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学术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问题，李达在会上重申：第一，中央制定的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行得通、做得到的；第二，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应该首先在教学中贯彻；第三，要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要有周密的计划；第四，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第五，要逐步改变教师负担不平衡的情况。
1957年5月，李达应《新湖南报》的约请，撰写了《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专文，就办学目的、大学生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进一步深化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内涵。李达认为，德、智、体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但德育是根本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李达认为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反对和批评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李达提出，要纠正左的错误，就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要认真学习，又红又专；要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说：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的结合中，教学是中心，应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科学理论水平，我们应该向科学理论的高峰进军；在师生结合方面，教师起主导作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科学水平，都有待于教师们的努力，他号召教师们发奋攻读，刻苦钻研，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说，大学如果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那么这个学校的政治方向也是空的。
1962年以后，随着教学制度的恢复，李达进一步指出，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反复强调，大力提高师资水平，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希望三至五年内，八至十年内，涌现一批名教授，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专家、学者，把中青年骨干充实起来。李达非常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重点）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去。”又说：“我设想1年以后，武大水平线以上教授数以百计，然后赶上国际水平，应该向这方面走。”
1963年11月15日李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报告中，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办学的基本经验，包括办学指导思想、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教学质量的提高、科学研究的开展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诸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注重科学研究。李达历来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国家重点大学，既是教学机构又是科研机构，教学与科研应同时并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1966年，李达决定重新出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并兼任编委会主任。翌年，他又主持制订了武汉大学12年规划草案，并举办了全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以后，科学讨论会多次举行过，提交讨论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1963年举行的第四届科学讨论会，提交讨论的论文和展出的著作之多，在武大校史上是空前的。
为了组织领导好科学研究工作，李达总是大力宣传和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造，反对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提倡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他甚至讲过：“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这些话，在当时是没有哪个敢说的，而李达却敢讲，在不少问题上，他与毛主席讨论，甚至还有争论比如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就争得面红耳赤，事实证明李达所持观点是对的，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这个口号错了。
李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但非常谦虚，他同助手、教师乃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曾和李达在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李达主张西周封建说，他们却主张战国封建说，各不相让，但争论过后，他毫不介意，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李达尽管校务繁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教授，不仅积极带头培养研究生，而且组织和领导开展科学研究，尽管自己身患多种疾病，他仍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勉。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达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他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4/5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
李达一生著作甚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而这些成就都是他严谨治学、辛勤耕耘的结果。李达对助手和别人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反对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提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创见。有一次，他的一位助手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他看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便批了几个字：“唯陈言之务去”，要求这位助手重写，使助手受了一次深刻的严谨治学的学风教育。李达的率先垂范，为科学研究的长足进展，为武大学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视和爱惜人才。李达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经常讲，一个学校乃至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他又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教师的教学和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最基本的条件，世界上许多著名学派和学术中心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深感人才可贵和来之不易，为了发挥人才作用，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不知操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曾昭抡教授是著名化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他被错划为右派后，别人都不敢用他。李达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便大胆地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的胆略和远大的目光才能办成的，而这种胆略和目光首先来自他办好高等教育的爱才之心。曾昭抡教授是戴着“右派”帽子来武大任教的，他来之后，担任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并首先倡导创办元素有机新专业，招收研究生，给青年教师开提高课，还主持编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曾昭抡言传身教，辛勤耕耘，以实际行动改变了武大化学系一度沉闷的空气，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硕果累累，名声大振，在化学系历史上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李达也给以极大的关注。例如有位同志原是读经济学的，提前毕业后被分配到化学系做团总支书记，1958年，他在武大校刊上发表了几篇学习辩证法的短文章，李达看到后，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就把他调入哲学系，以后又派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位同志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此种例子还很多。李达深入群众，民主办学，为人处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因而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校长”。
李达在武汉大学主持校政13年，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武汉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的著名学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武汉大学已有各类在校学生十七余万人，教职工4664人；设有17个学院，3个校直属系，64个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合理格局。武大已经是我国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回顾武大的历程和成就，后人不禁深深怀念与她结下不解之缘的李达：是他，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是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