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中旬，巴金回到离开了两年的上海。上海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暂时安稳地飘着。内地的战乱，使许多殷实的富户迁居上海租界，外滩银行的白银库存剧增两亿元巨额。“上海越来越富了”。
刚刚回到上海的巴金却需为生计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经老朋友索非的介绍，他到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函授教员，并在沈仲九创办的自由书店工作。暂时住在世界语学会的办公室。
索非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他，巴金本想自费出版的《灭亡》，索非看过之后，介绍给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看过后，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这确是巴金不曾想到的。《小说月报》是当时的权威刊物，巴金是它的忠实读者，现在自己的小说要在上面发表了，巴金后来说：“《灭亡》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涯从此开始了。”
半个月后，巴金与索非及其新婚的妻子一起搬进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二层楼房，索非夫妇住二层，巴金住一楼的客堂间。他每晚去世界语学会工作两个小时，回来后便坐在吴克刚去时送他的一张旧沙发里写作或阅读书籍。黄昏时他一个人寂寞地去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带散步。
1929年1月，《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吸引了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都为小说作者炽烈的感情和流畅的文字而倾倒。小说分四期在《小说月报》上登载完。它以1925年孙传芳在上海的黑暗统治为背景，控诉北洋军阀对工人运动和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和残酷屠杀，描写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追求社会解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奋斗、抗争以及他们的内心矛盾和苦闷。主人公杜大心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抱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牺牲了宝贵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去刺杀戒严司令，结果对方并没死，而自己却先灭亡了。杜大心认为“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该灭亡”，但是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于是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矛盾，在遗著中有这样的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小说月报》在登完《灭亡》时，编者有一段话：“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看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同年10月，《灭亡》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巴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巴金的思想是安那其主义的”，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
巴金自己说：“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的是写给我的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的赞许和责骂，我并不在乎。”
尽管《灭亡》受到人们关注，巴金的生活仍是孤独、寂寞的。每天仍旧是除黄昏去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带散步外，其余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这一年他译了左拉的小说《她》、赫尔岑的二则回忆《母亲之死》，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后半部，还翻译了斯捷普尼维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
他仍为自己的内心矛盾所苦，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被个人的悲欢离合搅乱了心。这一年的7月，大哥尧枚从成都来上海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巴金的生活是热闹的、愉快的，但也使他想起更多家中人们的不幸。
和大哥同来的还有三叔家的堂弟，住在霞飞路霞飞公寓里，巴金也搬来和大哥同住。他陪着第一次来上海的大哥去海滨，去公园，也去最热闹的南京路，在谋得利洋行买到一张女歌唱家格雷茜·菲尔兹的唱片《宝贝儿子》，两人都非常喜欢。晚上躺在床上他们一边听着唱片，一边亲切地谈着话。《灭亡》并没能使大哥更了解巴金，但分离6年，大哥表现了更多的友爱。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过去的事，谈母亲、父亲、二姐、六姐、香表哥，他们一起笑，也一起流泪。大哥还给巴金详细地讲三姐尧彩的死，讲三姐夫的境遇。大哥还告诉巴金，二叔也去世了，二叔一心要继承祖业，维持封建门庭，却又终于无力挽回大家庭崩溃的危局，李公馆卖了，人也散了，二叔抑郁而死。巴金想起父亲去世后，二叔表现出的亲情，在他和三哥告别成都时的亲切叮嘱，不禁心里发酸。大哥说得最多的是自己这几年的遭遇，大家庭里的尔虞我诈，他说：“到父亲死后才知道人心险诈，世道凶恶，才知道孤儿寡母的苦。”大哥身体一直不好，商业场的工作已辞掉，又缺少了一笔收入，但他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家坐吃山空，惟恐丢了已去世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硬撑着在阔亲戚中来往，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他心里时时担忧，不知什么时候就彻底完了。所以希望巴金和尧林回去，兴家立业。
但是，巴金对成都的家毫不留恋，一想到它，就好像有一个黑影笼罩在自己头上，他时时想起牺牲在“家”中的那么多可爱的生命、鲜活的青春。他劝大哥，既然那么厌恶家的黑暗，憎恨人们的没心肠，那么就鼓起勇气，切断和那个家的一切联系，甚至可以离开成都。大哥却觉得在那个“家”中维持下去是天经地义的，认为巴金的话是孩子话。
哥俩是亲切的、感情融洽的，但谈起未来却怎么也谈不到一起。这时巴金又起了个念头，他要丢开筹划了好长时间的杜家故事，改写李家的事，要以大哥为主人公写《春梦》，他在那里生活了18年，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他把这个想法跟大哥说了，大哥听了非常赞成，并且督促巴金快点动笔，并答应帮助他回忆往事。
在上海的一个月，大哥是轻松的，但他仍忘不了成都老家，他害怕回去，又必须回去。大哥走的那天，巴金和当时在浦东中学上学的表弟高惠生、李丕龙一起坐上一只划子，把大哥送上“其平”号大轮船。大哥泪痕满面，巴金想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又要回到那让他痛苦的地方去，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见，眼里也噙满了泪花。他握住大哥的手，道一声“珍重”，便要下船去。大哥却叫住他，进了船舱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带着哭音对巴金说：“你拿去听吧。”巴金知道大哥也喜欢听这首歌，况且哥俩曾一起听着它聊天。他不想把大哥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来，希望它伴着大哥去度家中的苦闷日子。但又一想自己曾那么多次违忤过他的劝告，在这分别的时候不想再惹大哥难过，便默默地接住，随表弟们下船去了。
和表弟们坐上小划子往回返，望着“其平”号渐渐远去，望着外滩的一片灯光，巴金想着和大哥共度的一个月，现在分别了，在黄浦江风浪颠簸中流下了眼泪。回来他便给大哥写信：
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开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我的衣服，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自己。
这一时期的巴金就是这样时时感到突然袭来的孤独和凄凉。大哥走后，巴金又搬回宝山路宝光里14号自己的住处，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带仍时时留下巴金寂寞的脚印。
1929年巴金的大量时间用来从事翻译工作，《伦理学》后半部更加难懂，巴金越译越糊涂，他咬紧牙关，采取硬译的方式才最终译完了它。这使巴金的文笔生硬、欧化。但《地下的俄罗斯》和后来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则很适合巴金的文笔，热情、流畅，他边翻译边揣摩、体会，从中受到了影响。
巴金翻译作品一般是选自己有兴趣或使自己感动的。他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是因为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译完后，他给弟弟李尧橡写信，说应该把这部书“当做终身的伴侣”，把作者“当做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他深为克鲁泡特金这一“道德的发展的人格之典型”而感动，翻译时常常为之流下感激的眼泪。
这部书是克鲁泡特金于19世纪90年代末在政治流亡期间写成的，他描绘了一幅人人向往的美好图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一个肯定个人最大价值、把个人的幸福置于最高地位的社会，一个不仅摆脱了金钱的统治，而且也摆脱了官僚和官吏的社会。”克鲁泡特金终生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对所有新的书籍、科学上新的发现、艺术中的新事物，直到老年还保持着一种青年人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巴金为他的人格和他的美丽的理想而感动。
年底，巴金根据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的初稿写成了《房东太太》，只是增加了后半部瞎眼的老太太痴等战死的儿子归来的情节。但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1930年上半年，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五卅事件中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初名《新生》，被《小说月报》退稿后改为此名并做了加工，但仍是失败的。巴金自己分析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单薄，似乎是为当作家而写的。
《房东太太》、《死去的太阳》让巴金对自己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便又致力于翻译。他翻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希望借翻译练笔。
果然，他的灵感来了，他创作了《洛伯尔先生》，他这样描写创作时的情况：
在1930年7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还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了那篇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
《洛伯尔先生》描写的是法国小城沙多——吉里发生的故事，那些景致、人物都是作者熟悉的。写完以后，巴金觉得要比《房东太太》好一些。接下来的半年，巴金一口气写了十多个短篇，后来收在《复仇集》里。这些小说除了《丁香花下》以外，全部用第一人称写成。由于他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和一些熟人，内容都是异国情调的。
在这些作品里巴金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自己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读者倾吐奔放的感情。他向人们申诉“失去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用忧郁的，甚至哭诉的调子讲故事，用感情去打动读者。凄凉哀怨的《哑了的三角琴》，讲述了俄国西伯利亚监狱里农民音乐家拉狄焦夫的故事。这位年轻的苦役犯一听到可以唱歌，眼睛就亮了。拿到三角琴，他温柔地抚摸它，忘了自己的处境，快活起来。唱歌的时候，他好像在梦里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手里弹出美妙的音乐。当琴要被抢去时，他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与火，脸完全成了青色，怒吼着：“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但琴还是被抢走了，他异常凄惨地哭了起来。琴的失去，让他想起曾经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自由、音乐、幸福……小说传神的描写，让我们切切实实感到那个青年苦役犯的绝望，催人泪下。
《亡命》描写意大利革命者发布里的故事。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发布里激昂的声音：“你晓得什么叫做‘亡命’吗？这就是离开你的家庭、你的亲友，抛弃你的一切！”“到处的歧视！到处的压迫！没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固定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哈哈，这个世界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我要回去，便是拿生命冒险我也要回去……我不要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
《初恋》写一个安徽同学跟法国少女的故事，《爱的摧残》写在灯罩厂工作的岳蟆的故事，《不幸的人》写贫富恋爱的悲剧等等。这些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写，但小说里的“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是作者自己，有的不是，有的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主人公的遭遇，有的借主人公的嘴写出另一个人的悲剧。
1930年，八九月间，巴金在福建晋江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这里耀眼的红色土壤上，生长着一片片绿色的庄稼，一排排结出红豆的相思树，和抖动着柔嫩枝条的榕树。巴金到来的时候，恰值桂圆成熟的季节，红泥绿树上点缀了金黄的颜色，真是童话般迷人。
巴金是应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邀请来这里的。吴克刚先巴金回国，现在这里海外侨胞集资兴办的黎明高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都是一些30岁左右的青年人，因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生活，想关起门来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乐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和睦大家庭。他们勤奋地工作着，用爱集体的思想来教育学生，和同学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他们的美好想法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真诚地待人，诚实地劳动，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了。
来到这里，巴金就被这里的人，被这些人创造的环境深深吸引住了。他又结识了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纯朴有才干的朋友。正是暑假里，他们坐在校园的草地上，倚着凉亭的栏杆，或者在老式的木屋里，坐在煤油灯下，谈论着世界大事、国内时事、自己的理想。他们觉得五四过去了，但封建的阴影仍压在人们的头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叫他们气愤，他们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不久，吴克刚患伤寒病住院，病好后就转到河南百泉去教书了。接替他的是生物学家陈范予。陈范予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巴金很快就和他熟了起来。他们经常坐在武庙（黎明高中所在地）的凉台上，或庭前的两棵大榕树下，交谈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巴金也跟陈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白天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阿米巴之类的生活，感到生命无处不在，生命绵延不绝，人类并不是惟我独尊的天之骄子；晚上坐在高高的露台上看秋夜的星星，探索宇宙的奥秘，领悟人生的哲理。陈范予说：“有人把人生当做秕糠，我却以为它是谷粒；有人把人生视同幻梦，我却以为它是实在；有人把人生作为苦药，我却以为它是欢乐。”
巴金与王鲁彦相会于鼓浪屿，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社会，谈文艺，很相投合。叶非英的故事是让巴金难忘的，他是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年轻英俊，当巴金两年后再来时，他已是平民中学的校长了。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肮脏的学生服，头发蓬松，面容黑瘦，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工作中去，连病也没有时间看，巴金称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式的“耶稣”。
在晋江，巴金住了将近一个月，他每天除和朋友散步聊天外，大多时间用来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学校快要开学时，他也坐在办公室帮助办一点杂事。这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姓吴的姑娘，吴活泼、秀丽，是个归国华侨。回到上海以后，巴金又听说，吴爱上了学校里的老师丽尼，两个人情投意合。但是吴的父母早已给她挑选了未婚夫，是学校的校董，他们对吴施加压力，但吴不肯屈服。丽尼先是受到批评，然后便被赶出了学校，去了鼓浪屿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婚礼被提前了，但吴不甘就范，在婚礼前夕，趁着大雨偷偷跑到了鼓浪屿找到丽尼，表示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去流浪。但丽尼惧于社会舆论和法纪，也不忍心这位漂亮的少女跟自己一起吃苦，竟婉辞拒绝了姑娘，吴绝望地回到家中，寂寞地等待死亡。
这个故事，和另一个疯姑娘的故事——父亲逼她同她不爱的男人结婚，不许她继续上学——合在一起，巴金在1932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小说的最后一句是：
我要像躺在巴黎国葬院（先贤祠）里的一代巨人左拉那样，向着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最后的呼声：“我控诉！”
南国的一个月，巴金忘掉了苦恼，不再寂寞，充分地享受着友爱的温暖。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无私的友谊，他们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各种动人的故事，都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这段生活为“南国的梦”。但以后的事实告诉他：门是关不住的，这里建筑的不过是空中楼阁。但当时的巴金真诚地向往这里，以后又曾两次来这里。
1930年底，巴金开始创作《新生》，但已不是作为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中的《新生》。他决定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来写《新生》，李冷在《新生》里，将由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当时的巴金自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他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大声嚷着要前进，又被过去的阴影死死地拖住……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着，好像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他设身处地地写着李冷的见闻，有的时候又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
《新生》1931年8月完成，9月被送到《小说月报》编辑部，他们决定在1932年1月号上开始连载。1月号的刊物已经印好的时候，“一·二八”的炮火响了，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被炸得干干净净，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第一稿的《新生》毁于炮火中。为了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创作的激情，巴金于1932年7月，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重写了《新生》。
在写《新生》的同时，巴金开始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之一《家》的创作。1931年春天，清明刚刚过去，草木新绿，鸟语花香。正在筹备世界语会员大会的巴金，遇见了《时报》负责长篇连载小说编辑吴灵缘的朋友火雪明。火雪明向巴金约稿，巴金想起已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春梦》。
自从他向大哥谈起要写李家故事，大哥就支持他。后来他还给大哥写信，谈起《春梦》及写作的种种顾虑和困难。大哥回信鼓励他：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希望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块肉余生述》作者若怕，就写不出来了！
《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是大哥最喜欢的小说。大哥这封信是1930年3月4日寄来的，又在抽屉里躺了一年了。巴金觉得李家的故事可以动笔了，于是便答应了火雪明。
但是，巴金要写的并不是李家的家族史，要攻击的也不是个人。他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要攻击的是制度。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的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
晚上他坐在桌前思索小说结构的时候，在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些熟悉的面庞，是那些忘记不了的事情，是那些消磨了童年的地方。在动笔之前，他决定改小说题目为《激流》，在《激流·总序》中他这样描写“激流”：
……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惟一的海流去……
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虽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已经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
小说的开篇，读者就随着在风雪中边走边兴奋地交谈着的觉民、觉慧，走进了“家”——“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在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接着他写了在“家”中有一点亮色的琴，她关心着“家”外面的事，要自己争得进男女同校的外语学校。
前两章写好后，巴金把它交给火雪明。然后接着写下去，他写得很顺利，因为那许多场面都是他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1931年4月17日的《时报》登出了《激流》的“引言”和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报纸发了个启事，大字标题称巴金为“新文坛巨子”。小说第一次在报纸上刊出，巴金很兴奋，内心也有点不安，他还只写过一两个中篇、几个短篇，怎么可以称“新文坛巨子”呢。
这天，他到报社送稿，第一次见到了编辑吴灵缘。吴灵缘是当时流行小说的才子，聪明，在工作中很有新点子。《时报》新闻版上的连载小说很受人欢迎，但人们已开始渐渐不喜欢那些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他又出点子，刊登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激流》是第一部，因此他强调“新文坛”。
晚上，巴金坐在灯下读着前一天写的原稿，《做大哥的人》。他发觉他把真实的大哥写在了纸上：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爱情，却听任父亲安排娶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去上一个不喜欢的班。他读新书报，讨论新问题，却陷在旧的家庭里，不能自拔。
巴金决定给大哥写一封信将第一天的报纸寄去，并解释一下为什么将《春梦》改成《激流》。他还决定把以后每天的报载小说剪下来寄给大哥，希望能够劝醒大哥，使他从矛盾中挣脱出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信还没有寄出，在大哥鼓励下写的小说，大哥还一行没有看到，却已经去了。
电报是第二天下午接到的：大哥尧枚服毒自杀。大哥死了？这怎么可能？他上船时殷殷留下的唱片，似乎还留着他的手温；前两天寄来的信，还在。叮嘱小弟注意身体……可是，巴金又知道这是可能的，从他在稿纸上对大哥的描写，仿佛已可看出那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会有多大呢？在那么沉重的压力下，怎么会不垮呢？一年前大哥就来信说：“我也是陷于矛盾不能自拔的人，奈何……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兄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
为什么不早点把小说写好，让大哥看清前面的深渊，也许他会惊醒。巴金深深地遗憾。是的，他也许能够帮助大哥，可是，现在太晚了。他最爱的大哥，在父母去世后，给了他那么多爱，那么多帮助的大哥，去了。
他一夜未睡，为他的大哥而悲愤，他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大哥说，可是大哥听不见了，他决定把他的感情，他的爱憎，他要讲的话都写进小说去。他决定了小说的结构，要把大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原来他还有顾虑，他怕会刺伤大哥，他怕给大哥带来难以忍受的悲痛的回忆。现在不怕了，他要真实地描写大哥，让那些对旧思想妥协的人，包括自己，从中得到些什么。
两个月以后，巴金才从家里寄来的大哥的遗书中，了解了大哥死的情况，大哥的遗书有二十多页，在里面大哥还在喊着“我不愿意死”。可是：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去一看，才知道我们养命的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让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身体加以处罚……
反复读着大哥的遗书，巴金为里面极凄惨的话而悲哀。但是，他不能明白大哥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而死。他真想对大哥喊，你不愿意死，你也没必要死呀。但是大哥听不见了，他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妻子和儿女，自己去了。据说，他死时神色安定，旁边还安睡着一个女儿，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他的遗书，才发现他的嘴边还残留着一些粉末，人已经死了。
又一个亲人被吃掉了。“死了的人不能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打击它，用全力打击它！”巴金的笔继续写下去，那些日子他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生活着，跟他们一起快乐地畅谈，也跟他们一起悲哀地哭泣。他写了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觉新憎恨家的黑暗，却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厌恶那些虚伪、残忍的长辈，却装着笑脸伺候好他们；爱自己的妻子，却把她送到城外生产，致她惨死。但巴金没让这个懦弱善良的大哥死掉，甚至在《秋》里给他安排了幸福的结局，这是作者美好的愿望吧。觉民为了争得自己的幸福是敢于反抗的，但他更多的只想自己的幸福。觉慧是个“幼稚、大胆的叛徒”，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他要争得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幸福，他勇敢地爱上一个下人，最后他冲出了“家”。
《家》中还写了四位美丽的女性，梅、瑞珏、鸣凤、琴。梅的一生像一首哀婉的歌，因母亲牌桌上的不愉快，她便不能和她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嫁到外地去受尽丈夫、公婆的折磨，丈夫死后，回到娘家，念着“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抑郁而死。瑞珏是善良的、温顺的，她被父母嫁给了陌生的觉新，便诚心诚意地爱着他，甚至对自己的情敌梅也是友好的，最后含着泪听从丈夫安排，惨死在城外。鸣凤纯洁、倔强，她受尽了生活的苦，但因心里的爱看到了一线生活的希望，最后为争得做人的权利，投水自尽。琴是新女性，她上学，读新书报，为不做第二个梅苦苦地斗争着。
巴金还写了旧制度的顽固维护者高老太爷、冯乐山，荒淫无耻、腐朽堕落的克安、克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陈姨太、王氏、沈氏……
在1937年的《代序》中，巴金写道：“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激流》在报纸上连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写信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表示关心和同情。但连载了5个多月后却忽然停刊了，原来吴灵缘兴趣转移，不再过问报纸版面之事，报社把长篇小说的专栏让出登战地新闻了。报社编辑后来来信抱怨小说写得太长了，巴金为了对读者负责，匆匆写了个结局，恰好写到瑞珏离世一章，大家庭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巴金把它寄给报社，并声明不要稿费了，《激流》才得以在《时报》上登完。这时巴金已意识到《激流》要写成三部曲，前面发表的只能改成《家》作为三部曲之一。
《家》后来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初版很快销售一空。巴金追求在作品中“把心交给读者”，他把自己爱憎分明的热烈情感融进故事和人物中去，我们随处可以听到他借觉慧、鸣凤等人的口喊出的“我控诉”。这深深打动了读者，许多人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争取巴金的同情，希望得到巴金的指引。小说中的觉新、高老太爷、觉慧等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
1931年，是巴金创作的高潮，《爱情三部曲》之一《雾》也是这一年创作的。当时巴金的一个朋友张晓天刚从日本回来，经常来巴金处闲谈，有时便住在巴金这儿。他经常谈自己的恋爱经验，巴金有时不喜欢听了，熄了灯睡觉，可他仍滔滔不绝地说，巴金便想写一本书来劝劝他。结果却写出了周如水使人憎厌的性格，张晓天看了书稿很生气，要求巴金重写，巴金没有同意，但作了修改，把张晓天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删去，补进了一些其他的情节。
《雾》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个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他虽然憧憬着新的生活，但却没有勇气去追求。当他热恋着的一个新女性张若兰向他表示爱情时，他却犹豫、痛苦，而终于被拒绝，他说：“我应该回家去，我的责任在那里。”
1931年，巴金还写了《光明》、《奴隶的心》、《狗》、《苏堤》等十多个短篇，后收入《光明集》。巴金自己说：“《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孤儿，住在破庙里，每天靠乞讨残汤剩饭糊口，于是“我”断定自己是狗一类的东西，那么是可以出卖的，可是连插草自卖也没有一个主顾。于是“我”发现“我”还不如一只狗，于是希望自己变成一条狗，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当有人称他是狗时，他快活了。最后由于和一个上等人的狗“咬架”，被关进了黑暗的洞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