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水中逃生
儿时，我酷爱冒险，凡是可能参加的冒险活动，我都想方设法踊跃参加。它使我吃尽苦头，也使我得到了很多欢乐。
在我十一二岁时，灾难不断袭来。
故乡是在巢湖北岸的一个小村，在长临河镇西，叫西边湖村。“边”是临湖的意思。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舍南北两排。住在东头的，多姓刘，住在西头的多姓胡。我家在前排东头。
打开大门，就只见浩渺的滔天波浪、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姥山上雄伟的宝塔、浮在湖中的孤山。
那时，我们村前的湖边是沙滩，向东延伸到万家河口和孙家凤村，向西漫到回龙庵，总共有三四百米。据说这是方圆几百里的巢湖仅有的一段沙滩（可是，因为围湖造田，这段仅有的沙滩早已消失了）。不知老天爷为何独独给了我们这块宝地，沙粒金黄，一片灿烂。沙滩下是繁茂的柳林和密密的芦苇、蒿苗。这儿是非常神奇的世界，也是我最早的探险世界。柳树被淹没的部分，长满了鲜红鲜红的须根，著名的巢湖白米虾就喜欢在这些须根中觅食、栖息。傍晚游水时，在一棵树下，常可以捉到十几只大虾。在芦苇丛中捉鸟、捕鱼、捉迷藏……更有无穷的乐趣！
在我11岁的初夏，病了数月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早在我3岁时已经去世。慈爱的姨母来到我家，扶养我们姐弟。母亲的逝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不知道将怎样去生活。这不仅因为她非常喜欢我，还因为她从来都是鼓励我勇敢地生活。失去了深厚的母爱，失去了心灵上的依托，我很悲伤、沮丧……
期终考试结束的那天傍晚，同学们蜂拥去万家河口湖边游水。万家河口是一条从青阳山流来的小河入湖口，河上有座石拱桥。河只10多米宽，形成了小小的港口，泊满了船只。河口村是个小村，也只十几户人家，五六十米青石铺就的大道，和镇南门相连，堤上杨柳依依。乡亲主要从事运输，特别是枯水的冬季，退水后，要将船上的货物趸下来，小船无能为力了。这时，有种用两个高大木轮架起的牛车，可以涉水将货物运到岸上。那挂在车旁的红灯，那咿咿呀呀的轮声，在湖滩上滞涩，到青石板上脆朗，为水乡夜晚带来一种特殊的情调。泊子上、埂上的青石被碾出深深的凹槽。
河口的风浪大，水深，胆大的孩子多以到这一带游水为荣。傍晚南风正紧，巨浪排山倒海，涛声雷鸣。二三十位同学多是中学生，小学生只有五六位。浪上边顿时就像凫了几十只鸭子。风浪太大，游了一会儿，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开始跳浪了。
跳浪看起来简单。当大浪来时，纵身一跳，探首波峰，就见浪卷银雪，飞溅激珠，浪谷如壑，走蛇游龙……身子一晃，沉沉稳稳地落下，就听身后甩响一个炸雷……然后再迎接下一个浪涛的到来。但潜伏的危险，就在于往下落的把捏，若落的不是时候，或是脚没有把牢，一个歪趔，回涌一抽，就会被浪卷走。人们都震慑于惊涛拍岸，识水性的人都知道，最具力量的却是浪的回抽。跳浪的惊险和刺激性，诱惑力正在于此。
我就是在得意忘形中被回涌抽走，卷到浪里。开头，我很害怕，心里清楚碰到了麻烦，特别是在河口这一段。我挣扎着从浪的裹卷中探出了头。已离岸很远了，正在河道边的涌流中，小朋友们玩得正欢，谁也没有发现我。我张口大喊：“救……”一个排浪又将我压下水底……在这一刹那，脑子里想得很多，难道就这样被淹死？
不！绝对不！
我告诫自己，先不要急，呛水、喝水都没事。平时口渴了，我一次能喝两瓢水。要紧的是脑子不能糊涂，最要紧的先是挣脱河口与浪形成的涌。但这股涌却像条蛇一样，死死缠住我的手脚。
又一股涌将我裹去，感到水稍凉了些。我一个激灵，顺势潜游进去。真的，水凉，我感到是进入了河道。浮上来一看，果然是在河道！我松了口气，喜悦给全身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水边的孩子都知道，夏天的水温，不同的地方不一样，水越深，越凉。我就是用了这点小聪明，摆脱了涌流。
河道里水虽然深，但比浪平缓，没有卷浪，更何况还有船只消浪。我在和涌流争斗中已筋疲力尽，但要活命，只能拼命游水，没有任何办法。
我干脆将头闷到水里游，喝水就喝水吧，只要游到岸，喝点水又有什么关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有人在喊我。强睁开眼一看，是堂叔法志二爷。
“你喝水了？看你肚子鼓的。走得动？我背你回家。”
“谁说我喝水了？我是吃了个大西瓜。”我用手拍了拍肚子，“咚咚”响，“正在晒太阳哩！”
是那副淘气像，还是因为……法志二爷摇摇头，走了。
河滩上是那样地静，小朋友们早已不知去向。太阳正向西边湖水沉去。我想：“今天的事，一定不能让姨母知道，若让她知道了，不仅担惊受怕，而且以后的一切冒险活动都没有机会参加了。她和妈妈的性格不一样，只要是能学会生活，妈妈从来都是鼓励的。我想妈妈……妈妈若是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把眼泪都笑出来，还会摸着我的头夸奖我长大了！
真是祸不单行。没隔几天的下午，我到学校拿成绩单。刚到南头壕沟边上，就有同学在喊。壕沟里已有三四个同学在游水、摸鱼，要我赶快下去。牛满江说他刚摸到条大口昂丫子，手被戳得淌血，还是让鱼跑了。他们都知道我会逮鱼，七嘴八舌地催我下水……
长临镇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这个地方被陈俊之看中了，他把保安团部设到镇上。然后征集民夫，硬是挑起了城墙，分成东西南北城门，站岗放哨，俨然是个土皇帝的城堡。城墙下挖成了环镇的水濠，水濠并不宽，大约也就八九米。
我每天上学、放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西门，一是从南门，距离都差不多。西门是条大路。但在夏秋两季，我特别愿意走南门。南边和西边的壕沟拐弯处，是个大塘，水面宽阔。崎岖曲折的小路充满乐趣。有一次放学，我正跨过缺口时，突然听到“哗啦”一声，一条大青鱼正从塘里顺着缺口游到了田里。我慌得鞋都未来及脱，就追去了。经过几个回合的周旋，还是让它冲回塘里了。我懊恼得狠狠跺了几脚，刚才应该先把它的退路堵上嘛！
没一会儿，几条小鲹条子游来了，就在淌水沟里戏水，忽上忽下。我抓了几大把水草，将缺口的下游堵了起来，再将塘边缺口改造，入水口堵得小了一些……好，四五条小鲹鱼游进去了，我迅速用手里的土将入口堵起……哎，真灵，没一小会儿，水流完了。没费多大事，我就将它们全部捉到了。时间不长，虽然那条大青鱼再也没来，但我捉到了几十条肥嫩的小鲹条，确是一顿美味。从此，这个小缺口就成了我捉鱼的专利，我没对任何人说，也没人想起这个办法……
我们村上的两三个小同学，常常是午饭后不睡午睡就去上学，到了壕沟就下水了。摸了鱼、虾，用根柳树枝串起来，扣在水边，用水草盖起来。放学后拿了到湖滩上，捡些枯枝，挖个小坑架起小锅烧鱼汤。等到鱼汤香了，放上早就准备好的盐，几个人围在小铁锅边上，吃鱼喝汤。嘿！那个汤真鲜，鲜得眉毛都打战！
摸鱼比用网抓鱼有更多的乐趣。有这样的好事，还用得着他们又劝又拉？我分配了几个人任务。矮墩墩、胖乎乎的牛满江水性好，我叫他在最外面。叫武斌到东边去，还有位新同学，叫丁之林的，是这学期来我们班插班的，我要他跟我一道。他说不会水，也就算了。一声喊，我们开始“扑通、扑通”，打得山摇地动，水花四溅。两个来回，就停下了，这叫赶鱼。把鱼吓到水边，我们分头开始摸鱼了。
我手刚伸到边上水草，就触到一条鱼，凭感觉它已扎到淤泥，顺手往下一按。哈哈，是条鲫鱼。摸鱼时，我最喜欢碰到鲫鱼，只要碰到它，它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往淤泥里扎，最好捉了。碰到黑鱼和鲇胡子，又高兴又烦人，滑不唧溜的，不当心还能被鲇胡子咬一口，它两排锋利的牙齿可厉害了，嘴又大。只能是见机行事，一般是放它过去，自认倒霉。说到黑鱼，我倒是有次意外的收获。
那年，清塘，水放干了，又晒了近半个月，塘底能站人了，才开始起淤泥。淤泥是肥料，又挖深了塘可以多蓄水。嘿，妙事出来了，一锹挖了个大洞，一条两斤多重的大黑鱼正躺在那里。别看只是在烂泥坑里，还是费了很大劲，溅得满身都是泥星子，我才把它捉到。黑鱼性长，躲过了竭泽而渔，机智地在烂泥里造了个逃生洞。
有时，掏水边的洞，能抓到螃蟹。有时，像是捉到黄鳝，但等拿到水面一看，却是一条蛇！经验多了，再摸到像是鳝鱼的，就逆向蹭一下鳞，挡手的，赶快放掉，那是蛇。我们还真的捉到过好几条大黄鳝。
摸鱼最怕、最喜欢的是碰到口昂丫子。过去这种鱼不稀罕，很多，不像现在，被饭店炒得很俏。全身黄黄的，混着墨绿。四川人叫它“黄辣丁”，鱼肉嫩、细腻。它扁头、大嘴，两边各有一根胡子；背鳍上有根直立的长刺，像是三叉戟。这边壕沟里多这种鱼，可我摸了五六条鲫鱼，还没碰到它。在一丛苇根处，我摸到它了。小心翼翼捏住它的腮，窍门是既不使劲，又不让它逃掉，它就乖乖地随你了。一出水它就大叫“口昂丫、口昂丫”，像是喊疼，又像是非常不服气。这条可真大，总有半斤多重。
一旁观看的丁之林在对岸乐得大呼小叫，涨得满脸通红，无数的雀斑非常显眼。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壕沟靠城墙的一边草多，大家都在这边摸鱼。我说：“你不是会游一点吗？”他说：“只会一点点，还要把头闷在水里。”我说：“你想不想摸鱼？”他狠狠地点了点头。我说：“打不透的地方，只不过两托长，一扑就过去了。你游，我护住你。”
大概是摸鱼太诱惑人了，他又是从城里来的，想也没想，一低头就游起来了。我踩水在旁边护着。眼看快过去了，不知他哪根神经出了岔，却慌起来，身子往下沉，两手在空中乱舞。我赶快去救他。他一把揪住我就往下按，人一下骑到我的脖子上，两只脚还绞起来盘着，卡得我脖子生疼。我只好憋住气，把他往对岸顶，他却仰身往后挣。我使劲用脚蹬，没往上蹿一点，又被他紧紧按住。外婆常说在水里救人，要特别当心，溺水的人抓住什么，都以为是救命的稻草。
几下一折腾，我也被弄得浑身没劲，难道要两个人一道淹死？真没想到在水沟里会出事。脑子一静，我想应先摆脱他的纠缠，我活了才能救起他。还是淘气淘出了办法，人的两个大腿丫有两根酸筋。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猛地双手拿捏他大腿丫的酸筋。他往上一蹿，我就势从水里逃出。浮上水面，见他又沉下去，只有头发像一团水草漂在水面。我迅速抓住他的头发，将他倒拖到岸边……
这时，那两位同学也赶来了，手忙脚乱地帮他控水，捶背……他脸色煞白，雀斑显得又黑又密，但却傻笑着，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再下水救人之前，先得动动脑子。”
12岁那年，家里生活实在艰难，姨母将我送到三河去当学徒。
三河在巢湖的南岸，是个重镇，也是太平天国时著名的三河大战的战场。商业繁荣，一条大河由东向西，流向巢湖，将镇分成南北。北岸主要是商业区。
我在一家染坊兼卖颜料的小作坊当学徒，门面在北岸东大街。老板姓丁，大师傅也姓丁，是老板家族的兄弟。姨母曾给过老板妈妈很大的帮助。门面内还有一个布庄，老板姓章。那时，东头圩埂上都是织布的小机房，多为两三张家庭式的织布机。每天这些小机房主卖完了布，就来颜料坊喝茶，交流信息，买颜料。也有乡下人送来白织布染色的。
我的职责是每天早晨先要将水缸挑满，然后是打开店门、烧水，招待这些机房主，忙得团团转。三河是鱼米之乡，每天早晨，菱角和藕的叫卖声络绎不绝，叫声悠长流韵，从小提桶里冒出一股温暖的菱角香、藕香。老板们大多以此作为早点，再买几个粑粑，就是很别致的早餐了。但学徒是没有权利享受的，一直要到11点左右，才有一餐饭。那是我和老板娘共同操作出的作品。饭端到桌上，老板和大师傅才来。我只能站在一边吃饭，还要瞅着给老板和大师傅添饭。动作稍迟，老板就要骂“笨得像猪”。只要老板一放碗，我就得赶快吃完饭，不管饱没饱，都得放下碗，要不然，老板又要骂“饿死鬼投胎的”！下午是砸烧碱、配颜料、染布。四五点钟吃晚餐，然后就是饥肠辘辘的漫漫长夜。
我得看店堂，只能睡在柜台上。柜台只不过两尺多宽，我有本事睡上后，就不再翻身了。早上起来被子都不乱，从来也没掉下来过。这种稳如磐石的平衡本事，在以后的探险生活中，给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最难忍受的是饥饿。特别是每天早晨，那卖藕、卖菱角的声音一响，我的胃就冒酸水。这种像猫挠的胃疼，一直要延续到中午11点。直到今天，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卖煮菱角、煮藕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买一些。
再想家，想湖边的苇荡、沙滩、学校……我都咬紧牙关忍着。姨母和外婆都曾一再叮嘱我，人应该能吃得苦中苦，“咬口生姜喝口醋”，才能自立。我不愿辜负她们的期望。
唯一的趣事，是晚上读书。卖颜料就要包颜料，包颜料的纸都是买来的旧书、旧报。我就是从这些旧书中，读到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染坊中的故事。那些故事常常使我忍俊不禁，因为从那里看到了我生活的影子……要说以后当作家的念头的产生，或许多少与此有些瓜葛……
一个念头萌生了出来：“我要读书！”发现这个念头时，我也吃了一惊！我怎么离开这屈辱的学徒生活？身无分文，能走到哪里？有了念头，就等待下决心了。
初夏，一个雨后的晴天，我去河边淘米、洗菜。桃花汛已将河水涨得满满的，山里放来的木排，长龙般逶迤在河上。我就近上到木排，放下淘米篮，开始洗菜。正洗着，突然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我循声看去，就见上游有水头冲来。刚意识到是山洪来了，我就见淘米篮已被冲到河里，伸手去抓，它溜溜地转走了，我想也没想，就跳到河里……
米篮就在我前面转，速度并不快，可就是抓不住它，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像在梦中抓东西一样……等我想起可能是水光在作怪，气也憋不住了，赶快浮出水面时，头却狠狠给碰了一下，坏了，钻到木排肚里了！这是最可怕的事！钻到木排肚里的人，很难逃出。
有了前两次水里逃生的经验，我想第一还是不要慌，一冷静，主意果然出来了。我憋不住气，只好喝水。我伸出手摸清了木头的走向，然后两手扳住木排，朝水流急的方向横向扳，终于出来了。
爬上了木排，我就软瘫在上面。道理很简单，扎木排要将木头一根根直排。水流急，又是河中心……我刚站起来，就见我的老板正气急败坏地向这边跑来，原来是有人报了信，说：“你家小学徒跳水里，钻到木排肚了……”
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不久，我接到大哥刘先紫的信，说是大姑母病危，要我赶快回家。大姑母一生无儿无女，最疼我，我当然要回家。老板不愿意，黑着脸说是有三年的文书契约。但看我很坚决，又转为笑脸，许我每天早上可以和他家一道吃早点，小孩的尿布也不要我洗了……
我还是要回家，因为我感到大哥的信里有文章。他一直鼓吹人应该多读书，虽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完全凭着毅力，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第三年，他终于辞去工作，插班高二读书了），难道是要我回家……
夜里，老板给我算了账，说是打碎了一个水瓶、两只碗，理了几次发，除了我姨母放在他那里的2元（当学徒的规矩是身上不能有钱），不仅没有分文的工资，反而还欠他2元8角钱……
回家没几天，我真的到合肥考中学了……
三次水里逃生，使我更加热爱冒险。我在《千鸟谷追踪》中的卷首语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危险时刻，他虽然腿肚发抖，在生命攸关时，能吓得魂不附体；但在那种令人颤抖的冒险中，同时有着令人难忘的快乐。这种快乐一生中也只有那么几次。这是因为在和危险、恐怖搏斗时，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自豪。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生命的赞颂！这是一个懦夫永远体会不到的情感，当然也根本得不到这种快乐。”
我酷爱在大自然中探险。
考学
我十一二岁时，灾难接踵而来。初夏，久病不起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早在我3岁时，也因时时遭到日寇的追击，病逝他乡。为给母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慈爱的姨母毅然来到我家，和外祖母一同担负起扶养我们姐弟三人的生活。那时大哥在芜湖当学徒。母亲逝世不久，又发大水，庄稼被淹，房子也倒了。我接连两次遇险，差点在水中淹死。
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失去了深厚的母爱，失去了精神依靠，我不知道将怎样面对生活，成天悲伤、沮丧。
冬季，常常要忍饥挨饿。异常艰难的生活，使我逐渐想到应该为姨母和外祖母分担生活的重担。我是现在家中最大的男孩子，应该自己去找饭碗。
有一天，姨母同村的丁大奶奶到家里来了。她年轻时守寡，靠针线活将两个儿子扶养成人。姨母曾给过她很大的帮助。晚上，她俩絮絮叨叨一夜，大多是感叹姨母命苦。偶尔听到姨母长叹一声“他还太小了”。我敏感到这位丁大奶奶此行与我有关。三天后，我的预感变成了事实，姨母告诉我，丁大奶奶的两个儿子都在三河开作坊。大儿子开了个染坊，愿意收我为学徒。姨母认为我年龄太小，但丁大奶奶一再说：“活不重，只是看看店堂。我那儿子孝顺，听我的话。你过去对我有恩，我还能亏待孩子？”姨母还是拿不定主意。外婆已泪流满面，哽咽难语。姐姐也眼睛红红的。瘦弱的弟弟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沉默了一会儿，坚决地说：“我去！”外婆、姐姐和弟弟都放声大哭，姨母一言不吭，只是不断擦着涌出的泪水。我鼻子发酸，强忍着没有让泪流出：“这又不是去跳火坑！三年出师了，我就能顶住大门！”
接下来的几天，外婆只要有机会，就对我说：“一定要‘咬口生姜喝口醋’，顶住苦，不能‘贩桃子’，两三月就跑回来。”姐姐却默默地帮我缝补衣服。弟弟则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
临行那天，天阴沉沉的。姨母挑着简单的行李送我，沿着巢湖边的圩堤，到施口乘轮船。我是第一次乘轮船横渡巢湖，对即将生活的世界很茫然，但也有着好奇和新鲜，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我将自食其力。
在天快黑时，我们的船终于徐徐靠岸。三河给我的印象是大河两岸的商埠，河南、河北的街道就在圩埂上，河北店铺林立。
老板开的实际上是个小作坊，染布并兼营染布的颜料，在河北东街，紧靠曹柳门巷。门面中还有一家布店，老板姓章。房子很深，后面住着房东一家。店里还有位大师傅，是老板的家族兄弟。丁大奶奶和老板娘一再要我姨母放心，说是将会像家里人一样待我。姨母说了许多的感谢话，第三天就回去了。
姨母一走，我就正式干活了。每天清早起来开店门。门面的排板一块总有3米多长，40来厘米宽，4厘米厚，约15千克。这对个子矮小、瘦弱的12岁的我来说，实在是难以胜任。第一天我咬紧牙关，将它一块块从门槽中取下。但两块一道扛时，因个子矮，我只得深弯腰，猛吸一口气，攒足了劲扛起来。刚扛起时，板长，重心往下一沉，就砸了下来，将柜台上的东西打得震天响，我也跌坐在地上。我连忙站起来，老板已从里面窜出，劈头打了我一巴掌。本能的反应使我握了拳头就要往上冲，可突然一惊：我是在当学徒。老板上来又是一巴掌，滚烫的血从我的鼻孔中流出。“你这小东西，胆子不小。想还手？三年生死文书订了，打死你也不偿命！今天跟你讲清了，拳头就是饭，唾沫就是茶。是这个命，你就得认！我就是从这当中熬过来的。再要把门板砸下来，就砸烂你的头！”
我是个野孩子，从未受过这样的欺侮。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捧着几只同学送的蚕经过城门口，陈俊之自卫团站岗的兵痞子一定要看。小学生中流传说蚕见太阳就要死。我不给他看。他恼了，伸手就把我手中的蚕打掉在地。我气得一头撞过去，撞得他跌了个四脚朝天。他爬起来就用枪托子砸，我却一溜烟跑了，在小圩的窄田埂上和他绕圈圈……以后好几个月我都是绕道南门去上学。
母亲也常教导我们，不欺侮人，也别受人欺侮。冷静下来，我当然不敢第一天就把饭碗砸掉，鲜血不断从鼻孔中流出，滴到地上，我努力克制着不断翻涌的热血，但肯定是怒目相视。老板身材细条，脸膛白白的，梳了个大背头，油光闪亮。给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个斯文人，可这时他左右颧骨通红，像是讨债的白面无常，显得狰狞可怖……一定是我那副神情使他没有再动手，愕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大师傅拍拍我的肩，我才回过神来。“一次只要扛一块，来，我扛给你看。”
整个事情中没有见到丁大奶奶。直到我铺被子时，她才悄悄地来到身边，先是抚摸我的头，半天才说：“以后扛门板，只一块一块扛，不要贪多。他当学徒时，受的罪比你还要多！唉！常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别记恨他，当学徒的都有这一关。”我的心往下一沉：“他要在我身上讨债了，以后可得格外当心。”她待了半个小时，可我一声未吭。
鼻血还未止住，我就去挑水，这是规定给我的生活。我的个子太矮，只好一再将系绳缩短。出门后向左转，经过张一鸣医院，再向南，穿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巷子，到达河边的石级码头。从小在家种菜就得经常挑水浇，但我总感到这条巷子是那样长，它被两边的高墙夹住，尤其是在冬天，石板上结了冰，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不能换肩，不能停下歇息，只能一步步向前挪。这使它显得更为幽深、漫长。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眼前常常浮现它的无穷幽深，甚至耳边还回荡着沉重的脚步踩在石板路上的一记记回响。特别是在山野和人生道路上进行漫长的跋涉时。直到1988年，电视台拍我的专题片，妻和孩子都一同去了，发现这条巷子才不过20米。起先，我以为是找错了地方，但经过多次反复考察，确实是它，然而这也未能改变我记忆中它的幽深和漫长。大约正是它锤炼了一个人的毅力和坚韧。
把水缸挑满，我就得赶快去水炉冲开水、洗茶壶、茶杯。街面上已熙熙攘攘了，店里的主顾们也快到了。主顾主要是织布的小机房主。那时在东门外的圩埂上，有很多家庭式的织布作坊，多者七八张织布机，少者两三张。这些小机房主早市去卖布，卖完布后就到这里来买颜料、喝茶、闲聊、交流各种信息。我得负责茶水和招待。他们性格各异，我得随时谨慎，得罪了主顾，老板是不答应的，同时还要接待那些零散的来染布的顾客。这样一直要忙到近11点，其间还得帮老板娘淘米、洗菜、烧饭。这时才能吃上第一顿饭。
洗完锅碗，得赶快去砸烧碱。烧碱是染布时必不可少的化工原料。一筒烧碱有几十千克重，我当然扛不动，只好从库房里将它滚出来。它是长圆筒状，开它时需有点技术，一般是大师傅干。大师傅是个憨厚人，他先是撩起长衫，拿起我递给他的斧头，抡起斧背先行砸一两圈，然后再用斧口劈开咬合的铁皮，之后，就是我的事了。要将大块的肉红色烧碱砸成小块，便于包装。看来这是个简单的力气活，其实并不简单。烧碱有强烈的腐蚀性，老板也不给手套，也不给防护镜。一筒烧碱砸完，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总是要烂掉一层皮，血迹斑斑，疼得浑身打哆嗦，几天之中拿东西、沾水，火烧火燎疼得钻心。要把大块砸成小块有很多窍门，稍不留意，就右手砸了左手。第一次砸完一筒烧碱后，第二天我发现衣服上有好几个洞，身上皮肤也烂了好几块，再一想，肯定是碎块溅的。有一次，溅到了眼里，赶紧用水不断冲，但还是红肿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大师傅说我幸运，因为曾有人把眼烧瞎。从此每次砸的时候我都将眼眯起来。既要把大块砸成小块，但碎粉若多了，老板就要骂“败家子”。因为细碎的小块和粉很快就溶化了。有了经验，砸完了烧碱，我总是赶快去洗澡。冬天洗澡，我得向老板拿钱。当学徒的有规矩，身上不能装分文。姨母走时交了两块钱给老板，说明是给我剃头、洗澡的。每逢这时，老板总是眼一斜：“身上生蛆啦！”我也总是翻眼看着他，重复一句话：“拿三姨娘留给我的。”
傍晚左右，是第二餐饭，也是一天中的最后一餐饭。晚上老板三天两头就要出去在饭店里“抬石头”或叫“打平和”。我得一直等到深夜，直到他回来。逢到他高兴时，也还对我说几句关心的话。关上了门，我才能把被子铺到两尺多宽的柜台上。那种磨炼，使我能一夜不翻身，也从未跌下来过。对面布庄的学徒小贺，睡在比柜台宽得多的春凳上，却隔三差五要跌下来。
老板娘生下第二个孩子时，我的工作更加繁重，不仅要带大孩子，还要为婴儿洗尿布。
晚上等到把一切的杂事都做完了，老板娘和大师傅都睡下，不再支使我做这做那，这时才是我自由的天地，虽然这个天地很小，只能局限在店堂的10多平方米内。老板有规定，不可擅自离开一步。最初的日子，一到这时，湖边的各种趣事，沙滩、芦苇的种种神奇，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全都涌现出来。得意和欢乐，常常使我笑出声来……是的，我想家，想外婆、三姨娘、姐姐和弟弟，想我大哥。特别想妈妈，她绝不会让我忍受这么多的屈辱。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狠狠地捶了捶头，外婆说过“吃得苦中苦，才能自立”。连这点苦都不能吃，还想担当起支撑家庭的担子？从这以后，只要这些影像一出现，我立即抑制。
我终于在书籍中找到了最大的乐趣。包颜料的纸都是廉价收购来的旧书报。五花八门、各色各样。我在如豆的油灯下，贪婪地读着这些已被撕开的书籍的片断，幸运时，还能碰到整本的书。以至于老板娘数次警告我耗油太多。记得曾读过一个外国作家写的关于染坊的各种人物和生活。那些幽默的语言、鲜活的形象，特别贴近我的生活，常使我忍不住大笑。它使我心里朦朦胧胧中产生了一种欲望：也把我当学徒的染坊里的故事告诉人……这或许与我以后想当作家有些瓜葛。
但最难耐的是饥肠辘辘的漫漫长夜。作坊里每天只有两餐饭，但老板和家人及大师傅早上有一餐早点。三河的早点非常丰富：狮子头、烧卖、油条、煮干丝……尤其是卖煮菱和煮藕的，叫卖声悠长流韵，小桶里冒出热腾腾的菱香、藕香，使人馋涎欲滴。老板每天总是要买很多的点心，但小学徒是没有享用这些美味的权利的，这个规矩老板第一天就宣布了。只能看着他们快乐地吃着，不时地赞美着菱的清香和藕的绵软。以后，只要一听到叫卖菱藕声，就胃酸翻涌，像猫抓的难受。关于吃饭时我的处境，在《三次水中逃生》中已有简单的叙述。尽管我做了种种设计，减少程序，加快吃饭的速度，但总是只能吃个七八成饱。若是碰上孩子拉屎，或是被支使去临时干件事，那可就惨了。刷锅洗碗时，若老板娘不在旁监视，我也可以乘机偷偷塞些饭团到嘴里，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也有特殊的时候，老板的妈妈丁大奶奶在这里住时，每次刷锅，她都要我再吃点饭，并帮我望风。我曾埋怨过她在姨母面前把学徒的生活说得那么轻松，把她的儿子说得那么好……这时，我原谅她了。
但是，好景不长，在一次为家务事的纠纷中，我亲眼见到老板打了他的妈妈。我冲上去护住她，老板一下将我搡出多远，我爬起来就把老板撞到一边，大喊一声：“她是你妈！”老板愣住了，少顷，放声大哭。老人没有掉一滴泪，只是木木地坐着，不吃不喝。我担心要出事，陪她坐在那里，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心里乱成一团麻，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夜已很深了，她轻轻地说：“他不是有意的，是急了。不要对外人说。你去睡吧。”我怯怯地走了。想起姨母说的她20多岁守寡，全凭手中的针线将两个儿子拉扯大，把一生的幸福、一生的期望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见到她时，似是变了个人，满脸憔悴，白发平添了许多。她走了，回到乡下去了。她的二儿子在斜对门做丝线，但儿媳妇容不下她，才到大儿子这边来的。没过多久，她就满怀辛酸、悲伤和失望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对我心灵产生剧烈的震荡，久久难以平复。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的劳作又是那样的繁重；食物对他说来是何等重要。冬季天短，第二餐饭相应的要早一点，在下午4点钟左右，只是夜晚那饥饿感更为难耐。开始时，像是猫爪在胃里挠，渐渐地，老鼠、狗、兔的爪子都来抓了。突然，像有团火“轰”地一下点燃，饥火烧灼得我坐立不安，我常在这时冲到水缸边喝上一瓢凉水，可没一小会儿，那火又烧起来了……它使我想起了许多事。就是因为在家中挨饿挨怕了，才愿意出来当学徒的，但在家中，饭再少，外婆、姨母、姐姐总是要多给我和弟弟。饿了，我们还可以随时到菜园上摘点瓜呀果的填饥，可现在……这种饥饿的感觉，比在家里更为难受……我开始怀疑来当学徒是否正确了。读书，是帮助我度过饥饿煎熬漫漫长夜的唯一食粮，书籍已经打开了精彩的世界，使我这个生于湖边、长于湖边的野孩子，看到了另外五光十色的生活，心田扩展开了，有着各种的向往，那时最令我向往的是既不挨饿又能读书。那是多么美好！
初夏雨后的一天，上午9点多，我去河边淘米洗菜。乘桃花汛放来的木排挤满了河边。来河边洗刷的人都上到木排上。我淘完了米，正在洗菜，突然听到异样的声音，循声看去，好家伙，山洪来了。我赶快收拾后撤，谁知淘米篮已被水头冲去，只见它滴溜溜转。想也没想我就跳进河中去追，只见它在前面转，伸手就可抓到，却总是抓不到，像是在梦中一样……几个回合下来，明白了可能是水光的折射在作怪，也憋不住气了，上去吧。往上一浮，头却被撞了一下。坏了，钻到木排肚了。我在水边长大的，深知钻到木排肚的危险，因为木排长，总是尽量往岸边靠，能活着出来的人并不多。难道这次真的要在水中淹死？不，绝对不能！在家乡时，我曾两次水中逃生，经验告诉我，最紧要的是头脑要清醒。冷静下来之后，为了不让水呛着，我只好主动喝水，缓解憋闷。再一想，心里亮堂了。我摸清了木头的走向，感觉到了水流急的方向，然后用手沿着木排横向向水流急的方向扳……终于，从木排肚里钻了出来……木排是一根根竖向编的，而水流急的方向，正是河的中间。我就是凭着这点小聪明救了自己。等我爬到木排上，挺着个胀肚子软瘫地躺着，看到老板气急败坏地跑来了。原来有人去报了信：你家小学徒钻木排肚里了。
老板给我一顿臭骂，说是想要挟他。因为他对我的刻薄已引起了街坊邻居的议论。
晚上，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我要离开这里，去读书！”自己也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怎么向姨母、外婆、姐姐、弟弟交代呢？但我就这样苦熬下去，连自己都保不住，还能履行对他们的许诺？还能担负起支撑家庭的重任……可怎么离开呢？什么时候离开呢？离开后又到哪里去寻找到饭碗呢？
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余下的是下决心和时机了。
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看笔迹是大哥刘先紫写来的。自从我到三河当学徒，按照姨母的嘱咐，不往家里写信；家里也不给我写信，理由是防止我想家。我感到拆信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跳动，费了很大劲才将信纸抽出，隐约地觉得这封信将给我带来重要的消息。信很短，大哥说大姑母病危，要我立即回家。脑子里立即一片空白，接着是因大姑母病危的悲伤充满了心间。大姑母非常聪慧，但一生坎坷，无儿无女，患有肺结核，长期和我们住在一起。平时较疼我，以我母亲的话是“吃虾子也少不了我一条腿”。但她给我食品时，只要母亲看到，总是要说她。可她仍是笑眯眯地偷偷塞给我：“我未沾过嘴，不会把病传给你。”现在大哥叫我回去，看样子是病得很严重。
我将信交给了老板。老板说他也收到了我大哥的信……你既不顶家主事，他又已回去了，你不必去了。我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应该回。他说来时就订过三年生死文书契约……接着老板娘出动了，尽拣好的说，并且许诺以后和他家人同吃早饭，孩子的尿布也不要我洗了。三年学徒，眼看就要熬出了头……总之，是劝我不要回家。
无论是反对还是劝说，但他们的话，却响应了我的感觉，这封信中藏着重要的内容，只有回家才能知道。难道是让我读书？我很清楚，在决定我去当学徒时，姨母并没有征求大哥的意见。原因是他远在芜湖，出师时间不长，工资微薄，已到了成家的年龄。大哥是十四五岁出去当学徒的。在战乱的年月里，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但他一向鼓吹要读书，认为读了书才能使人聪明，才有出路。我惊喜得不敢再往下想。
老板看我已在收拾行装，深知我人虽小，但决心一定，是会拼命地。老板娘又变了一副面孔，要我早去早回。晚上，我向老板要路费乘船，他煞有介事地把算盘拨拉得震天响，说：不仅姨母留下的2元钱用完，还倒欠他2元8角。原因是两年中打碎了一只水瓶、三只碗、剃头、洗澡……工资当然是分文没有。
“明天我起早走！”我说得斩钉截铁。
大师傅闻声从阁楼上下来了，正要张口时，老板把算盘珠一拨：“再借5角钱给你。”随即在账上记下，从抽斗里拿出了钱（船票是4角5分钱）。
我很感激大师傅。他平时言语不多，说话和和气气，从不欺侮我。只要他看到，总是帮我干这干那。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多次寻找，希望能当面表达我的感谢，然而都未成功，直到现在，还觉得是件憾事。
轮船一出河口，我就看到了巢湖中的孤山。眼睛湿润了，强行压制着心绪的涌动，可越是强压，那思绪越是澎湃翻涌，胸口涨得发痛，非常想放声大哭一场。可轮船上挤满了乘客，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一个男人的眼泪，于是，疾步走到船舷捧起水使劲喝……我家在巢湖北岸，每天打开大门就看到浮在湖中的孤山，它曾引发过我无限的遐想。现在见到它，就像是见到了家———苦难而充满温暖的家。从施口下船，走过漫长的湖滩，终于看到西边湖村的浓绿的杨柳了，马上就要见到在梦中给我欢乐的故乡了。越是快到村口，心里越是胆怯起来，我把草帽压得很低，不希望见到任何人。可是刚到村口西头的小塘边，我还是被书法家大嫂看到了，只听她惊呼一声：“这不是先平吗？”仅仅是这一句话，又触及了我在船上看到孤山时的思绪，一溜小跑往家里赶。刚踏进大门，那奔涌的思绪冲开了闸门。我放声大哭，哭得山摇地动，以致外婆上来抱住劝慰，也停不下来。直惹得外婆也号啕大哭……
大哥闻讯赶回家了，满脸惊讶：“哭什么？”
“我马上去湖西吴村。”
“干什么？”
“你不是说大姑母病重了？”
他笑眯眯地用指关节在我头上敲了两记：“叫你回来考学校！现在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信上怎么……”
“不那样写，老板能放你回来？”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现在有钱了？”
“学徒再当下去，你就变成个大傻瓜了！告诉你吧！新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穷人家孩子去读书，只要你成绩好，国家就给饭吃，就免掉学费，这叫人民助学金！”
在苦难的熬煎中盼望了那么久的福音，真正来临时，心里倒反而平静了下来。相比之下，大哥满口的新名词、新的消息、新的世界，更引起我的无比好奇。
大哥不容置疑地向我宣布，既考学校，就到合肥去考，考当时最好的学校，合肥第二初级中学。一问考试时间，却只有八九天了。我有点顾虑。大哥却豪迈地说志向要高，努力要实。你有灵气，再难考的学校，也是人考的嘛！我只读过私塾，但现在在学数、理、化，也没什么难的！关键在志气。”
大哥比我大6岁，由于他年少时就出去当学徒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只是他在水边长大，却不会游水（可能至今还不会游水），这多少有损他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我赶快找课本，曾读过的小学课本却让弟弟搞掉了。再是由于在船上喝了那么多的脏水，到家就开始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但第二天，我还是强忍着肚疼，走了很长的路，跑到寺门口村，找同班同学刘先武借来了书。他已上中学了。
我发现姨母对此事一直不太热情，也不敢问，也无暇问，只恨白天的时间太短，有那么多的书要看。多少年后我都非常惊奇，在那五六天中，读书是那样入脑子。
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临考前的一天，天刚亮，外婆就喊醒了我。五姑父带着小表哥也出了门，他是特意送小表哥去合肥考试的。大哥穿着件短裤头（他平时总是衣冠整齐）跑来嘱托五姑父，一路上一定要照顾我。五姑父满口答应。为了省两角钱的船票，我们走了10多里地到三叉河乘木船。
五姑父在船上反复督促小表哥背书。小表哥其实只比我大月份，是应届毕业生，在班里总是前三名。他背起书来有韵有辙，朗朗不绝，使我很羡慕。五姑父听得心花怒放，得意之中，突然问一句：“你这次去，考不取怎么办？”小表哥先是垂下眼皮，但在五姑父威严的目光紧逼下，脱口而出：“考不取，我就投大河！”五姑父更得意：“男儿应有志气。”转而又问我：“先平，你考不取怎么办？”他明明知道我已荒芜了两年学业，现在这样一问不是把前面要小表哥背书等的用意，表现得太清楚了吗？我笑着说：“反正我不投大河！”他无奈地摇摇头。
小表哥性格温顺，懂得的知识也较多，我们都喜欢跟他玩。五姑父很看重读书，有些家学的底子，但仕途坎坷。大约是抗战胜利后，他带着五姑母和两个表哥回到了家乡。他家在罗胜四村，兄弟五人，老宅已无立身之地。他是老大，当然不能再往老宅中挤，于是在我家南边菜地，含辛茹苦地盖起了三间草屋，放下架子，水一身，泥一身，与姑母种菜为生，将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他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对生活从无怨言，只是苦挣苦累，但仍不失儒雅之风。在1959年的大饥荒中，为了姑母和小表哥去世了，终于未能看到他儿子的成功。我常常为他感到不平。夜晚，常常听到他教小表哥朗朗读书的声音。有一次姨母在我家，很感慨地说：“先平应该向他学习，不用苦功，哪能读好书？”母亲却不以为然：“他爸爸（我的父亲曾任庐州师范教师）在世时说过，读书有各种读法，何必强求一致。五哥把孩子管得太死了。读死书害人。”
小木船在淝河中蜿蜒，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合肥。嗬！好大的城市！繁华的三河镇也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角角。但我心事重重，无心赏景。先跟着到大表哥处，大表哥当时在粮站工作，正在河滩上收购粮食。五姑父和他说了几句话，就领着我们急急忙忙往西门赶。
合肥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址是原府学，前面的状元桥和后面的文庙都还在。校内到处是考生，因为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外地的考生都赶来了。操场上有面新中国的鲜艳的国旗在飘扬，我长久默默地仰头注视，满腔的希望都倾注在那耀目的红艳中。
排队等待报名时，眨眼之间，小表哥已插到另一队前面。等到他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身材魁梧的五姑父拉起他说：“先平，我们到你大表哥那里去了！”
我很愕然，这不是要甩了我吗？可我将脖子一倔：“你们走吧！”
我又佩服起大哥了。他深知五姑父的脾气，昨晚，特意多加了2块钱给我，担心五姑父不愿牵累。现在想起来，这或许就是他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
等我报完了名，天已傍晚。这下我真的傻眼了，到哪里栖身过夜呢？明天就要考试呀！真是四顾茫然。转而一想，现在天热，我又带了线单，就在教室外睡一夜，问题也不大，就怕看门的来撵。这时，我发现有两个大同学一直在注意我，还小声议论着什么，接着发现他们胸前都佩有“考生服务团”的标志。眼睛一亮，立即上前问：“晚上有住的地方吗？”大约是穿着土布褂子、短裤头，斜肩着一床线单，提着一只土布口袋的我，茫然的样子早已使他们心中有数，忙说：“有，有！最近的是第七小学。出校门向右拐，没几步路就到了。我们送你去。”我无限感激地说：“不用。我能找到。”
第七小学是一座祠堂的旧址，有很大的天井和回廊，全是青石铺就的。后殿祖先牌位上已空空荡荡的。上到阁楼，已见几位同学在那里。住处落实了，我才感到饿得慌，还是早上在家吃的饭。等到从外面填饱肚子回来，小阁楼上已挤满了考生。我只好在楼梯口挤了块地方，铺上线单。这些考生中只有一位王裕祥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天太热了，窗户又小，挤了四五十人的阁楼简直像蒸笼。我提了线单、口袋下到天井，选了西廊沿的石板，可石板也烫人，无法睡。我突然发现口袋外映了一片墨水，慌忙取出墨水瓶。还好，是瓶盖不严渗出的，还有半瓶哩！这只口袋是外婆用纺纱换来的土布做的，用了三尺布。外婆在袋口折一层，再用线编成带子穿进去，一提时袋口就自然收紧了。我特意要她在袋里靠底处再缝个小袋子装墨水，这就是我的书包。这个书包曾为我背过很多很多的书，一直伴随着我读完大学、工作。我一直珍藏着它，因为那里面装满了外婆的希望和我求学的艰辛。
墨水提醒我明天就要考试。为了考试，必须睡，心一静，没一会儿，我进入了梦乡。
考完的第二天，我在轮船码头碰到了大表哥兄弟。五姑父早已回去了。小表哥的满脸憔悴使我惊讶！考试中我几次见到小表哥，可没和他说一句话。仅两三天的时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大表哥那时正和东湖村的一位姑娘热恋着。到了船上，我异常坚决地把买船票的钱塞到大表哥的衣袋，直到今天依然记得清楚：4角5分钱！大表哥非常不高兴，可我不管，只求他一件事，发榜时，请他顺便帮我看一下，并写信告诉我。
大哥听说我考完后感觉良好，就回芜湖了。姨母还是那样淡淡的。我很纳闷，但又不敢问。在亲友中，我最怵的是姨母，她比我母亲大12岁（我母亲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常常说她把孩子惯坏了。母亲却不已为然，认为培养孩子独立才是最重要的，凡是有助于我们将来能自主生活的事，一概赞成，赞成孩子去冒险、去闯荡。
姐姐偷偷告诉我：“大哥对姨母没有商量就让我去当学徒有意见。他说现在根本不想成家，父母亲走的早，没有遗产，没有靠山，只希望我们都能多读点书，将来自立。为了说服姨母，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10担米，一是给家里，再是给我的上学费用。姨母一生在土地中讨生活，姨父客逝外乡，小儿子幼年夭折，女儿和女婿都被日本鬼子残杀了。命运的乖戾，生活的坎坷使她非常实在。她希望大哥成家后定下心来承担家庭的责任，顾虑那几担米根本维持不了我读书，特别是听说大哥也想读书后，更感到未来虚幻。对人民助学金一说，我将信将疑。她提出我若是考不取学校，还应回去当学徒，否则大哥就需应承永远负担我的学费。我非常理解姨母的心情，并暗暗决定：“若是考不取学校，得不到助学金，那就一定要寻找到端饭碗的地方。”
没隔两年，大哥真的辞去了工作，经过考试插班高二。后来才知道，他还鼓动了同在芜湖的治仁表哥共同自学，共同考入淮南中学。大哥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一直在科学院工作。治仁表哥毕业于浙江大学。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为了取得姨母的支持，我拼命在菜园和地里干活。一天早晨，外婆对我说：“你心事太重，夜夜听到你沉重的叹气声。小人心事太重不好。你能考得取。考不取也不去当学徒了，菜园上的人都能活，也饿不死你一个人。听奶奶的话。”我满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发榜已经三四天，可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我注意五姑父家里反应。有一天夜里，听到五姑父怒斥小表哥的吼声，我想：“坏了！小表哥肯定没有考取，大表哥已经来过信。”我请别人去他家打听。果然是没有考取。五姑父还说我也没有考取。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心里直打鼓。最奇怪的是，我在考试时碰到小学同学胡锡兰，她也挂着考生服务团的条子。我郑重托她为我看榜，还买了邮票交给她，她也没有来信。是怕我忍受不了打击？若说小表哥未考取是个意外，我考不取似是情理中的事，毕竟是荒芜了两年。
没过两天，姨母突然对我说：“长临河中学正在招生，你去报考吧！”这不啻是大赦令，惊喜得我像个木头人似的，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哽咽了半天，也说不出话。
考场就在我曾读书的长临小学，那时中学和小学在一起。第一门数学考完后，布告栏贴了标准答案。我一对照，几乎全对。而这份试卷和二初中的试卷几乎一模一样。心里非常纳闷，决心这里一考完，就到合肥去看榜。考第二门课交卷时，发现监考的是小学同班的柳大个子。他也认出了我，都很惊讶。临出教室门，他说丁老师那里有我一封信，快去拿。我的心一下提到喉咙口，感到信中一定有命运攸关的大事。
丁老师教美术，身体瘦弱，讲话有点结巴，为人和善慈爱，就住在学校后面。我一阵风跑到他家，刚进门，丁老师就认出了我，说：“邮局有封信不知该往哪投，拿来让我认。我叫他放这里，可又记不清你是哪个村的，学校又在放假。”
那是只旧式的牛皮纸长信封，刚看到左边盖的是“皖北合肥第二初级中学”长印，心就怦怦跳。投信地址是毛笔写的“合肥东乡长临河”。收信人“刘先平”三个大字赫然在上。但那时，我的名字肯定不是长临河人都能知道的，感谢邮递员的聪明送到了学校。扯开信时，“录取通知”几个字，让我一下跳了起来，拔腿就跑。丁老师追着我的身影说：“这是我……我们长临……长临小学的光荣！”
我闯进教室去拿墨水，柳大个子伸手来拦，我将墨水往地下一掼，说了声再见，就飞快往家跑。出了南门，见姨母在棉田里锄草。我喊了声“三姨娘！”举着那份录取通知一口气跑去。她抬头看了看。我将录取通知往她手上一塞：“我考取了！”
“不是才考两门吗？”她只将两眼紧紧盯着我。
“是合肥的！”
自觉声音并不太高，但她一震，拄着锄头挺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姨母一直跟随我生活。70多岁时，她还背着孙子上楼。每当我和妻发生矛盾时，她总是义不容辞地责备我，数说我种种不是，巧妙地赞扬妻的贤惠。满天的乌云顿时消散。有一次在饭桌上，大儿子有所感，说：“爸爸是我们家最高权威。”小儿子立即反驳：“不对。爸爸怕奶奶！”说得老人把饭喷了一桌子。我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但历来不善饮酒，这造成了很多误会。有一次我被朋友灌多了，回家刚开开门，就听到她在床上说：“40多岁的人，还把握不住自己？酒多误事！”但一当我过了50岁生日，她就劝我每晚要喝一小杯酒活血脉。
我的孩子10多岁了，还不知道她是我的姨母，而不是母亲。她在向我儿子叙述这段往事时，两眼炯炯，盈着喜悦的泪花。说她开始时不同意我考学读书，但我太想读书了。谆谆告诫她的孙子们要自信，要有韧性。不知艰难，就不知奋斗！她在94岁高寿时，才离我们而去。
几乎是一个村子的人都来祝贺。外婆乐得又是哭又是笑：“是菩萨保佑你这无父无母的伢子！”
还未高兴够，我就愁起了学费、伙食费。录取通知上写明：报到时要交学杂费、书本费2元多，一个月的伙食费6元。也就是说我最少要带9元。可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是新中国建立的人民助学金，使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在到校的第一天，我再一次仰头注视着飘扬在蓝天中的鲜艳的国旗，久久地站立着。
我主要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初中、高中、大学的！
在一次回答外国朋友问题时，我非常自豪地说：“我是靠人民助学金才读上书的，是祖国人民的血汗养大的，这就是我的作品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的原因！”
我的老师
大年初一的早晨过得很隆重，沐浴焚香，先拜天地祖先，鸣炮开门，再拜父母、师长……
自姨母在94岁高龄仙逝之后，每年大年初一，我总是带着儿子、孙子先给老师拜年。父母的早逝，是我的不幸，但我有幸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他们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给我解惑、传道、授业。
接到合肥第二初级中学的录取通知后，还未高兴够，我就愁起了录取通知上写明报到时要交学杂费、书本费2元多，一个月伙食费6元，也就是说我最少要带9元钱。可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上学心切，又想到有人民助学金，我就提前两天到了学校，好不容易找到了班主任姚老师。他长得很英俊，穿着讲究，操着江苏口音，一问知道我才带了6元钱，不容分说，就讲：“赶快回家讨钱。”我说不是有助学金吗？他说：“那也要等到上课之后再评，第一个月不行。”说完转身就走了，把我孤零零地晾在那里。好心的传达室师傅大约是看到我的茫然，走来领我到了宿舍：“别急，先住下再说。”
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水米还未沾牙。学校对面即是菜市场，我用4分钱买了两个烧饼，边走边嚼着，无意中看到了一篮子大蒜头，饱满得发亮，紫英英的皮色，是好种子。上前一问，价格比家乡的便宜不少。眼下正是种大蒜的时候，前天姨母还在说今年要种多少。心里算了一下，我急忙跑回宿舍，将外婆给我做的书包倒空，再回到菜市买了整整一口袋蒜种。
第二天，我改乘火车到桥头集，虽然路要远了七八里，且又是下午的车次，但我可以先到外婆家的三家罗。因为它比轮船票便宜了5分钱！
到了桥头集已是下午5点左右，离三家罗还有近10千米的路。我扛起30多斤的蒜种一溜小跑。不一会，汗水腌得眼疼，干脆脱下长裤、上衣，打起赤膊，攒足了劲赶路，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三家罗。似乎是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要走一大段的山路，才想起关于山里狼的种种传闻……
三家罗村在青阳山脚下。在家里的菜地，趁有露水干活时，只要看到菜叶上有红光相映，我会立即抬头站起来，陶醉在一轮红红的太阳从翠绿的青阳山升起，满目的光辉灿烂！傍晚那鲜红的太阳，又焕起满湖的霓霞……心中涌起对大自然的无限赞美之情……
可现在，前途的不测，青阳山的神秘，只能使我心中忐忑，加紧脚步。蒜种太重了，中午我只花4分钱买了两块烧饼，肚子早就空空，喉咙冒火，真想歇一会，可狼的凶残使我不敢歇，脑中浮起在三河当学徒，每天挑水时要走的那条幽深、悠长的窄巷……肩上神奇地轻了。
我已走到青阳山下了，爬了一段山路。在石牛背上，眺望到浩渺的巢湖一片橙黄闪红，夕阳已近湖面，彩色霞光四射。心里又喜又急，但我还是留恋大自然的馈赠，深深地舒了口气……
一位不速之客，我最不愿碰到的一位陌生的朋友，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威风凛凛地立在30多米开外。它那灰褐色的毛、硕大的头颅、三角形的嘴、龇在唇外的尖牙、雄壮的躯体，尤其是那扫帚一样的尾巴……一切都说明了它就是传闻中的吃人的狼！
多希望它只是一只狗！可传说中，狗的尾巴是抬起的，不粗；狼的尾巴才是拖着的，如扫帚一般！
我恐惧、紧张得只是喘着粗气。
更要命的是，我和它都在一口山塘的高埂上，都在互相盯视，它还不时伸出舌头在嘴唇上左抹右抹，似乎是在打量着眼前的美味。我偷空观察四周，选择逃跑的路线———四野没有一个人影，村子在两三里外；左边是满塘的水，面积不小，右边埂下2米多深才是湿漉漉的田地。是的，我可以跳到埂下逃跑，虽说有把握不致摔伤，但狼纵身一跃，不是更有优势？跳到塘里游水？常听人说“狗父狼舅”。头十岁时，村里有条黑狗特别爱跟我后面转，我经常将树棍扔到塘里，它就一跃入水将棍衔回。狼是狗的舅舅，外甥会游水，舅舅还能不会？即使我的水性比它好，可要是它坐在岸上等着，还不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三次水中逃生的经验提醒我，千万要冷静，心不能乱。这样一想，我觉得首先是搞清它是不是狼？我只是听说过狼是“铜头、铁尾（扫帚尾）、豆腐腰”，可从来没见过它是什么模样。再是必须想出对付它的办法。刚上塘埂时，我看到了一头驴。我回头一看，它还在那里埋头吃草，拴驴的木桩清清楚楚、不粗。有一袋蒜种可作武器，但也只能抵挡一阵。然而那是我的学费啊！想起考学的曲折、读书的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既丢不了蒜种，又能逃走……
那狼见我不动，它突然浑身一摇，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齿，却一声不吭。常说咬人的狗不叫，狼也是这秉性？是示威还是发起进攻的冲锋号？
黄昏已经降临，远处村子升起的炊烟在橙色的暮霭中青青袅袅……
我已想好了让它自报家门的灵丹妙药，也算计好了逃跑的办法。那位好心的主人一定是预计到了我在这里要碰到厄难，才把那头驴放在那里。事不宜迟，我决定按想好的方案实施了。我装出不经意转身往回走了几步，过了驴的身边四五步，弯腰作捡石块的举动再猛回身，迎面向它冲去……突然，神丹妙药起作用了，一阵狂叫响起。我浑身一软，跌坐在地上……
天哪，它叫的是“汪汪汪”，只是狼的外甥！气得我爬起来就扔过去一块泥巴！它也就夹着那扫帚般的尾巴跑了……
还是儿时的顽皮给了我智慧。狗对生人猜忌心重，只要你做出怪异的似是攻击它的动作，它就会回应。如果是狼，我就拔起拴驴的木桩，骑到驴身上跑，或者以驴作为屏障和它周旋……
当我在满天星斗、淡淡的夜色中赶到三家罗村时，表嫂善兰大姐吓了一跳。穿着短裤、打赤膊，浑身如水洗一般。我的双腿发软，想将肩上的30斤蒜种放下，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可还是强撑着。正放假在家的治荣表哥连忙取下我肩上扛着的蒜种，见口袋都是湿的，惊讶不已……我只是咧着嘴笑着，伸手逗了逗在凉床上的侄儿小盟，他们一家人已吃完晚饭，在场地上乘凉。见脸盆里还有稀饭，我端起来就酣畅淋漓地吸溜起来。善兰大姐一再说：“慢点，慢点，别呛着。我马上给你摊粑粑。”
二舅英年早逝，舅妈在生下治荣表哥后，也撒手追随二舅而去。他是在我妈妈背上长大的，我们也就如亲兄弟一般，对表嫂也姐弟相称。她家在丁家桥村，离我家只2千米，是位漂亮、热情、忠厚、泼辣、干起农活如旋风一般的姑娘。为了能够阅读表哥的来信和写信给表哥，她20多岁才住到我家学识字，夜晚和我们围在一盏豆油灯下学习，妈妈、姐姐和我都是老师。两年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她非常孝顺我的外婆，任劳任怨地服侍她一生，也特别关照我们……
第二天回到家，三姨母看了半天蒜种，惊讶的眼光又反反复复在我脸上抚摸……嘴角露出了笑容，转身将准备买蒜种的钱拿出。外婆在枕头底下摸索，也拿出了6角多钱。姐姐从衣袋里抠出1角多钱，总算凑足了9元钱。
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依靠人民助学金读书。那时的乡村孩子，脑子非常简单，现在想起往事，觉得是那样愚笨。两个月要洗一次被子，也需回家讨点咸菜，背上6斤重的被子，为了省几角钱车船费，硬是起早走30多千米的路到家。我常和孩子们讲，笨到不晓得将被子拆了，只带被里和被面；学习很用功，只知道学习有饭吃，不知道为什么学？乡村来的孩子，面对城市里的同学，有着特别的自尊。这种自尊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同学们很难接受。
开学时的那个姚老师不久就调走了。感谢班主任方明老师。他教政治常识，是位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理解乡村学生的艰难，理解那份可贵的自尊，尽量对我给予照顾和理解。他忠厚、热心。我的助学金已很高了，但每月还要交1元多伙食费。家里时常不能及时带来，我就时常接到停伙通知，方老师也就赶快写担保条，我才又能到食堂吃饭。特别是他使我知道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应该有理想，理想会给人无穷的力量。最使我难忘的是1963年，因一篇评论文章，再次被省报点名批判后，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苦闷之中。是方老师给我温暖，为我排解……他是我学业、事业上的真正的启蒙老师。在以后风风雨雨的50多年中，我们之间深厚的师生友谊，一直让很多人羡慕。
我从初中开始热爱写作，有了当作家的梦。但我的作品只是发表在黑板报上，投到报纸和文学杂志的稿子都被退回来了。同学们经常嘲笑我，可我不在乎，也从不怕人嘲笑。我从小就有这脾气，想干的事，谁也阻挡不了。到了高中，这种愿望非常强烈，每个星期都要写首诗，学校的黑板报常常将它登在头条。我的作文较好，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记得是高二清明节假，全班同学都到我的家乡巢湖远足。这当然是因为我平时的宣传起了作用，大家都知道长临河一带很美。回来后语文老师要我们以这次春游写篇作文。我洋洋洒洒地在作文本上写了10多页，记叙春游的美妙，其中不断夹杂着“山歌对唱”。我很得意，盼着作文评讲。我想这一次一定会以我的作文作范文……
终于盼来了作文评讲，我的大作也确实作了范文。李光业老师胖胖的、矮墩墩的、黑黑的，戴一副眼镜，当过报纸编辑，一口合肥话，语言生动、有趣。他读了我一段文字和诗，然后大声地说：“写诗的朋友们，诗不同于小说、散文，诗有内在的韵律，是语言的歌，不能只要分行的就是诗。写诗写得不好，就很容易成了我们合肥话说‘诗’字时，一滑，变成了……”
“屎！”同学们同时大喊，乐得大笑，都将眼光投向了我。我顿时感到像被电击火灼，脸涨得通红。可我没有低头，却两眼直视李老师。我发觉他轻轻地怔了一下，然后语气一变：“写诗的朋友们，我也很爱诗，写诗要先读诗，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嘛。读多了，就有体会，有了感悟。特别是这个‘悟’字非常重要，悟多了，就能写出真正的诗……”
在以后几天的教室中，常常能听到捣蛋虫们“屎人”“诗人”的叫声。
“哎哟，我肚子疼死了！”
“干吗忍着？快去喷涌而出，不就有了一手（首）又一手（首）了吗？”
我从这最大的难堪中，悟出了道理。我真的去认真读诗了，慢慢地能够一点一点去品味……后来，我确实写出了诗。在那时能发表十几首诗，也是小小的轰动。学文学，靠的就是悟，没有这种“悟”，不可能产生灵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合肥工作，在师专教书。有一天，走在大街上，我眼睛一亮，迎面来的正是李光业老师。总有10多米吧，我大声喊：“李老师！”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不管多少人惊奇的目光，我只顾紧紧地握住李老师的双手。李老师表情复杂地微微笑着，突然朗声大笑：“我读过你的诗，真真确确是诗———《不夜的茶山》《巢湖的琴声》……”这都是我回到安徽后，发表在报刊上的。
“感谢老师的教诲！终生铭记。”我羞赧着脸，但一字一顿说出了积存在心中多年的话。
“老夫喜欢说笑。爱之切切，下药也重。”
我一定要请李老师吃饭。他说已退休了，正要去办一件事，以后肯定有机会。198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了，要送一本给李老师，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他住的地方房子已拆，面目全非，问了很多同学，又去母校合肥一中打听。因他在校教书时间短，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不时想起，总感到留了个深深的遗憾。
高三下学期，开始分科复习。我的理工科成绩一向较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根深蒂固。总是因为饿饭饿怕了，虽然热爱文学，但我还是报考理工科，希冀有个铁饭碗。在复习迎考中，关于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不断激化，心情变得烦躁。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李淑德老师家。
李老师是教生物的，性格开朗、豪爽，讲课生动。初一时，她就教我们植物课，在宿舍和教室之间有块实习园地。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又会种菜，课也听得有味，挖地，种草莓、马铃薯、麦子的劳动，当然是我做得较好。她就要我当植物兴趣小组组长。我以后热爱在大自然探险、热爱生物学，追根求源，和李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不久新办了三初中，李老师调去了，我也调去了。我考上合肥一中，她也调到了一中。她常说：“这个小刘先平（她喜欢在我名字前，冠以‘小’字，一直到现在还是常常冒出这个‘小’字），我们就是有缘。我到哪，他到哪；他到哪，我到哪！”三初中在城外，周末回家进城，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她常常喊我同行。因为她怀有身孕，就扶着我的肩膀（我身材一直很矮，高一时，我排在队尾；高三时，就成了排头兵了）艰难地一步步走。我一直要将她送到家。她留我吃饭，我也从不客气。她的几个孩子都喊我大哥哥。
到了她家，她正和殷老师说话。殷老师是位文弱书生，在教育厅工作。两人都很惊喜我的到来，因为那年的招生数字只有107000.上一年还动员同学们考大学，今年却早就开始动员大家上山下乡了。在这样紧张复习的时候，还有空来，肯定有事。说了半天学习的情况，我才向李老师说了我的心事。话刚落音，李老师快人快语：“小刘先平，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事热爱的工作，一生都是很痛苦的……”
“你怎么这样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离考试只有两个月！”殷老师急了。
我还未见过殷老师这样大声说话。他平时语调温和，慢声细语，对李老师特别尊重，是一对很多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李老师说：“小刘先平没有父母，就当是我家的孩子。他是来听真话的，能讲假话糊他？你别为他考学校担心，他有毅力、有韧性，只要是定下心的事，一定能成功！这个时候，他还来和我们谈这事，就是位特殊的学生！”
真是一语点破了懵懂。我说：“我决定了考文学。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话。殷老师也别为我担心。我走了，回学校报告班主任，找文科复习材料！”
说完，我提脚就走。身后传来了殷老师埋怨李老师的声音。
班主任一再劝我别改。正如李老师说的，只要是定下的事，我就不会改。是的，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我相信够了。
接到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到合肥办完了各种手续后，我去李老师家辞行。李老师拉住我的手，向殷老师说：“你看，他这不是如愿以偿了吗？你一生都求稳，冒冒险，有时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人们常说运气、命运。人生道路上需要抉择时，一个人、一句话、一件小事，就能影响人一生的道路。我就是这样的幸运者！因为我有几位崇高的慈爱的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李老师和殷老师被下放到南陵县师范学校。我出差时去看望了他们。七八口人挤在两间房子里。他们共有7个儿女，三姐已嫁到肥东县，小四子有残疾留在合肥，还有90多岁的老母需要赡养，一家人被活活分开几处。李老师还是那样爽朗地大笑，乐呵呵的；可殷老师眉结间的凄凉，让我心酸。我鼓动她往合肥调，她说正在找人。
不久，一个深夜，李老师摸到我家，说是今天去过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看来调回无望了，准备明天回南陵县。我说：“你别急，政工组长是军代表冯亚，我认识他。因为搞文学辅导，我还认识他夫人，是位挺热情的女同志。明天我带你去他家，成不成就是这一锤子。你迟一天走，也没什么关系。”李老师说：“我一生不求人，没想到老了，还要为一家老小去求人。算了。”我说：“李老师，你教过那么多的学生，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这不是求人，家人团聚是你该得到的，这是去要回、争回自己的东西！”李老师笑了：“还是小刘先平能说动我。”她又担心去了也无用，那时的军代表的权势令人敬畏。我说：“说得好听，就说；说得不好听，我们提腿就走。他又不是凶神恶煞！”那时我正在一家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曾耳闻冯亚同志非常尊敬他的老师。我想这或许是个好的机遇……
第二天，我先给冯亚同志的夫人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在吃晚饭时去最好。我陪李老师按时去了。很巧，他们正在吃饭。我们等了一小会儿，冯亚同志出来了。他认识我。我将李老师介绍给他，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她是著名的教师，曾经怎样教育我，教育过多少学生，同学们怎样尊敬她。又说到她十口之家分在三处的艰难……当时，李老师种种感人的事情，全都涌上心头。自始至终，李老师没说一句话，冯亚也未插问一句，只听我滔滔不绝地说。等我说完了，冯亚同志说：“我们有很多好老师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李老师，你明天上午9点直接找教革小组。”李老师还愣在那里。我连忙说：“我代表李老师过去所有的学生，将来所有的学生，感谢你！”
我知道已经大功告成，连忙告辞。李老师木木的，大约还未反应过来。冯亚夫妇非常恭敬地送李老师出门。
不久，李老师一家在合肥团聚了。
今年李老师已是90多岁的高寿，依然红光满面，朗声大笑。大年初一我带孙子去拜年，她脱口而出：“小刘先平，叫你别带礼品，你还是带……”说着又是大笑，拉过我的孙子，“我叫你爷爷小刘先平，你没意见吧？”
小时候，常听老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大学读书，而且是热爱的文学专业，那满腔的喜悦，涨得胸口都疼。开学不久，我被同学们选为班主席。后来，又主编了学生会的油印刊物《水滴石》，我面前的世界，真是一片灿烂。
但当时学校的气氛，也有让我不安的因素。这是1957年的秋季，学校到处可见反右派的大字报。高年级同学，每天还在开批判右派的大会。好在我们是刚入学的新生，并没有受多少牵连。但那种激烈的气氛，还是让人不寒而栗的。
1958年春，开始了“插红旗、拔白旗”“向党交心”的运动，我们新生也不例外。我开头并未在意，但不久，就听到同学中有人说《水滴石》上发表的作品有问题。风越刮越大，终于牵扯到一个编委。他是我同班同寝室的好同学，是团员。团支部首先开始“帮助”他，说他的一篇散文，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情调。我很不服气，在一次班级会议上说：“这篇作品是歌颂社会主义春天的，若是这篇散文有问题，应该由我负责，我是主编。再说，我们是学生，即使写得不太好，也应该是善意的帮助。”我这样说当然也因为担心那位同学被开除团籍。这下可惹了大祸，由班级扩大到年级，说是辩论，却上纲上线。“既然刘先平跳出来了，那么就剥下他的伪装，看看《水滴石》是什么货色？他是什么货色？”霎时，乌云密布，事情很快升级，有同学揭发我“信奉丁玲‘一本书主义’”，一心想当作家。还说中文系是作家摇篮，要想当作家，现在就要努力学习各种知识，锻炼写作各种文体，一位作家不能只会写诗，却不能写小说，不能写戏剧。文学是综合的，小说中就有诗和戏剧。“水滴石穿，就是宣扬个人奋斗”。最后的结论是：“刘先平是高高飘扬在中文系上空的一面大白旗！”最让人不解的，是那位团员同学已在团支部会上作了自我批判……
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昨天还是笑脸相迎、可亲可爱的同学，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充满敌意的陌生人？而且那些批判，全是歪曲我的话。想当作家有什么错？作家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吗？
有一天，我突然听一位同学说年级支部正在组织写大字报，要把我拿到全校批判。我又慌又气。这段风波目前只局限在年级，到了学校，我还怎么做人？我找辅导老师，用木刻制作《水滴石》封面时，他还主动借了一套木刻刀给我。他很紧张，说是已向组织上交代曾借过木刻刀给我，要我认真接受批判，彻底改造思想。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我想了想，就去找系总支浦书记。
浦书记是位女同志，才从北京下放来的。她听完了我的申诉后说：“学校的任务是教育学生，如果学生的思想观点都是正确的，还要学校干什么？想当作家不是坏事，人民需要自己的作家，我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作家、大作家。对同学们的批评，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们年级已来汇报过此事，很多老师也来反映要爱护学生，我们不赞成再批判了。我很赞成一些老师的话，学校、老师重要的责任是爱护学生。你是学徒出身，家庭贫农成分，根子正。安心学习，不要有思想负担。挫折会磨炼一个人。你这样一个大个子，心里还装不下这一点点委屈？”
我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生怕一开口就会把憋不住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点了点头，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心情也豁然开朗。
没过几天，我才知道，教文艺理论的秦亢宗老师，曾在教师会上慷慨陈词，中文系的学生想当作家是应该鼓励的。刘先平说要想当作家现在就要努力学习，要锻炼写各种文体，是很有见地的。把正确的东西批了，错误的不就变成正确的了？有好几位老师都支持他的意见。但也有个别老师反驳他的看法。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在系里有一定的影响。
这件风波似乎已经平息。过了两三周后，我决心辞去班主席职务，当然被批准了。
有一天早晨，有位同学小声告诉我，学校大字报栏有大字报批判我。当时我的脑子一炸，三步并两步跑去了。果然，总有十几米长的批判专栏，贴满了批判“大白旗”刘先平的大字报，前面围满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学，还有人对我指指戳戳！突然，我想起三次水中逃生的事，告诫自己要冷静。我看完了全部的大字报，感到全是置我于死地的一片胡说，事态严重。
我又去找浦书记。浦书记显得很激动，冷场了五六分钟，也才稍平静地说：“我们的态度没变。这是你们年级搞的。我们态度很明确，事情到此为止。”
我不至于笨到再说什么了。
从12岁离开家乡后，虽然也经了坎坎坷坷，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帆风顺，还没有经过这样暴风骤雨的打击，思想上非常苦闷。我每天走路都是低着头，在食堂也是躲到角落。我想不通很多事，尤其是对同学的变化，更是想不通。不久，严重的失眠，使我几乎无法再坚持学习。再加上年级又压低我的助学金等级，我到月底，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大哥当时正在华东水利学院读书。我写了封信给他，想休学，有人介绍我去师范学校代课。大哥迅速回信：“为什么这点挫折都经受不了？如此艰难争取来的读书机会怎么能放弃？想想你的学徒生活吧！”
一天下午，我正从教室往宿舍走，只听有人喊：“刘先平同学！”回头一看，是盛静霞老师，从另外一条路岔过来的，走得很急。我喊了声：“盛老师！”
盛老师教我们古典文学，在词学上很有造诣。她的诗词，和著名的词学家、也给我们授课的夏承焘老师的词，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她的先生蒋礼鸿老师是古文字学教授。等我转过身子，盛老师说：“你为什么走路都低着头？喊了两三声才听见？心事太重了。我知道你受了批判，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你又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有什么难看的呢？你知道，交心时，我把和你蒋老师枕边的话都说了，后来就批我这些。难看的是我吗？我在从旧社会、旧家庭中走出，寻求独立自主、民主自由，也是受过很多煎熬的。想当作家，有志气。志气是个宝。你这样忧心忡忡，对谁有好处呢？也有人曾嘲笑我填词写诗是自命不凡，想当李清照。要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写诗填词，不是证明我真的是自命不凡吗？我看过你写的作业，有灵气，有可能成为一个大作家。人不能因为别人说三道四不走自己的路。我看你有点沉沦，心里很难受。抬起头来走路！奋斗是医疗痛苦的良药，挫折能使人学得聪明。你去读读文学史，有哪位作家是一帆风顺的？李白、杜甫、司马迁……我和蒋老师欢迎你有时间到我家来聊天，来啊，一定来！”
我现在提笔写这一段时，盛老师纯真的、恳切的、充满慈爱的神情，额头上沁满细细的汗珠，仍鲜活地浮在我的眼前，还感受到了那天阳光无比灿烂、无比温暖……
盛老师，我不会辜负你的教诲。离开盛老师，我果然抬起了头，挺起胸膛大步向前走，世界在我面前依然是光明的。心境的转变，我重新安排了学习和生活，不久，失眠症也离我而去。
198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海探奇》出版了。我特意去了杭州，拜见盛老师，深深地躹了三躬，将书捧上。两位老师接过书时，微微地笑着，轻轻地打开书页，细心地看了起来……以后，只要去杭州，我就要去看望盛老师、蒋老师。前年，我还邀了几位同学一同去。蒋老师已作古了，中国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盛老还是那样神清气爽，慈爱地和我们共同回忆着当年的杭州大学生活。
我很幸运，在人生的关隘，总有敬爱的老师给我指路！大学毕业后，我也从事过10年教师工作，正因为我有着可敬可爱的老师。如今，也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叫“刘老师”的学生。
2006年9月，我去北京参观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浙江的展台上，突然看到了《蒋礼鸿文集》，捧着厚厚的四卷，伫立翻阅，思绪激涌……他和盛老师充满睿智、慈爱的微笑，时时浮现……
山谷里升起一朵白云
我是195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先是诗歌、散文，后来因为从事教学，我将重点转移到美学研究和理论批评。
1961年，大学毕业前夕，学校给1958年对我的批判平了反，并进行了“赔礼道歉”，认为《水滴石》是健康的学生刊物。我所发表的作品也是歌颂社会主义的。毕业后分回合肥教书，我写作得也较勤奋。
1963年，正值“反修防修”，开始对文艺界进行批判。首当其冲的是发表在省文学杂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说，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集中火力批判，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宣扬人性论、宣扬修正主义文学观点。其中重点点到一篇赞扬这部小说的评论。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我。写批判文章的作者，显然是权威机构的负责人。一份省的权威报纸，点了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名，其影响可想而知。读了报纸，我感到掉进了冰窖。
这部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刊出后，编辑部召集了作品讨论会。会上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优秀的小说，一种认为是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于正义，我认为作品应是那个时代省里较为优秀的小说，写了寡妇的爱情，不应该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会后，杂志发了一组评论，其中就有我根据发言整理成文的《时代的颂歌》，刊登位置显著。
当时“反修防修”声势浩大，但也有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的精神。正巧，我在教书的学校是“社教”试点单位，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郭刚带队蹲点。虽然感受到压力，但因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欢迎，又还小有名气，学校的领导对我还好。批判不断升温，报社组织了座谈会，凡是写过赞扬、批判这部小说文章的作者都要参加。我接到通知后，决定不出席。因为根本不同意那种批判，若是参加会议，以我的个性，肯定要据理力争，事态会变得严重。开会前一天，报社打电话给学校，点名要我务必参加会议。学校领导感到事态严重，先是赵校长找我谈话。赵校长是位工农干部，为人忠厚，很有长者风度。我简单说了不去参加会议的原因，他沉吟了半天，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请示蹲点的郭刚副局长再说吧。”
下午快放学时，郭刚找我谈话。他是苏北人，曾任新四军的骑兵连连长。吸烟的水平很高，据说每天只用3根火柴。他听过我的课。省里组织业余作者出外参观、访问，都是他同意我去的。但省里和大学来调我时，他坚决不同意：“没有好教师，我怎么当教育局局长？”彼此的印象都还好。我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不参加会议的原因，并态度坚决地说：“绝不会检讨。”大概是因为我说得很激动。他想了一下，吸了两支烟，笑着说：“刘老师，你不参加会议，总得有个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吧？我也不能像你这样说的答复报社。”
我也被他的机智、友好感染，笑了：“赵校长还能找不到理由？明天上午我有4节课，是高三毕业班的。”
他很爽快：“就这样吧！你明天别接任何电话，也别出校门一步。”报社离学校很近。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他时，其中有条罪状就是“只要专，不要红”，包庇了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刘先平是一个。这真是抬举我了。我也为此不安，感到对不住他。
果然，据参加会议的人说，凡是写过赞扬那个中篇小说的，都作了检讨，会上还点名我未参加会议。虽然因为有校长、局长保了我，表面上看来还算平静，但内伤是看不见的，种种遭遇，使我再一次深深感到，在那种环境下从事文学创作，真是危机四伏。经过痛苦的思索，在一天傍晚，我狠狠地将钢笔甩掉，它竟然越过前面的屋脊，飞得远远的———决心不再为文学写一个字了。
“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被斗、被抄家，那是可以想见的，我也懒得再去说了。
命运有时真会开玩笑。三转两不转，1972年，我又被调到了文学杂志编辑部，那是因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要恢复一些杂志。全国各省的杂志的名称大概都叫《征文作品》。虽然在文学部门工作，那时的大批判文章也很吃香，也有领导、好友劝我写点文章。但我仍然坚持一字不写，只是做个文字匠。
在编辑部工作，每月都要下去。我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儿时喜爱冒险、喜爱在山水之间的兴趣得到了充分地发展。我主动要求看皖南地区的来稿。皖南是山区，以著名的黄山为核心，多是名山名水。我做了个大致计划，每月总有一周时间，是在皖南山水中漫游的，寻着大诗人李白、杜牧、陶渊明……他们的游踪。山民的淳朴，大自然千奇百怪的造化，深深地吸引了我，常常能在山岩上一睡就是几小时。它使我忘掉了现实生活中五花八门的“批判”、纷争的世事，心灵是那样宁静、纯洁。我听到了很多山野的故事，见到了从未想过的神奇。
逐渐，我产生了徒步穿越石台—祁门—黟县—黄山原始森林的念头。我计划背个背包，独自一人，餐风露宿，用双脚去丈量那片崇山峻岭，每天记下见闻……不是决心不再为文学写一个字吗？这个决心不会改变，但我可以留给妻子、儿子读。
每次出差回来，我都是蓬头垢面，妻子嘲笑我是“野人归来”。就是在这样的漫游中，在山野，非常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几位从事动物考察的大学教师。我们年龄相仿，有着同样的经历，相似的生活环境，又是在大自然中，大家很快就解除了防备的盔甲，坦露胸怀……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自然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珍贵稀有野生生物对人类的意义……他们领着我到达山顶，回头一看，我所走过的那片世界已完全改变，是一片崭新的神奇的世界，充满了科学、充满了神秘。
他们背着背包、干粮，最原始、简单的装备，有的还正在挨批斗，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忘我地工作呢？只能说是为了科学，为了事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大山是大自然的筋骨，他们是人类的筋骨！
我一次次跟随着他们在山野中跋涉，想方设法谋取机会，去江河湖海、荒漠戈壁中去寻求儿时的梦，去寻求自然的爱抚。我常常梦幻般地与大自然对话，倾诉心中的郁积，倾听它们的呼喊。
是的，是这些科学家领我走出了“大自然属于人类”的误区。
是的，是他们把我领到“人类属于大自然”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每走一步，都美不胜收。
但是，目睹了大片森林被乱砍、乱伐、水土流失正在加重、蔓延的工业污染……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恶果，引得我们痛心疾首。
我们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中，追踪野人的足迹，考察短尾猴的社群结构，在三十六岗寻觅梅花鹿的身影，在山谷中倾听相思鸟的歌唱，窥视喧嚣的野生动植物世界残酷的生存竞争，窥视香花与毒草形成的特殊的生境……我们深深地被大自然的魅力、野生动植物世界的魅力、探险生活的魅力、人生哲理的魅力所诱惑。
大自然是部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我贪婪地汲取着它的营养，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生物学书籍。我和考察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成了其中的一员。
“四人帮”被粉碎了。严寒已经过去，春天来了。
大约是1977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周达宝来安徽组稿。在一次会议上，她也热情地向我组稿，我只笑了笑。我觉得她并不太了解我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形势有了变化，虽然1963年被批判的那部中篇小说及其作者都得到了平反；可被牵连的我并没有得到平反，那件事还时不时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提起。我还要补充说一件事，1974年当时有份很有“权威”的杂志，点名批判了我们刊物上发表的《除夕之夜》，说它是“无冲突论”的代表。《除夕之夜》是我编发的。这把当时的领导弄得非常紧张，事态虽然没有扩大，但曾有过这件事。在小气候中，我的处境并不妙。
然而，周达宝大姐的组稿，确实在我心里掀起了波澜，毕竟我曾那样地热爱过文学。文学曾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又使我吃过那么多的苦头，这种千丝万缕的纠葛，割舍得了？最重要的是，春天毕竟来了！
这些年来的探险生活，更使我内心文学的波澜逐渐壮阔起来，形成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然而，我已停笔10多年了，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成了年届不惑的中年人，有了家庭、孩子，有了生活的负担和责任。为了重新拿起笔来，我还得努力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1978年对我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一年。5月，纠缠了我两年的一件极不正常的事，终于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对当时的我说来，无疑是惨痛的。很多好朋友得知此事，都担心我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和深刻的委屈，想方设法来安慰时，我已被大自然召唤到崇山峻岭中去了。
是的，那个决定宣布的第三天，我就赶到了考察队的营地。营地在深山中。经过两三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出发了，这次主要是想彻底揭开野人。黄山短尾猴的秘密，同时，在野外寻找到皖南梅花鹿的踪迹。目的地是滴水崖一带的猴子街。山民们传说，那里是猴子的天下，它们自开商店，买卖兴隆；自开作坊，酿酒做糖……比《西游记》中的水帘洞更神奇。“滴水崖”在我心里一震，很自然地想到当年主编的学生会油印刊物《水滴石》，是命运的巧合？
第一天探山，就很让我们吃了苦头。这是一片三县交界的深山区，途中见到很多残存的房基地。这里曾有过居民，但几十年前的一场血吸虫灾难，已使这地方变成了无人区。到处是稠密的次生林和亚热带地区的荆棘、金刚刺和老虎藤，每走一步，都得用砍刀开路。草丛、灌木上布满了可怕的无孔不入的旱蚂蟥。途中，在一小河滩休息，每人挑了一块石头坐下。刚点着香烟，猎人小张做了个怪相，示意我的裆下。低头一看，我惊得一蹦三尺高，好家伙，一条五步蛇正从我坐的石头下探出，昂起了头！这就是山民们谈蛇色变的剧毒五步龙呀！大约是我坐上去后，石头压了它。大家先是一惊，接着哗然大笑：“是你侵犯了它的领地，没咬着你算你运气。”“你大富大贵呀，小龙出来迎接！”说笑中，大家还是纷纷急急站起……
我们好不容易才到达了山顶。在山顶上，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对面的滴水崖。
云雾中，山体陡峭，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滴水崖在两座大山中间，如练的高山小河奔腾而下，到了巨崖断头，果然有个大的瀑布。但断崖下，正好有个小岭，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向导说，那座小岭叫龙吐珠。以生境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传闻中的“猴子街”，生存着我们考察了数年的、被当地人称之为野人的黄山短尾猴。科学是以事实说话的，但至今未采到标本。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能采到标本。在确定了明天考察的基本路线后，就决定下山。
麻烦事来了，向导迷路了。我们只好找水溪，依据水向低处流的原理摸索着往山下去。天色转暗，太阳已经落山。真是祸不单行，溪流断头，巨崖笔立，总有五六米高，无路可走。不要说我们未带行李，即使带了，在这样布满毒蛇、旱蚂蟥、野兽的山野，临时也无法宿营。我们只有硬着头皮，顺着边缘往下爬。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时，我们也顾不得防备旱蚂蟥和毒蛇了，一心往下。我踩松了一块石头，骨碌碌就跌了下去。幸而岩下是烂泥，没受大伤，但也跌得够惨的。
摸黑回到宿营地，当地开采的一个小的铅锌矿工棚。矿长不在，会计管家，很不友好，连盐也不愿借一点，更别说蔬菜和食油了。我们只好清汤寡水煮笋，每人还是吃了三大碗饭。笋子虽然是美味，但清水笋到肚子，胃就开始难受，我难受得腰都直不起来。
但这次考察的收获是丰硕的，我们在滴水崖采到了短尾猴的标本，揭示了它生命史上的很多奥秘，寻找到了“猴子街”这个特殊的生境。不仅解决了它的分布界线，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捕猴（完成科研后再放回山野）提供了可贵的借鉴。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后都编织到《云海探奇》中了。
那几天，每天都有惊人的发现，生活充满了乐趣，我已彻底忘掉了那沉重的打击和种种不快。由于每天吃水煮笋，我原有的胃溃疡迅速加剧，先是黑便，接着开始吐血，但我很好地掩盖了这一切，因为我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决不能放弃这次机遇，否则要后悔一辈子。
这一天，我们辗转来到了一个叫石门国。不知是如何的鬼斧神工，竟将一堵万丈巨崖劈开一道窄窄的石缝，穿过石门，天地豁然开朗。这是一片桃红柳绿，鸟语花香的天地，如进入桃花源。种种奇妙的景色、民俗、民情，使考察队员们惊喜不已。我们要在这里寻觅皖南野生梅花鹿的身影，落脚在一个叫汪河水家的地方。
汪河水家在三县交界点，北面、东面、南面和西面是三个县。山头上是孤零零的四五间瓦房。男主人出门了，女主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汪河水是他们曾祖父的名字。想当年，只身一人，来这绵延几百里的三十六岗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岭头上安身立命，那要具备何等的胆量！这里过去丈量土地时，实行的是“锣音亩”。敲一声锣，凡是方圆能听到的地方，这中间的一块地就是一亩。
这样寂静的孤零零的房子，一下来了个奇装异服、背枪挑担，担头挂满采到的动物标本的小队伍，女主人以为是玩把戏的到了，乐得嘴都合不拢，露出两排玉米般的黄牙。烧饭时，猎人小张发现锅太脏，幸好门口就有山泉汇聚的小塘。他挑了三担水洗锅，但等到煮好饭，揭开锅一看，满锅饭还是像放了红豆，映着蓝黑的颜色。
晚上，我们全睡在牛屋上面简易的阁楼上。牛粪、牛尿的骚臭，从板缝中冲鼻子，跳蚤成把抓。但大家太疲倦了，都很快进入了梦乡，只有我因为胃疼睡得稍晚了点。不久，又被“哗哗”的水声惊醒，以为是下雨了，却听不到瓦响。很长的时间，水声滴答而止，这才明白：好大的一泡牛尿！
黎明，我在鸟的叫声中醒来。走到山岭，山野的清香扑面。我深深地吸了几口，似乎已将一夜的污浊涤荡。
晨曦正将天宇展现，欢快的鸟鸣声中，山谷里逸出了淡淡的、丝丝缕缕的云丝，山岚飘忽着，在绿的森林上空汇聚，宛如怒放的望春花。清风裹着花的芬芳，柔柔地拂动着，露珠“滴滴答答”地响着……
啊！山谷里升起一朵白云，冉冉飘浮，云花灿烂；在绿海中，在山的怀抱中，变幻无穷；山在动，树在动，鸟在唱……充满生机，充满欢快，大自然无比壮丽、宏伟，惊人的和谐之美。太阳出来了，一道电光石火突然耀起。创作的冲动，使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听到了大自然的呼唤，心灵已追着森林、白云、红日……这么多年来，在大自然中探险的种种生活，都成了生动的、无穷的画卷展开……
是的，就在那个早晨，就在那座山岭，就在山谷里升起一朵白云时，以后几部长篇小说中的无数场景、人物都鲜活地在脑海中展现……
是的，就是面对着山谷里升起的一朵朵白云，我决定恢复文学创作，写我在大自然中的见闻、思考，写我和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对话。面前所展现的画卷，只有长篇小说才能表达。虽然我停笔了10多年，虽然我从未写过小说，更未写过长篇小说，但我有着最坚强的依靠———大自然母亲。
目睹了梅花鹿在两片森林中，往往复复和我们捉迷藏之后，因为吐血加剧，我只得离开营地。回到家中，整整躺了5天。
那年大旱，酷热。7月，我背了一包稿纸，较隐蔽地到了大别山佛子岭水库的招待所，开始了大自然文学的跋涉……这就是以后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