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召开世界反共联盟大会）
面对1949年美国的抛弃，蒋介石积极寻求周边邻居的支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以期建立东南亚地区的国际防线。
正当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重表走上扶蒋保台的道路，蒋介石借助“冷战”局势而趁机钻到美国的羽翼之下，依美残存。
为使成国际反共同盟，蒋介石东奔西走。反共的“朋友”联合起来，蒋介石一只眼睛看着美国，一只眼睛盯着共产党，建立“反共同盟”，筑起一道“反共防线”。
一、“我们的共同利益是反共”
（韩国总统李承晚迎接蒋介石）
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不会束手待毙，他在积极活动，寻找反共盟友，先后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同时，蒋最大的反共靠山—美国，其“袖手”，政策也是暂时的。随着美国国内各派系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和斗争，杜鲁门政府渐趋右倾，蒋介石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1．出访菲律宾、南朝鲜
1949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南朝鲜。他的这次出访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在蒋介石出访前，解放军已攻克南京，占领杭州，解放了京、沪、杭大片土地。蒋介石此时出访旨在建立国际反共联盟，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反共势力的支持。为此，他不断制造舆论，宣扬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是抵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他呼吁国际反动势力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菲律宾季里诺政府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比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共产党等进步力量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朝鲜一半以上的国土被解放，严重地威胁着李承晚的统治。蒋介石乘机鼓噪说：“彼之国势与处境与我正同”，“实有风雨同舟之感”，“彼此命运相关”，“我们共同的利益是反共”。
所以，季里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主张结盟反共。他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一致同意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反共国家之军事、政治、经济联盟，借以抵抗共产主义之侵略”。当时由于菲律宾的形势稍许好一些，所以蒋介石、李承晚就怂恿季里诺出来领导，“主动组织太平洋联盟”。
蒋介石出访，组织反共联盟，也是为了拖住美国，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蒋介石竭力配合菲、韩政府领导人活动，尽力拉美国参加和领导反共联盟。他们直言不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美国参加”。“组织太平洋联盟之海上行动，必须来自美国”。“美国之领导，可以形成一团结中心，由于经济与国力之限制，亚洲国家实力无力支持一真正有效之联盟”。因为只有美国有经济、军事实力，能为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等反共政权提供经济和军火援助，甚至派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
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不辞辛苦，亲自出马，走访当时菲律宾、南朝鲜的领导人。
1949年7月2日，蒋介石接到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关于欢迎他访菲，“面商远东大局”的电报，非常高兴，经过几天准备后于7月11日带着一大批随员赴菲律宾访问。蒋介石就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等问题与季里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形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他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曾加通盘的磋商。鉴于他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共产党对他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有立刻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助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胁。
并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呼吁：
余等希望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国终能起而响应此种同盟之最高目标。
蒋介石感到自己当时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与菲律宾总统发表联合声明，有点不伦不类，因而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个人的声明：
本人虽然是以私人的资格应季里诺总统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与他会商，但本人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将建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联盟加以充分的支持，并采取行动完成上述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协议。
（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碧瑶万松楼行邸前迎接蒋介石）
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菲律宾总统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当联合社记者向季里诺总统问及在菲律宾成立中国流亡政府一事时，季回答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拒绝庇护另一国家的政府。”
7月19日，蒋介石在广州接到南朝鲜李承晚总统邀请其访问南朝鲜的来电。蒋为了结盟反共，觉得“不能不有此一行”。8月6日，他带着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鲜访问。8月8日，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
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
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
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迷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
蒋介石照例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本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点，一定全力予以支持。
蒋介石与李承晚为达到结盟反共的目的，联名致电菲律宾总统：现在谨请阁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召集联合声明中所建议举行的会议。季里诺还是比较积极的，他把在碧瑶召集预备会的事交给外交部长办理，自己则重点做美国的工作。其实，当蒋介石8月6日到达南朝鲜访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俗称白皮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不支持。这给蒋介石组织反共联盟泼了一大盆冷水。蒋介石十分气恼。季里诺为使蒋介石不过于失望，而硬着头皮于8月赴美国访问，力劝美国参加，“敦促支持反共联盟”。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不予理睬。李承晚、季里诺也不再感兴趣，蒋介石只能听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反共联盟遂成为泡影。并且，季里诺、李承晚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们见美国人不再理睬蒋介石后，也见风使舵，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及至1950年5月，季里诺竟放出口风，连以前做出的接受蒋介石流亡的承诺也推翻了。
2．美国要筑一道反共产党的墙
美国的弃蒋政策使蒋介石绝望到了极点，没有了美国的输血打气，何谈有东山再起之机。正当蒋介石在孤岛上默默祈祷上帝相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合作走向分裂，美苏关系逐渐恶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互视对方为头号敌人，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在中国表现为苏联支持共产党，美国扶持国民党，国共互不相让。1949年蒋介石退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气之下，美国将失败的怒火发泄在了蒋介石身上，从而采取“袖手”政策。
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制订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往往成为美国决策层政策取舍的依据。而中国本身的内在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中，有时反倒退居其次位置。由此可知，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中国事务。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原来美国所奉行的政策，一直是基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便使美国在亚洲能有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其地缘依托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尚稳，也就是说当中国还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美国对台湾尚不留意，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还牢靠，那就说明台湾尚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友邦”手中，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态势无害。因此，美国也没必要介入台湾问题。而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已经失败，有消息表明共产党正“渗透”台湾，进而取代国民党在该岛的统治。那么，美国在亚洲势力范围内将要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了，台湾也可能保不住。
一旦失去台湾，使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之下，“对美国的安全将会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是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美国就无法接近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包括空军基地、海港和沿岸铁路集散站，所以，台湾具备潜在的价值，可作为美国的战时基地；二是一旦台湾失陷，苏联将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地区的航海线，甚至将控制区域“扩大到琉球和菲律宾”，这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三是当时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补给主要靠台湾供给，如果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对美国的价值就会下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介入台湾”的问题就摆在了美国面前。
此时，苏联和新中国的结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新中国一成立，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与各国建交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需经过谈判过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
后建交，看看它们是否接受新中国的建交条件。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予以承认。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在斯大林70寿辰宴会上）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在他看来，“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合作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与美国和解的前景将更为暗淡。
事实上，在中苏关系接近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不断恶化。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中共没有做出要承担其“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将不会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继续给予国民党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接连掀起了几次宣传攻势，力图诋毁条约，破坏中苏结盟，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3月15日，他又重复类似的指责。
但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这类指责“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针对美国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攻击，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新中国所持的立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将使新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周恩来在莫斯科晋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17日，毛泽东在发表离苏临时演说时更加明确地宣布：“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中央领导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便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决定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1949年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的一名中国雇员。11月21日，沃德被判处6个月徒刑，并于12月初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军管会下令征用美国总领事馆内的美军兵营。中国方面认为，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决不能允许这些兵营继续为美国这样一个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美国国务院立即做出表示，这是北京对于其国际条约“义务”的严重违反，威胁如果中国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全部美国外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