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思想
胡适对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的长期、系统的思考和探索上。
胡适目睹大学教育在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度重视大学教育构成了他“教育救国”思想的鲜明个性。他曾在1915年2月20日与英文教师亚丹的谈话中提到：“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第二天又在笔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耻哉。”言辞虽不无偏激，但其爱国之情，却溢于字里行间。
这样，对于中西社会文化强烈反差的切肤之感成了胡适大学教育思想的现实起点。而成为其理论思考切入点的，则是对于当时的留学问题的剖析。这最有代表性地表现在《非留学篇》这一长文中，胡适对于大学教育的许多观点在这里都有最初的表述。
胡适认为，留学情况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结果，是“吾国之大耻”。胡适认为，近百年来，“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而“西洋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衄”。中国于是不得不“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纷纷渡海，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康桥、牛津、哈佛、耶尔、柏林、巴黎都为我储才之馆，育秀之堂。下至东瀛三岛，向之遣子弟速学于我国者，今亦为吾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东方文明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所以，胡适视“留学”为“天下之大耻”。
胡适分析了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途径，在当时所具有的二重性。首先是留学作为“过渡之舟楫”，作为借鉴国外，振兴中国的手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其次，留学制度在当时也有明显的不足，废时伤财，事倍功半。
基于上述分析，胡适明确提出，留学是“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胡适说：“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之预备也。”因此，“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留学只是“救急之计”，而绝非“久远之图”。“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也就是说，“振兴国内高等学校乃万世久远之图”。
胡适提出建设和振兴中国的大学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胡适的构想是“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脑，而以全副精神贯注之，经营之。留学仅可视为增进高等教育之一法以为造成专家学者及大学教师之计”，“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否则，“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则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则虽年年派遣留学，至于百年千年，其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在《非留学篇》中，胡适还对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大学教育，发表了相当成熟和系统的意见。
胡适认为，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首先要明确，今日教育之惟一目的在于输入新思想、新学术，经过淘洗去取、交流融合，“为吾国造一新文明。而要造就新文明，必先，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中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吾国今日之急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矣”。这实际上是讲的大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而振兴国内大学的具体途径则有三：增设大学；大学增设毕业院（即研究院）；“大学中无论何科，宜以国语国文教授讲演而以西文补之”。
胡适的职业教育思想
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杜威实用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的职业教育思想重视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认为职业教育有系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在进行职业选择时要以个人兴趣为主。
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是胡适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采取振兴民族实业的国策，颁布了一系列推动民族工商业的法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的时间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当时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大学者一年达数十万，形成普通教育越发达社会失业者越多的现象，失业者无一技之长，无法就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很重的负担。职业教育可以短期内培养人才，缓解就业压力，这也就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是胡适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杜威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试验性的探索以稳定生活、实践和行动的方法。他主观念必须在实验中检验，知识必须从实际出发，人们不能只论目的而不择手段。相反，为了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必须在实验中选择正当有效的手段。简言之，杜威的实验方法强调必须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况下手，一切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实验，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实验主义即人们常说的实用主义，胡适认为译成实验主义更合适，胡适公开宣称自己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团。由于胡适师从杜威，他认为杜威的批评的试验方法可以使我们运用实用主义思想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可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职业教育要与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职业学校的设立要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唯有时或经费不足设大学，或地方所需以某科为最急，或其位置所在最适于某科，于是专科学校兴焉”。这充分地体现了职业学校的设立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间。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非常发达，可以设瓷器专科学校；萍乡大冶的矿业发达，急需矿业人才，因此可以在此设立矿业学校。设立专科学校可以达到三个目的，首先，可以培养实用人才，瓷业学校要培养瓷业人才，矿业学校要培养矿师等。其次，要研究和探索新的方法来改良我国的实业，如铁道学校不仅教学生筑路的方法，还要研究改善铁路交通，提高交通速度的方法。最后，专科学校要培养管理人才。人们如果只知道工程的重要性，却不知工程师就像一种人形的机器，供人指挥，各种工业实业的发展都有赖于管理的适当。因此，专科学校要使在银行工作的人不仅能够将帐簿记得清晰明确，还要使他们了解世界金融的发展趋势，在铁路工作者不仅会绘画和筑路，还要知道铁路管理的方法以及营业的方法。只有这样，专科学校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同时也能够促进地方实业的发展。胡适认为，民国元年大学制中有些组织是可以恢复的，而许多组织是不能恢复的，不能恢复的组织包括元年的农科已于三年改为农业学校了，且适合当地的需要这也是胡适主张职业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体现。
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要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胡适归国后注意到内地学堂的课程设置过于完备，设置了无实际用处、不切合当地经济状况的英文、音乐等课程，指出“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定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和卫生常识，而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性”。胡适认为中学课程与社会脱节，所学非所用，因此学生毕业后，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职业学校（师范教育包括在内），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设置学校的课程。
职业教育要体现系统性和多样性。1922年，胡适参加了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会议，被推举为制定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人员，胡适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在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制定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学制第一次代替了实业教育正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新学制的内容体现了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系统性和多样性特征。新学制规定小学可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教育准备教育；初级中学实施普通教育，依地方需要兼设职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酌情将旧学制中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大学及专门学校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不等。凡志愿修习某种职业者均可接受。新学制中既有小学的职业预备教育，又有中学教育中的职业科，还有高等专门学校与中学相衔接，形成了统一而连贯的学校系统，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系统性特征。新学制也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多样性。实施职业教育的形式有小学校的职业预科补习学校、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职业科，又有高级中学的职业学校。职业学校的期限和程度根据地方实际需要而定，职业教育多至6种以上，年限有1至6年不等，内容有完全职业的和由普通逐渐趋向职业的两种。这些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多样性的特点。
胡适认为，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大学选科和就业选择）有两个标准，即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比，个人需要更重要，个人需要主要指个人的兴趣和性情。“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教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自我的兴趣——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田。胡适认为只有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才能易于获得成功，而背离自己的兴趣去迎合社会需要而取得成功的人则很少。学生在选科和面临就业选择时应该主要考虑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性情，而不必太迁就社会的需要。社会上需要的是最易发财的、最时髦的专业人才。现在很多学生在选择系科和选择职业时都有功利倾向，什么热门就学什么，什么热门就找什么工作，根本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是否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特长。社会的需要太多了，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洁工，社会都需要。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每个行业的需要，也没有必要满足各个行业的需要。因此，社会的需要并不重要。在选科和进行职业选择时，不必太注重社会的需要，也不必听从父母兄长的安排，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自己在哪个方面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只有这样才易于成功，易于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胡适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最初在美国读的是农科，后来发现自己对农科并不感兴趣而改读了自己感兴趣的哲学，最终在哲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除此之外，胡适认为大学里必修科太多，选修科太少，应提倡选修科，可以供学生自由选择。虽然选修科带有一定的探险性，青年学生可以有余力去作各种尝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修科，让学生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去奋斗、去拼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让学生能够不断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胡适认为职业教育要受到高度的重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职业院校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所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然而，职业教育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家政策往往倾向于发展普通教育。由于受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无法进入好大学和成绩较差的学生才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急需职业技术人才，而职业技术人才（尤其是中高级技术人才）必须通过专门的职业学校来培养。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职业教育的重作用，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