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在价值链中的高端发展和成长？世界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先生说，“简单地讲，就是通过‘购买高端’。购买高端技术，购买高端品牌，购买世界性的主流分销渠道。”
2.浙商，不要满足于“模仿秀”
一度风靡荧屏的模仿秀，让人感慨不已：你看他们唱的歌，有不少还真是比“原装货”强多了，模样好像也还要帅一些，但为什么就不是“星”。现在模仿秀已经吊不起观众的胃口了，也没见哪个模仿秀冠军红起来。因为你模仿得再像，或者是模仿得越像，越是人家的影子，越没有你存在的价值。
“形象不佳”的模仿战略曾经是浙商军团屡试不爽的创业法宝，在起步阶段，模仿是最低成本也最安全的拐杖。浙商的模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抄袭式的克隆和拷贝，二是看样式的“依样画葫芦”；或者说有时候仿制国外的东西，有的时候国内企业又相互模仿。
客观地说，模仿是浙商进行原始积累的有效工具，而且聪明的浙商把模仿战略做到了极致——创造出了令全球同行恐惧的块状经济。一家织袜子发了财，忽地一夜之间，千家万户都摆起织机；听说某人养珍珠赚了钱，全村上下纷纷挖塘养河蚌。邻里看样，村镇模仿，“重复建设”的结果，在浙江出现了500多个销售过亿元的特色产业专区。每一个产业区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小业主。
邻里看样，村镇模仿，与简单的“重复建设”并不一样，因为他们内部存在非常紧密的产业生态关系。这些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是浙商打天下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是专业商品市场）。
模仿战略适用于力量弱小的起步阶段，模仿战略本身就表示模仿者承认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低人一等的。更重要的是，以模仿为出发点的竞争，使得模仿者组织内部容易产生创新精神的缺乏，从而限制超越被模仿者的能力，导致企业功能的退化，公司会慢慢退化成一个“车间”，这时“后起之秀”就永远只是一个高水平的“模仿秀”而已。
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表明，继续低水平的模仿，将损害浙商引以为豪的块状经济。浙江省的一份调研报告说，无论是产量占据世界1/3的嵊州领带，还是让意大利人也刮目相看的温州鞋业，都差不多是相互模仿的产物，缺少核心技术、品牌和高增值业务。
可怕的是，这种惯性加惰性的模仿将使得企业的营销、研发等核心功能逐渐退化。比如在义乌，整个县域经济体就像一个超级巨型股份公司，小商品城就是这个超级公司的销售部，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则是研发部门。大公司的新产品新工艺一上来，就是“大家共用”，你一朵花，我就少一个瓣。这种同质化竞争的结果，不仅使得领跑公司承担了“公共成本”，使得大公司的收益被“摊薄”，同时跟风企业变懒。结果出现大企业没有实力，小企业没有活力，从而导致整个产业专区不可避免的陷于“向下的竞争”，也就是拼成本，实际却是抬高了经济体的最终成本，削弱竞争优势。
在资源硬约束瓶颈越卡越紧的情况下，浙江制造“低成本、低档次、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急需转型。反映产品深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的工业增加值率，浙江的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甚至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近年来，以“浙江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风行全球的同时，也频频惹上种种非关税壁垒限制和反倾销指控，也与我们善于模仿，只拼成本有关。“浙江制造”成了廉价品和中间产品的代名词，只有屈居国际垂直分工的末端，大量低层次的出口产品处于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只能分得国际价值链最微薄的利润份额。“大姐做鞋，二姐看样”是一句俗话，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手艺熟练的“二姐”了。要做大姐，就要大胆，哪怕手指头被刺破，出一点血也值得。
3.浙江民营企业低成本之路还能走多远
浙江的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性不强，有独立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本地的产业集群优势，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相当高。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地方，但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求助于地下金融，而民间融资利息高，运行不太规范，使民营企业承担巨大的负担。另外企业要做大，必须进行并购，但是缺乏收购资金成了瓶颈。
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产品仍然是以量取胜，质难以提升。缺乏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开发能力，在高端市场上形不成竞争力。没有造就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产品附加值低。我总怀疑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低成本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走入市场是正常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必然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但这条路是有尽头的，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如果不及时调整发展模式，必然会发生衰退。如今获得低工资劳动力越来越困难（即出现了“民工荒”）；出口屡屡遭遇反倾销，甚至发生了西班牙烧毁温州鞋这样的事件；经济发展引起资源和能源紧张，价格上扬，利润空间日益缩小等等，表明浙江民营企业低成本扩张之路已经快走到头了。如果不转换发展模式，这个地区经济衰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浙江的民营企业应该通过股份制合并兼并，把企业做大。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必须要有带动一个行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大企业。没有这种大企业，谈不上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也谈不上创名牌。小企业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提供配套零部件或辅助服务。没有大企业，小企业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浙江民营企业的下一步是形成可以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这种企业的出现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希望。
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经济中总会有大量中小企业。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要做大，小企业有自己的优势，一些小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特色做强。意大利60%的鞋厂都是小厂，他们80%的鞋厂雇佣工人20人以下，但由于他们手工生产的能力很强，所以牢牢地占据了高端市场。
企业家的素质有多高，企业就有多大。第一代浙商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但他们凭着敏锐的市场嗅觉，过人的胆识与勤奋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不过，要继续做大企业，企业家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现代企业管理是很复杂的，涉及很多方面。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老板，一旦企业做大了他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一些老板连什么叫“公司治理结构”都不懂，又怎么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浙商还应该提高个人品质与修养。现在很多企业盲目做大，收不了场。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自杀，也就是因为负债大于资产。很多企业家缺乏平和的人格力量，有一种“大跃进”情节，总觉得做大了了不起，有霸气。
另外，个别企业不讲诚信，蒙骗人家或者靠不正当竞争破坏环境获取利润。“周扒皮”的那套致富经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企业做大了，企业家也应该有种人文关怀的态度，满足民工相应的利益。
浙商应该争取从靠低成本竞争转向靠高技术高质量结合的产品竞争。这样，不仅现在有优势，而且还有持续发展的后劲。
4.从经济浙商到人文浙商的转变
有人说，浙商是中国最大的财富制造商。那么，这样一群财富制造商，面对手中所握的财富，今天又需要什么样的快感或者说财富观呢？从金建春、黄生之类人身上，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值得包括浙商在内的社会各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老板们，不仅生意越做越大，企业越办越大，见识也很是广泛，自身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看到他们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得说，许多私营企业主尽管在穿戴上摒弃了“暴发户”的形象，但他们的内在素质上，还是留着许多“暴发户”的“尾巴”。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许多浙商还热衷于赌博，热衷于花天酒地，热衷于骄奢淫逸。有的因此而触犯法律、身败名裂，有的因此而一败涂地、企业破产，有的因此而萎靡不振、销声匿迹。
对此，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翁礼华作了精辟的分析：“有的浙商为什么热衷赌博，不善待财富？最根本的是素质问题。浙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民进入商界的机会成本低，所以那时起来的浙商，更多的是农民。农民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就是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养低，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比较简单，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往往比较直观和直接。当他们追求到财富以后，就缺乏进一步追求财富增长的动力。他们需要另外一种形式来满足他们的人生幸福感。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追求高级的文化形态来满足，于是就转向了赌博、花天酒地、奢侈浪费。”
赌博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技巧，只需要运气。从概率论上说，赌博的输赢都是50%。但为什么赌博者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呢？翁礼华说，这是因为“输赢各占50%”的概念，是一个时间上几乎是无限的统计结论，但参赌者由于受时间、精力、金钱的限制，在时间上一定是有限的，而开赌场者却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这样，看起来赌博双方是公平的，实际上却是先天地不公平的。在这样不公平的赌博中，参赌者最终只能是输。
对某些浙商的挥霍浪费和狂赌行为，更有学者讽刺：现在有人钱越多，却越来越像“动物”——追求动物的本性。真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对此，对中国商业文化颇有研究的翁礼华说：“浙商要摆脱赌博等这样的低级文化，要做到善待财富，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摒弃‘暴发户’心态，提高自身素质，追求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实现更有价值的人生理想。”
一位几乎没读过一天书的温州农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创造财富的大好时机。而我的前辈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子孙们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财富的增长将是缓慢而有序的）。如果我的手上不能完成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使命，我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这位温州农民从沿街叫卖虾浆开始，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开了多家超市，成为一个大富翁。
浙商大多已经达到了财富的第一个境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广大浙商发自内心的感受，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力量之源。
然而，有了钱后，如何把钱花好，花在正道上？如何善待财富，使财富不断升值？这也是有钱人的烦恼，是浙商必须正视并正确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
有一位浙商曾向笔者感叹：“生意做到我们这个份上，赚钱不再是件难事，如何花钱，如何把钱花好，倒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许你不相信，我们是赚钱容易花钱难啊！”他列数的“花钱之难”有：一是钱多了，就不自觉地要去满足个人的许多欲望，其结果往往违背道德良心；二是钱多了，忽然发觉世界上有意义的东西不多了，其结果就是想方设法去糟蹋钱，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一种刺激和快感，但这样的刺激和快感并不能给他带来持久的幸福；三是钱多了，总想使钱增值，但增值过程，也是一个花钱的过程，这里往往难以把握好，一有闪失，就可能前功尽弃，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为什么企业家花钱，看起来痛快实际上痛苦呢？在一次民营企业家的聚会上，主持人问在座的200多位企业家：认为自己解决了财富问题的人请举手。结果，所有人都举手。但当主持人让感到内心愉快的企业家举手时，只有一个人举手。
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各位企业领袖，大家都以为你们是富人，但在我看来你们不是富人，你们是一群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这表明，如果财富仅仅指金钱，那么这个财富并不能给企业家真正的快乐，或者说金钱代表了企业家的人生价值。
如今，更多的企业家把承担社会责任当成了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内容。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企业家出差的时候，从来都只坐经济舱，却包机让员工去韩国旅游。因为在他看来，财富不仅仅是金钱，其组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是美誉度。“一个企业有了美誉度和人脉基础，它的财富才会越来越多，企业才会越做越大。”
更多的浙商开始懂得通过对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资助来彰显金钱“善”的光辉。这不但从文化的层面，还从道德、伦理的层面诠释了财富的意义。
“希望浙商能够完成从经济浙商到人文浙商的转变。”近日，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青年学院副院长王曙光教授提出这样的倡议。
5.强行改造温州模式只会劳而无功
经济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只要适应本土环境、GDP与民间财富共同增长的经济模式就是好模式。这就跟“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一样。
就市场发展本身而言，从来也没好与坏的绝对标准，有的只是后人对其成功与否的总结性陈词。没有人对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重商主义提出异议，要求在英国土地上移植法国的重农主义；也没有人对17世纪的尼德兰金融市场发表高论，认为这种原始的借贷与期货方式杂乱无章。其原因就在于，受制于当时经济与技术条件、市场规模，英国与尼德兰只能发展出符合自身要求的独特的经济模式。
回过头来说目前的国内，有一个经济热点话题是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比较和质疑。本来，两个不同区域的经济模式并无比较之必要，只要温州人自己觉得合适，并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得到巨大的实惠，外人就无从置喙，也无权强行改变。官方数据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这种藏富于民的模式正是许多人孜孜以求却难得的，尤其值得珍惜。
由于其民间性与内生性，温州自下而上的经济模式天然与本土环境融合无间，因此生机勃勃。温州人不仅在打火机、眼镜等市场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例如在温州柳市镇已经形成高低压电器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如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形成的各种行业的商会等，是屈指可数的成熟的民间自律组织样式；而温州金融业不仅历尽劫波终不倒，还成为央行设定利率的重要参考指标。这说明货币的价值在此得到了最为精确的衡量。如此模式，既无滞胀之虞，也无结构性矛盾，称得起健康二字。
但对温州经济模式一直伴随着“低小散”的指责，对于习惯于大手笔的人而言，温州经济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但难以忍受就是改造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的理由吗？这种想法所透露出的霸道气息更令人难以接受，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经济模式如果不能契合本地土壤，再先进也会半途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