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权方面，除了企业创立时的五位股东外，沈小华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可以集资入股，拓能还拿出一部分股权向投资者开放，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股权融资，壮大了企业的资产实力。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不仅增强了企业的资金实力，还使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合理。
由于拓能在资本领域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现在已引起了外商参股的浓厚兴趣，双方的洽谈已进入了实质阶段。外商的进入，将会把拓能带向更高的发展平台。
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拓能公司已先后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东、湖南、东三省等12个省市设立了一级代理商，拥有了大量的终端网点，进入到了主流销售渠道中。目前，拓能浴霸已成功跻身于浴霸一线产品，与奥普并驾齐驱。
浙商如何从优秀到卓越
世界上著名的成功学大师卡内基“从优秀到卓越”的理论提出，“卓越”的企业家（也叫第五极领导人）的财富标志，不仅仅在于管理的模式，更多地表现在其人生的境界。对比浙商的发展，当众多浙商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了转型期的今天，企业家的发展更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修炼。眼下，许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多元化与专业化、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的困惑与矛盾，你是逃避困难、满足于现状，还是继续发扬当初的创业精神，勇于突破企业成长的“天花板”呢？这是浙商人生境界高下之分所在。试想，一个沉湎于赌博的人，一个贪图享受的人，能把企业做大吗？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创新，永无止境的创新，永无止境的追求。几百年来多少企业能“从优秀到卓越”，而真正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苦行僧”——苦其心志、尽毕生之力于企业发展，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投资银行JP摩根最新的研究显示，全球大部分超级富豪过去20年都不能守住巨额财富，“败家率”达80%，浙商要长盛不衰，不光在于自身素质，还有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重任。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一直认为，对于企业来讲，把企业搞好，创造税收，这样才是最大的回报。对于许多已经积累起可观资本的浙江企业家来说，赚钱已经不是首要目的，如何把辛苦创业的企业做大，并使其成为“常青树”，已经成了许多企业家考虑的中心问题，也是衡量浙商财富境界高低的最重要的标杆。牢记卡耐基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浙商基业长青成为最关注的热点
明清时期势力最强大的晋商衰败了，盛极一时的徽商没落了，刚刚崛起的浙商能否继续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这个问题现在谁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浙商”这一群体今后的荣耀，将系于他们所领导的浙江企业能否基业长青。
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几年，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无论专家还是企业家本人，都在思考着“如何让‘浙商’的基业长青”这个庄严的命题。面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他们还要摸索适应形势的战略调整，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
（1）“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历经几轮价格战而生存下来的西湖电子集团，曾经历了彩电亏本大甩卖的艰难时刻。董事长章国经的体会是“坚持住，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们坚持住了，所以在今天的电视机市场上又活跃了起来。当“浙商”以一个群体出现时，他们的长青比任何一个微观企业的成败显得更为重要。而企业家正是这些企业“活下去”的要素之一。
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成功的企业一定有各种成功的理由。优秀的企业家是否具有相同的特性呢？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论坛上曾表示，审时度势、选择最优企业制度的企业家可以认为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他说，“浙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造就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还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不可能像跨国公司的企业家那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们还处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这不仅需要企业家本身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面对竞争和经济形势的纷繁变化，如何活下去活得好？浙商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复星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认为，浙商精神如果加上团队精神，将活得更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在论坛上就提出了浙江企业先发优势逐渐丧失后面临的创新难题，并指出浙江企业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成长方式、经营方式、经营区域等方面都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活下去，并不容易。
（2）顺时应势更显“浙商”本色
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形势下，“浙商”们将遇到种种困难，怎么办？“传化”董事长徐冠巨认为：顺时应势、培养优势是“浙商”们的出路，而这恰恰更显示出“浙商”的本色；在困境中谋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浙江企业的潜能要再一次在当前的形势下发挥出来；借此机会，反思低水平、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为尽可能消除外部瓶颈制约寻求新途径，将更适合企业的长远发展。
事实上，而今许多浙江企业家在感到压力之时，也意识到另一种机遇的诞生。调整战略，渡过这一时期，将可以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强化自身优势。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放缓扩张步伐，而不是消极保全就是一种策略选择。当一些企业遇到了财务危机，抓住他们急于变现资本的愿望，对另一些财务稳健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机遇。温州企业积极筹备上市、联合组建大型财团等迹象似乎也暗合了这一时期的战略调整。
这一轮宏观调控，还让许多企业家们正在感受适应经济周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樊纲指出，许多国内企业家缺乏对经济周期的认识，缺乏风险意识，只有熟悉经济规律，企业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才能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变。
2.昔日徽商是今日浙商的反思样本
吃苦耐劳，背井离乡创业，财富与名声显赫……如今的浙商与昔日的徽商，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或许，这样的担心过早了一点，因为：一则，世易时移，如今的浙商不可与当年的徽商同日而语；二则，浙商无论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发展，对全国发展是有利的，对浙江的产业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探讨“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话题时，有人冷不丁提出一个疑问：今日浙商会变成昔日徽商吗？
要真的比较起来，这两者其实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没多少可比的。不过，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背井离乡创业，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在全国的显赫，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接下来的担心，也就好像顺理成章：当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敌国，然而对他们的家乡而言，似乎只带来了无数雕梁画栋的宅院，而并无产业上的联系；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1）对区域协调发展有好处
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认为，没有必要把“浙江人经济”的问题看得太重。他甚至不赞成提“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他说，首先是要搞清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跨国流动有什么差别，前者涉及区域共同发展的问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则认为，这其实是个利益立场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还是站在全国看这个问题，还要看企业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是因为环境制约发展而走出去的，还是其他原因。资本本身就具有流动性，企业家总要把资金投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而这对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据他了解，在外的温州人创造的产值约为560亿元，相当于温州GDP的一半左右。他估计，在外浙江人创造的产值应相当于浙江GDP的20%左右。他认为，从全国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是市场在配置资源。
（2）“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总体上有益
张仁寿说，现在就担心浙商会成为当年的徽商，进而担心会发生“产业空心化”，这未免太早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浙江企业家对市场和商机的把握。而且，浙江资本流动也是双向的，浙江有好的项目，有些资本也会回流的。看问题不要那么悲观，古代有些商人，有了钱，或置地或买官，因此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现在，“浙江人经济”的总量越来越高于“浙江经济”，但浙江人可能也越来越富。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盛世豪认为，对“浙江人经济”要分一分类，不要笼统地讲“浙江人经济”。他认为，浙江出去的企业至少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业，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产基地还在浙江；二是将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寻求在更高层次发展；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土地、能源等受制约，生产成本走高，于是把企业迁出。在这三类企业中，第一类比较多，而且对浙江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而后面两种情况可能对浙江会有影响，但这是企业为追求更大发展做出的选择。作为政府，应当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让企业留下来。
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当然，一些企业把总部搬到大城市，生产基地还在浙江，这对浙江的产业升级有好处。而且，走出去的企业越多，与外界的联系就越广，对浙江企业而言，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越多，也为没有出去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浙江人经济”总体上是有好处的。
（3）解决原有优势弱化的出路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说，从目前情况看，浙江的制造业层次还不很高，与国际大企业的关联度还不很强，这方面与苏南地区有明显差异。浙江的制造业中，消费品（生活资料）的产业比重很大，而近几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强，浙江制造业当然会受到影响。相反，资本品（生产资料）的寻求却很旺，而这在浙江却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完成一个提升，即由消费品的制造业提升到资本品的制造业。产业要提升，市场要开拓，资本要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就是浙商要往外走的内在原因。
张仁寿指出，也应看到，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较优势在弱化。浙江人原来津津乐道的优势，比如体制活，浙江人精明而勤劳，搞小商品和轻工业特别有效率，等等，有的在改变，有的在弱化。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民营经济，而小商品的利润也越来越薄。浙江要适应这种变化。
从国外情况看，资本流出大的一般都是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多，流入也多。浙江的担心是外资流入不多。浙江实际利用外资不到50亿美元，与江苏差距很大。浙江为什么引进外资不多？有人分析其中原因说，一是民资比较丰裕，二是浙江人算得太精，三是浙江本身的产业层次不高、规模偏小。当然也有人认为，以前浙江人对外资的重要性有不同认识，有一种说法是，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政府急，民间不急”。
张仁寿强调，通过吸引外资提升浙江产业档次，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之争带来的启示。完全依靠内资提升产业层次，速度不会很快。当然，提升产业层次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人的问题，浙江人比较适合做小商品，但要真的搞IT业、重化工业、汽车业，是否也能像小商品那样有竞争力？
同样的土地面积，或者同样的产品总量，如果产生的利润越来越低，那就没法遏制资本的外流。而如果随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引进大批外资，进而提升浙江的产业层次，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浙江资本大量流出的担忧就显得有些多余。当然，这有赖于不断优化能够吸引外资进入的发展环境。
（4）重视徽商提供的启示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古徽州的情况是两头“在外”，徽商的商业行为与家乡联系不大，特别是到后来，连商品也不在当地生产了，徽商与徽州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徽州仅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从当年徽商的历史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与他们保持经济关系。如果没有经济联系，而外面赚的钱更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就比如当年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大部分就不回去了。
杨建文说，怎样让浙商对浙江经济产生带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约束小、前景又比较好的产业。浙江必须实现新一轮转型，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杨建文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可赚钱的地方走，这就是浙商与徽商相近的地方。因此，要避免浙商成为当年的徽商，就要不断创造让浙商回流的平台。当年的徽州没有这样的平台，这是徽商没有回流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保证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产业要有前景，体制要更有活力，这样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葛剑雄认为，徽商的衰落，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变了盐的配额，盐商最大的靠山没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铁路的开通，运河的漕运就废掉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开埠后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的冲击，而徽商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开发出新的商品，这样，原来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因此，这也是一点启示，就是要以变应变。比如当年的广东商人，就是及时吸收了新的商业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货，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货店，很多就是广东人开的。
浙商的特点是，他们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领很强。因此，浙商也不必总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可以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经济发展的梯度总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机。浙商应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寻求更大的发展。
3.长大后的浙商如何发扬地铺精神
反思地铺精神长大后的浙商如何发扬“地铺精神”，可以解读为降低成本的艰苦奋斗，也可以理解为拉帮结派的企业“家族化”。这个问题，不仅民营企业存在，国有企业可能更无章法。“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如今诸多声名显赫的浙江商人在当年发迹之初的“曾经的生活”，也是今天不少尚未发迹但正在奋斗的浙江人的现实生活。这是赞叹浙商时用得最频繁的一句话。无疑，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大批浙江人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从事被当地人所不齿的工作。如今浙江许多身价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从这些人群中冒出来的。当年他们中有些是收破烂的，有些是弹棉花的，有些是补鞋的，有些是打铁的，但他们从来不以从事这些劳动为耻，善于把握机会，为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长大后的浙商，如何发扬“地铺精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