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自己创业之前在另外一家大企业里工作，因为工作业绩突出，上级奖励牛根生一笔钱，让他买一辆好车，而牛根生却用这笔钱买了四辆面包车，把这些车都分给自己的部下，让部下和他一样也都坐上了车。虽然牛根生年薪很高，但是他知道许多工作都是靠基层的职工来完成的，所以把自己的好多钱都分给了困难的职工，有员工病了，他也带头捐款，受到了职工的尊重和敬仰。与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牛根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又是何等的吝啬：只给自己的妻女3000元每月的生活费，还要妻子每月给自己报账。出席任何场合都带着那条价值18元的蒙牛企业领带。
牛根生的人品、风范使部下感到，他办企业不是为了个人当官享乐，好多人跟着他干都觉得自己是跟对人了。厚德兴业，因为德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是赢得人心的最佳利器，得人心者得商机。牛根生的交际之道以及道德人品为他的创业打开了通天大道。追随牛根生的老部下都深信不疑：只要牛根生能够走向成功，牛根生绝对不会亏待跟随他打天下的部下。所以，曾经的老部下都义无反顾地投奔到了一无市场、二无厂房、三无奶源的牛根生的麾下。牛根生的厚德，赢得了人心，获得了高昂的人气。
牛根生信奉多赢的交际之道，他以德修身，律己待人，厚德载业，宁愿增加生产成本，也要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宁愿散尽股份搞激励创新，也要让蒙牛可持续发展。在老牛自导自演的人生大戏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思路、大手笔、大智慧、高境界的人生，虽然其间也曾受到三聚氰胺等事件的影响，但他能立即改变，以质量求生存，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如果按照蒙牛的实力，牛根生当然可以列为中国的富人，但他过着简朴的生活，信奉“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交际理念，正是这种处世风格，让牛根生达到了别人不能达到的成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营理念，牛根生让蒙牛在中国奶业界越做越大，越走越强。
以德服人，人才能尽服，这是做大事者最根本的素质，有了它，我们才能得到他人的精诚合作，获得他人全心全意的拥护。
观史悟道
古人所谓的“君子”，其实不是有大学问的人，不是有权势的人，也不是亿万富翁，关键是他的存心。存心决定了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存心好的是好人，存心坏的是坏人。君子的存心是什么？就是仁，仁者爱人，仁者有一个善良博爱的心灵，所以能受到大家的拥戴。
唐高祖从谏如流兴大唐
唐高祖李渊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年轻时受北周“唐国公”爵号，后被隋炀帝任命为弘化留守，兼领潼关以西的军事指挥大权。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他见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遂起兵太原，于争战中定鼎关中，创建大唐王朝，又翦灭群雄统一全国，实为一代创业雄主。
苏世长原是隋炀帝的大臣，很受隋炀帝的赏识，隋亡后在王世充手下效力，王世充败后才归顺唐高祖。归顺之后，唐高祖责怪苏世长，说他归顺唐朝太晚。苏世长不服，叩首说：“自古以来帝王受命继承帝位，被喻为逐鹿，一人得手，万夫敛手。哪有获鹿之后，忿恨与他一起打猎逐鹿的同伙，而怪罪他们同来争肉的道理呢？”
唐高祖很看中苏世长的才能，便任他为谏议大夫。有一次，苏世长等人随从唐高祖去打猎，收获很大，所获猎物挂满了帐篷的四周。唐高祖兴致极高，环顾大臣们问道：“今天打猎收获丰盛，你们高兴吗？”
没等其他大臣们说话，苏世长抢先说：“陛下打猎助兴，却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获猎再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一番话给猎兴正浓的唐高祖浇了一桶冷水，李渊变了脸正要发作，却突然莞尔一笑，说道：“你又狂态大发了？”
苏世长反驳道：“如果我是为自己考虑就是狂，我是为陛下和国家大计考虑就不是狂，而是忠！”唐高祖知道苏世长的性格，也没有再责怪他。
打猎回来后不久，苏世长陪唐高祖在披香殿酒宴，酒酣之时，苏世长假装醉眼朦胧地说：“我这是在隋炀帝的宫殿里吗？要不然，怎么会如此富丽堂皇呢？”
唐高祖一听，马上就明白苏世长的意思了，便说：“你表面上好像很直爽，其实心里鬼诈得很，你心里明白这是我修建的宫殿，何必借醉酒佯称是隋炀帝的宫殿来指责我呢？”
苏世长的心思被唐高祖一语道破，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赞成你修造如此华丽的宫殿，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刚创立基业的帝王应有的作为。当初陛下还未创立唐朝基业的时候，我见过陛下住的房子，仅仅只能遮挡风雨，而陛下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好。正因为隋朝的腐败、奢侈、荒淫，人民终于不堪忍受，最终导致隋朝灭亡。而陛下现在和隋炀帝一样修造豪华的宫殿，这不是步他的后尘吗？”
唐高祖认为苏世长说得很在理，同意了他的看法。从此，唐高祖很看重苏世长，苏世长也向唐高祖提出了许多良好的治国之道，多数被采用。
善于倾听，才能日有进益
唐朝之所以在李渊的时代便迅速稳定下来，关键就在于李渊善于纳谏，他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曾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皇上不知道改正自己的错误，臣子不为国尽忠，最终使国家危难，自己也死在佞臣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创业期间，留心听取别人的看法，择其善者而从之。如他每次议事都留取时间让大臣们各抒己见，也正是这样，他知道了臣子们内心的需要，也赢取了他们的心！
英国学者约翰·阿尔代说：对于真正的交流大师来说，倾听和讲话是相互关联的，就像一块布的经线和纬线一样。当他倾听的时候，他是站在他同伴的心灵的入口；而当他讲话时，他则邀请他的听众站在通往他自己思想的入口。
乔·吉拉德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其中有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在一次推销中，乔·吉拉德与客户洽谈顺利，就要快签约成交时，对方却突然变了卦。
当天晚上，按照顾客留下的地址，乔·吉拉德找上门去求教。客户见他满脸真诚，就实话实说：“你的失败是由于你没有自始至终听我讲话。就在我准备签约前，我提到我的独生子即将上大学，而且还提到他的运动成绩和他将来的抱负。我是以他为荣的，但是你当时却没有任何反应，而且还转过头去用手机和别人讲电话，我一恼就改变主意了！”
此一番话重重提醒了乔·吉拉德，使他领悟到“听”的重要性，让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自始至终倾听对方讲话的内容，认同顾客的心理感受，难免会失去自己的顾客。以后再面对顾客时，他就非常注意倾听他们的话，无论是否和他的交易有关，都给以充分的尊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终于使他成为一名推销方面的大师级高手。
由此可以看出，善于倾听不但更易于把事情做成，也能拉近你与他人的关系，这在交际和销售等方面也是很有用的。但要做到这点，倾听时就需要有尊重别人的修养和虚怀若谷的心态。善于倾听不需要你说得多好，只要用耳朵，用心去听，就已足够。
有句谚语说：“倾听是最高的恭维。”渴望被倾听是人的一种本性，在被认真倾听时，被倾听的人会感到尊重的满足。朱元璋在听幕僚臣子纳谏时，总先说明，不管说得怎样，有无道理，一律无罪。而且每次都在他们说完后再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从不刻意打断！也许你不会很好地提供给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甚至什么都不用说，只是静静地听着。被倾听的人只是需要一个窗口，一个人性的充满感情的窗口供他去抒发心中的郁闷。
很多组织的领导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位因感到自己待遇不公而愤愤不平的员工找你评理，你只需认真地听他倾诉，当他倾诉完时，心情就会平静许多，甚至不需你作出什么决定，这位员工便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观史悟道
在做事方面，听则明，不听则昏，多听别人的意见，你会很容易地找到把事情处理得更好的方法；而在处世与交际中，善于倾听可以让别人感觉你很谦虚，同时你也会了解更多的事情。造物主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这话很有道理。善于倾听，才能日有进益，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处世为人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唐太宗敬畏人民大唐始兴
作为皇帝，唐太宗能做到脚踏实地、不骄不躁，善于纳谏，这很值得现代的人们学习。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因其年号贞观，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他能放低姿态与群臣交流，听取他们有用的建议。比如被后人誉为“诤臣”的魏征，就常常提对国家有用决策和看法，并且他连唐太宗的个人生活和家事都要管，唐太宗有时虽然很生气，但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
魏征总是将国家和社稷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而不顾自己个人的前途。在他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他以忠贞和无畏的精神，为唐太宗的正确治理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有一次，有人传言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唐太宗就派御史温彦博去调查，结果证明传言不实。
但温彦博奏报时却不就事论事，而是说：“魏征身为朝臣，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虽然在情理上他并没有徇私，但他不避嫌疑而招来非议，应该受责备。”唐太宗觉得温彦博说得有理，就命他去责备魏征，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没想到过了几天，魏征入朝奏道：“臣听说，君臣和谐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哪有弃公道于不顾，只追求个人的行为影响？如果君臣上下都这样行事，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有些吃惊，便说自己已经悔悟了。没想到魏征又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唐太宗又惊异地问良臣与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这是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而君主却为暴君，家国沦丧，空有忠名者，这是忠臣。”
有一次唐太宗曾问魏征：“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
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过去的尧、舜时代，之所以达到大同社会，其做法之一就是开四方之门，以等待天下来访的贤俊。而秦二世偏信赵高、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则使国家大乱而亡。”
唐太宗沉吟片刻，觉得很有道理，就拿起笔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八个字，端详良久，深有所悟地感叹道：“说得好啊。”
有一次，唐太宗和侍臣们聚在一起谈话，唐太宗说：“我读过隋炀帝的文章，文采好，知识也渊博。看得出他也认为尧、舜是好君主，桀、纣是坏君主。可他做起事情来怎么就跟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呢？”
魏征回答说：“君王再聪明伟大，也还是应该谦虚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批评，只有这样，智慧的人才愿为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才愿为他献身出力。隋炀帝自恃才华过人，骄傲自大，瞧不起别人，所以他虽然口颂尧、舜，干的是桀、纣的勾当，所以他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却不自知。”
唐太宗认为魏征说的关于隋灭亡的话十分精辟，他对大家说：“沉痛的教训并不遥远，我们应该把隋炀帝当作反面教材，经常要反思他们的教训。”
无论在什么时代，帝王们没有一个愿意国灭身亡的，隋炀帝也一样。而亡国之君之所以败亡的原因就在于其行为和愿望相背离。国家的根本在于民，民富则天下安，民顺则天下兴。身为君王，不以天下之忧而忧，不以天下之乐而乐，而是任其心性，烦扰百姓，还有不败亡的道理吗？
唐太宗治理天下，魏征则专于匡正唐太宗，使得他能不骄不躁，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他还对唐太宗说：“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如果不想到居安思危，以节俭戒除贪婪，不能使德行聚累崇厚，不能用情理战胜欲望，也就如同砍伐树根而想使它茂盛，阻碍河流而想使它长远一样。”
唐太宗自己也说：“民众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应该谨慎的。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车辆，这种危险是不可以忽视的啊！”
唐太宗执政时期，不少人请求唐太宗到泰山搞封禅大典。有一次唐太宗架不住群臣屡次三番的请求和动员，便心动了。正当他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魏征又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两人还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最后唐太宗有些愤怒了，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封禅？”
魏征则以激动而诚挚的声音说：“陛下准备东去泰山封禅典礼，规模浩大，声势动天，千乘万骑，浩浩荡荡，一路上吃喝住行的供应招待，该要多大的花费、多大的开销！而当今的河南、山东广大地区，荒山野泽，人烟稀落，一片萧条。如果一旦遇上水旱大灾和政局动荡，我们将拿什么去抵挡和防御？那时，保不准有人振臂一呼，天下人民又会揭竿而起，到这个地步时，陛下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些看法不只是臣之私见，也是天下人民的心声，是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的真谛啊！”
唐太宗听后怒火渐渐消了，因为此时适逢河南、河北许多地方发生水灾，他认为自己的确不能刚有点成绩就骄傲起来，于是就取消了封禅的计划，并且终其一生都没有去。
魏征和唐太宗一臣一君，为后世人留下了很多振聋发聩而又深富哲理的话。
谨慎做事易成，骄躁做事必败
我们应该记住：谦虚谨慎者易成功，骄躁武断者常失败！因为我们做事情时需要和谐，但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就有可能身不由己地参与一些无谓的争斗之中，这样事情就不能达到和谐了，并且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平时无论说话做事情，都应该小心谨慎，三思而行。人们所谓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明白这一点，你就成功了一半。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成就，若不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过往的成绩便如烟逝去，不但受不到别人的尊重，还会使自己停滞不前，失去许多大好机会，落后了便追悔莫及，所以我们应将谦虚谨慎态度当成一种习惯，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正的强者大都是谨小慎微，含而不露的。
观史悟道
谦虚谨慎不是胆怯，而是处世做人的优良态度，也是事业成功的奥妙所在。有的人生性谨慎，似乎先天就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这是一种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尚未起步就等于成功了一半。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这种人的理智能够达到成熟，他们的判断力能够因时就势，左右逢源。其实做事和创业时尤其需要如此的思考，也只有这样，成功的机率才会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