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处事的能力，而是进退自如的智慧。面对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时，往往会逞一时之勇，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必须学会放弃利益，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不应该为了利益而做出飞蛾扑火的举动。李嘉诚深明其中的道理，因此，他总是能够拒绝利益的诱惑，作出正确的判断，投资到正确的领域。在竞争中，他总是能够见好就收，避免与强大的对手做正面交锋。就这样，李嘉诚辗转在许多领域，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强大，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冒险不等于冒进
无论在什么时代，如果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胆略，就成不了气候。但凡成功的商人，都是具有非凡胆略和魄力的人士。从一定意义上讲，经商本身就是具有风险的，不管从事什么生意，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你惧怕风险，那么永远都不会拥有财富，不会成功；精明的商人，从来就不惧怕风险，他们视风险为游戏，视风险为乐趣，当然，他们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但是冒险并不等于冒进。冒险是在对将要投入的生意有所了解，有一定制胜把握的前提下采取的行动；而冒进则是在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就贸然采取行动。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成功的商人都拥有冒险精神，同时又从来都不冒进。
李嘉诚曾在集团周年晚宴致辞中表示：“香港在未来数年内，只要把握时机，加强与内地合作，迅速扩大在内地市场的占有率，香港就将会有无限的商机。”
虽然在各种场合下，李嘉诚一再强调香港经济会复苏，但是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复苏、前景怎样，李嘉诚在内部讨论会中也坦言至今仍不明朗，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所以，李嘉诚的目光重点转移到环境良好的市场——欧美以及大陆内地，尤其是内地市场。
李嘉诚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近20年来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这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在一个公开场合，李嘉诚曾经明确表示，长江实业多年来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很多，而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的商机将会更多。有些业务领域过去没有涉及，往后可能会涉足。最关键的是认清方向，把握好机会。
李嘉诚领导的长和系坐拥强大的资金，在内地从容规划，通过收购、合资等形式占领了众多产业的制高点。
在中国内地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李嘉诚对大陆市场的新出击，却显得格外稳重。总的看来，拓展的方向始终没有偏离传统产业的基础业务，其目标主要锁定在5个方面，即地产、通信、港口网络、媒体和生物科技。
李嘉诚并不是保守。长和系作为主角之一，也曾遭遇了2000年至2001年间全球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所带来的灾难。
李嘉诚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内地投资了，到2002年在内地投资额累积已超过600亿港币，其中长江实业集团是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贤者之一。
尽管庞大的投资造就了李嘉诚在内地的知名度，但不容忽视的是那些超过15％～20％的投资项目的失败，对于一向业绩稳健的长和系而言，这么高比例的投资失败率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冒进，是长和系对失败找到的原因。早期的TOM、电信盈科和数码港曾给企业带来了神话般的光环，造就了李泽楷这样的传奇人物，但是并没有真正给集团带来实际的商业利益。狂热之后，对于李嘉诚领导的长和系来说，TOM和电讯盈科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基于此，李嘉诚曾经多次在企业内部指出，在一个激进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判断能力，不能因为头脑发热而迷失了方向。
在客观环境与自身条件都允许的条件下冒险，很有可能会抓住机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心要成就事业，不理会客观环境，不考虑自身实力，就贸然地投资，只会招致失败。所以，创业与投资，一定不能冒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生意场上并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斗志，而是愚蠢的鲁莽。
正当利益，该争则争
“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商人的本质。做生意原本就是为了赚钱，这是无可厚非的。在与竞争对数博弈的时候，应该寸土必争，不能忍让退却。正当的利益，该争取的时候，决不能退缩。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好。
李嘉诚也是谨守这一原则，不正当的利益，给也不要；正当利益，不给也要争。
1992年8月爱美高通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4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认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3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该批为数2％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层楼以上的18层单位，买家一次认购3至4个单位才可交易。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万～100万港币，普通单位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家，已有几个人经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特权阶级”，自然赚得最厉害……
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但怎料，李嘉诚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扬，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怡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此计算卖楼反应不会差。当时很多人都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赚钱。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从赢利的商业角度来看，炒地炒楼可以更多地攫取利益，只是苦了买楼用户；从长远的角度看，拂逆顾客的做法最终都会招致恶果。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李嘉诚虽知悉此事，但是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如期开盘。次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麦高乐对此大为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全款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在其“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当有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通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人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恒生银行主席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过招，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但是这一次他撞上了，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因为有不怕的心理，李嘉诚便我行我素。面对港府的威胁，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争取主动。
作为商人，不能贪得无厌，以非正常手段谋取不应得的利益，同时，面对正当利益，也不能退缩。该争取的一定要主动争取，否则生意就无法进行下去。
能进能退，不争一时之气
人人都想把生意越做越大，到嘴的肥肉谁都不想放弃。但是，一心一意想得到，总是会很容易忽略潜在的危险，使自己陷入困境。做生意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为一时意气之争，做出错误的决定。
做生意就要做到能进能退，有利的时候能主动进攻，遇到危险的时候主动撤退。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得长久。李嘉诚能够顺利地走到今天，跟这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年，他收购置地公司的那件事足以说明李嘉诚是一个能够在生意场上进退自如的人。
1987年，怡和置地公司惨淡经营，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外界对于财大气粗的华商集团有意向置地公司收购的传言四起。
据说，李嘉诚也为此拜访了西门·凯瑟克，李嘉诚当时对置地公司股权的收购表示出了意愿，也有迹象表明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行动，但是他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李嘉诚知道这对于低价购买置地公司的股权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一直按兵不动，静静地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
1987年10月19日，扶摇直上的香港恒生指数因为受到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开始暴跌，置地公司的股票也下跌大约40％，凯瑟克家族的人也为此感到惶恐不安。
1988年3月底恒生指数就开始慢慢回升。本来对于李嘉诚来说，这已经是放手一搏的大好时机，但是事情却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怡和公司的一千人，面对华商的挑战，不愿意束手就擒，凯瑟克和包伟世急忙进行磋商，开始着手计划反收购行动。4月28日，怡策与他所控股的文华东方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以每股4．15港币的价格，发行10％的新股给怡策，使怡策持有文华东方的股权比重由35％增加到41％。
李嘉诚从变化的局势中立刻看出，收购置地公司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