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命运多舛，从先秦时被刻制好后，就在荒郊野岭一睡千年，饱受风雨浸蚀之苦。唐代初发现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直到宋代司马池到凤翔做官，才在民间找回来，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石鼓》复迁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下了家。
石鼓（吾车）
四、诅楚文
诅楚文为战国前期秦国刻石，是秦王诅咒楚文之文。详细年代及书刻、人物尚无定论。传诅楚文共三石，其一为“巫咸文”，初得于凤翔，326字。其二为“大沈厥湫文”，初得于甘肃平凉，318字。其三为“亚驼文”，为洛阳刘氏所藏。
现所见的诅楚三文均非原石，而是经后人整理摹写的。三文文体相近，向以“巫咸”为精，其笔迹超凡入妙，字法精工入微，实可与石鼓文相媲美。
诅楚文
（第三节）墨迹
一、墨迹概述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
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二、侯马盟书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侯马盟书（一）
侯马盟书（二）
（第四节）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文字异形的现象。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货币、玺印、陶器等上面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这时东方六国民间通行的文字中却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如竹简、帛书、货币、玺印等上的文字，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写法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了，但东方六国的文字并没有超越商、西周以来的文字体系，而是一脉相承。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第五节）简册
一、简册概述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
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秦木牍和秦简之外，在战国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体和秦《高奴禾石权》〔铜质，是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或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铸发给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县东北）的。1964年出土于西安阿房宫遗址，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中也已蕴含着隶书的因素。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青川木牍
1980年四川省出土的秦地《青川郝家坪木牍》，牍上三行墨书定为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手迹，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此牍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字形方扁，取横势。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早期隶书明显的特征。从书体角度而言，牍中那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的美感已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它已展现了一种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
三、云梦睡虎地秦简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写材料除少数纺织品外，主要是简牍。一般为竹、木片。1975年发掘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攲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画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云梦睡虎地秦简》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云梦睡虎地秦简
四、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七百多枚，经整理者的辛勤努力，已由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内容包括《缁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两家的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书共十八篇。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的极大关注。
有学者认为郭店竹简的字体使我们得以重睹所用书体或是先秦时代“蝌蚪文”与“古文篆书”。这些楚简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服虔所见的“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是楚国学者新近自齐国传抄、引进的儒家典籍，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
郭店楚墓竹简
（第六节）帛书
一、帛书概述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九百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战国的竹简和帛书，都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竹简、帛书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二、楚帛书
楚帛书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绘画，是我国出土最早的帛书，也是最完整的篇章。1942年被盗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横38.7厘米，纵47厘米。帛书的四周绘有12个神像，每边3个，均头部向内，足部向外，四角各绘有一种植物，神像及植物用墨线勾成。神像为彩绘，有青、棕、朱等颜色，植物的颜色分别为青、朱、白、黑四色。帛书中间部分是两大段墨书文字，四周的十二神旁边各有一小段文字，共900余字。十二神呈战国时期以楚为中心的南方美术典型的复合造型，即每个形象都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形象元素复合而成，具有动物合体或人兽合体的特征，如蛙蛇复合、吐舌长角、三首一身等状，为他处罕见，故难确定名称。帛书文字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祸的关系、四时和昼夜形成的神话，并提及女娲、炎帝、祝融等南方信仰的主神，可认为十二神是楚国泛神观念和崇尚巫术风俗的产物。十二神和4种植物可能与四时（四季）顺序、四方位置的对应，它们表明某一时序相当于某一方位，每个形象可能深刻地蕴藏了广义楚文化的丰富内涵，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四时、四方观念的形象体现，显示了先秦美术通过形象位置体现含意与功能的一般特征。
楚帛书
郭沫若说，《楚帛书》“抄录和作书的人，无疑是当时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
帛书又名缯书，质地为白色丝帛，现为美国私人收藏。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清理帛书出土的墓葬，判明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帛书保存了丰富的绘画形象，它们单个的造型方式和整体的结构方式对汉代美术都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