，甚至连眼睛的斜视都不可以。所以，我有苦恼——雄狮被栓起来的苦恼。
我跟李毅交流，当然还因李毅一直在读书，有条件用纸来写信，而其他穿开裆裤长大的伙伴，流入社会后是几乎家中不再有一张写信的纸的，要他专门去买信纸跟你交流狗屁青春是不现实的，比如陈江雄，自己很想当兵，家里人不让，为表示想念我同时也表示羡慕，便趁到省城看他那工农兵大学生的姐姐的机会，偷偷溜到我所在的中队，硬是将我执勤用的手枪摸了好几遍、让我请他在中队食堂吃了饭才回去。
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中队因肩负着如今特警们才肩负的任务，所以手枪发到我这个摩托车手级别，而其他中队不是排长以上军官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继续说我的兄弟李毅。
跟李毅交流，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兄弟感情，除了以上因素，还有一个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原本我参军条件不够，第一，我仅仅初中毕业；第二，尽管我的嫡亲哥哥李舸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我不但不是优秀青年，而且在邻村有过耍流氓的不良记录，事例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吻了女青年袁绵绵。
1983年严打像风暴一样疾展全国，开始第一轮的铺开时，正是暑假，我所在的村举办第一期违纪违法人员学习班的人员名单中，我李霖的大名当时赫赫在目，哥哥李舸看到名单后，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然后找到李毅，再找到村上党支部书记。再之后，名单中李霖的名字换成了李毅，李毅代替我去参加了学习班。
这之中的转折是：李舸说这个事情很严重，除非你不想当兵，如果要当兵，就必须去掉这一劣迹。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失去当兵的机会。李舸说，那你看能不能找个人顶替一下，毕竟那个晚上你们有四个人，而且他们也都有强行打啵的迹象，只是你这个家伙走在前面而已。我心说，哥哥你真会推算，简直是福尔摩斯。然而说出口的却是，哥你说得轻巧，谁愿意当这个傻子，背这个黑锅？李舸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你要当兵它才成了大事。我说，我跟你排算排算，陈江雄想当兵吧？他凭什么帮我？罗伟松虽然不想，但他能帮我吗？他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怕事的家伙。那么就只有李毅了！李毅是有可能，但他学习成绩好，还有一年就要考大学了，前程一大把，也一样不能有劣迹啊！但哥哥李舸还是强调，对不去当兵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李毅是独子，国家政策规定他可以不去当兵，不去当兵，就不会讲究这些，更没有政治要求，而你这强吻人家女孩子的糗事，对当兵参军的人来说，是政治问题。
那个时候，谈到政治谁都怕，就像谈到僵尸谁都怕一样。我被李舸的话镇住了，之后便妥协，很龌龊地跟李毅试探性地说起了心中的苦恼，谁知李毅二话没说，当即拉着我去了支书家里，将“事实”做了一次说明。从支书家出来，我和李毅又一一跟罗伟松、陈江雄订立攻守同盟，告诉他们诸如如果支书来询问或者调查，就说强吻袁绵绵确实是李毅所为等等。罗伟松、陈江雄两人当时都有点丈二和尚，一看是李毅自己同意，二看我当兵的态度坚决，也就同意了。何况我们，包括李毅自己，谁都认为，这跟女孩子打个啵的事，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去村部参加学习班，也就一个星期，每天听支书读读文件，念念报纸，再就是陈述一下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写个深刻检讨了事。一周下来，什么也没损失，什么也没失去，还赚了七天的免费午餐。
可现在随着严打的深入，看到全国有名的电影演员都被枪决了，我有点担心起李毅，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来。同时，也替自己捏着一把汗，因为毕竟真实的情况是我耍了袁绵绵的流氓，我犯了********（我隐隐约约觉得，没事而搞出事来，收缩无限大的，都不是治安和刑事问题，而是政治的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