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谈到本事诗，已涉及诗词写作具体背景的问题。这里所谓“论世”，则是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了解作家创作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时代氛围、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以便设身处地，准确地领会诗人的心境。
毛泽东《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1945年）后被《新民报副刊》披露后，郭沫若曾揣测词中的咏雪，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那样一些“英雄”，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失。这显然是郢书燕说。原因就在于郭沫若误以为这首词，是重庆谈判期间写成的。
事实上这首词写作时间是1936年2月，也就是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那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总的负责人（当时是张闻天），但他的主张在党内已经取得支配地位，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日本的侵略固然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在客观上对蒋介石的“戡乱”形成掣肘，使国共势力的消长充满变数。中国积贫积弱、积乱积危，然物极必反，其命运和前景亦不可限量。那时的毛泽东雄心勃勃，心情异常舒畅。他本来就喜欢雪天。在袁家沟居住期间，正遇上一场平生罕见的大雪——也就是他对柳亚子提到的那场大雪。放眼秦晋高原白雪皑皑，长城内外冰封雪盖，九曲黄河顿失滔滔，此情此景一时凑泊，不禁逸兴遄飞，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雪》。
只有了解了这个写作背景，你才能理解何以词中会有那种俯瞰河山、放眼古今，“一笔钩掉五个皇帝”的气概。
1.文变染乎世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风，此二事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用刘勰的话说，便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对此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在阅读中便能把具体的作品放到时代思潮、一代诗风中加以考察，从而透过皮相，把握住本质。
从诗经时代开始，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叙事诗不发达，诗中的叙事成分却不少。这一有趣的现象，包含有一种代偿补的意味。即在再现或叙事类文学不够发达的我国古代，作为表现或抒情类文学样式的诗词，往往兼有再现（反映）的功能。从诗经时代开始，我国古代诗歌（及诗论）的一个传统则是重视诗歌的历史使命、社会效果，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纯诗”纵有佳作，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因而论世于赏诗也就特别重要。
为什么一个能欣赏许多好诗好戏的人，对《湘累》一类历史诗剧仍不能产生满意的反应呢？不就是因为他缺乏对相关历史的知识，因而历史的想象也薄弱吗？所以正如克罗齐所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这话有一层意思便是把自己摆到但丁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呼吸历史的空气和感受历史的脉搏。同样，要读屈原，也要有历史知识准备，即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情况，才能做到“不隔”。程千帆先生曾对笔者说过：研究唐诗，须读唐诗人所读的书，尤其是《文选》。这样做的用意之一就是作为论世之助，且不说古人，就是近人，如鲁迅，有一首题为《所闻》的诗：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乍看似亦平常，“如果我们知道，这位娇女是被国民党的炸弹炸得家破人亡，从所谓匪区来的一个难民，那么这首诗的分量，就重达千钧了。”（荒芜《纸壁斋说诗》）
我国诗文评，向来对于时代，历史的宏观把握是十分重视的。对一个时代文明与诗风往往有极准确而形象的概括。如汉末的“建安风骨”、稍后的“魏晋风度”、六朝之“江左宫商”、唐代的“盛唐气象”等等，这些大的笼罩，往往使人对产生在某一时代的具体作品有更为深切的赏析。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时代，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动乱与民生的疾苦，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收拾金瓯的使命感或雄心壮志。“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所谓“建安风骨”，其核心的东西便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精神或文艺风貌。明乎此，当我们读到以下诗句：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悲愤诗》）
才能如历其境，如亲眼看见哀鸿遍野的悲惨图景，嗅到血雨腥风的气息，从朴质无华的诗句中把握到诗人刻骨的悲哀与愤怒，及无形中弥漫的向往呼唤人道的博大情怀。才能区分它们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人生感伤在美感上的重大区别。当我们读到这类诗句：
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曹操《秋胡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
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曹植《鳝篇》）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
也才能充分体味其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及由此产生的崇高美感。
就是《古诗十九首》，也须联系这一时代特征，加以考察，方能充分鉴赏。时代精神也不是单一方面的，汉代盛行黄老之学，是道家思想很盛的时代，注意于此，才能了解为什么这一批诗作中随处多见“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等颓放的情调，和“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的享乐气氛。显然其作者就与上述鞍马间横槊赋诗的诗人身份不同，大约是生在那个草菅人命的时代而又执著于人生，在思想上受过老庄哲学熏陶的文人之流吧。
魏晋之际是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文人们在政治旋涡中生活，大有人命浅危、朝不虑夕之感，所谓“魏晋风度”，完全是内容苦闷与形式通脱的产物。傅雷推崇《世说新语》，而“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高峰”（《傅雷家书》），恐怕终究是一种误解或美化。
而编过《汉文学史纲》和《嵇康集》的鲁迅，对那一时代看法则全然不同。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稿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当时人们已感到人生无常，转重摄生，吃药便是一种时尚。所谓“五石散”，这种矿物合成的药中有毒成分很多，吃后皮肉发热，因此不合穿厚衣、窄衣。“现在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因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在当时竟传为美事。”除此而外，当时文人对人评头品足，对己不拘小节，对高兴或不高兴的人做青白眼，打呼哨（所谓“啸”），不求甚解地读得一首《离骚》便自称“名士”，等等，都可说是“魏晋风度”的一种体现吧。了解那一时代的精神，对于理解那时的诗文是极有帮助的。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年青时读向子期（向秀）《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鲁迅对黑暗、专制恐怖统治下文人心态有切身体会，所以更透彻地认识了历史生活的缘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同上）
前人每觉阮籍八十余首《咏怀》多数归趣难求，这和向秀的情况也差不多，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讽，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只要明乎时序世情，这些看来莫名其妙的诗也就易懂了。
当然魏晋风度的表现仍是多方面的，“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鲁迅，前文）即就陶诗的语言风格而论，也仍是时代的产物：陶诗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意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那时固然是骈俪的时代，然而未尝不重“接近说话的语言”，《世说新语》那部名著便是这种语言的记录。这样看，渊明用这种语言来作诗，也就不是奇迹了。（朱自清序萧望卿《陶渊明批评》）
到唐代回首魏晋，真有隔世之感，魏晋“风度”在唐人眼里无疑显得寒碜。所谓“盛唐气象”，全然是百余年承平积强，物质、精神文明大发展了的产物。服药上瘾的人少了，酒是照饮不误，人们的精神比较充实，袋里有钱，就想旅游天下。著名的唐代诗人，谁没有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诵得一首长诗（如《长恨歌》）就自炫身价，只是歌妓见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人们办正经事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学“啸”。（虽然王维诗中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但他是否能啸，或只是用事，还是一个问题。）由于政治开明，思想活跃，文人博览百家，广有阅历，作为诗歌，气象自殊。六朝人不是说“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江淹《别赋》）么？然而盛唐笔下的别诗直令人耳目一新：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送柴侍御》）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虽写道“西出阳关无故人”，全诗之情调也是轻快的。所有这些别诗，都有同一乐观基调，显然是那个曾经相当长时期繁荣统一的时代的赐予。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登黄鹤楼》）
这是两首并非出自大诗人之手的名作，一首被名相张说摘取其联语，书之政事堂，以为文章范式；一首据说使李白闭登临之口，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盛唐气象在此表现得相当充分。如果我们就诗论诗，前首不过写一路旅途观感，后者不过抒一时登临情怀。然而如果我们站在盛唐气象的角度来读这两首诗，得到的兴发感动和领悟就会高一个层次。我们将感到一种放眼古今上下的宽广胸襟，引起高远的历史文化联想（“昔人已乘黄鹤去”四句）；一种宽松舒畅一帆风顺之感（“潮平两岸阔”二句）；一种阳光弥漫，百草丰茂的感觉（“晴川历历汉阳树”二句）；一种除旧布新，或万象更新的喜悦（“海日生残夜”二句）；还有一种扎根很深，而与四方之志相表里的故园之爱（“乡书何处达”二句，“日暮乡关何处是”二句）。凡此均能反映盛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盛唐人的精神风貌。正因为这一切并非诗人有意识地宣扬，而是下意识地流露，读者容易忽过，论世赏诗也就特别必要。盛唐气象哺育一代淳美的风情，在唐诗中俯拾皆是，读者可自味之：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崔颢《长干曲》）
与君相见即相亲，闻道君家住孟津。
为见行舟试借问，客中时有洛阳人。（卢象《寄河上段十六》）
“文化大革命”一窝蜂“评法批儒”，论者多赞某“法家”诗人（如李白、李贺）敢于犯上，殊不知“唐人诗无忌讳”（洪迈语）是普遍现象，乃开明政治之产物。世守业儒出身的杜甫尚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牢骚和批评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颇受左的思想干扰，因此在唐宋词的领域，例重豪放而轻婉约。这其实是一种无视历史的偏见。须知词之为体，本来是伴随音乐而生，成长于歌筵之间的，故从唐五代到北宋，词的内容相对于诗本来就窄，相对地倩丽，词风自以婉约为宗。别是一家，自有千秋。吴世昌以为原只有豪放词而无豪放派，就北宋以前而论是完全正确的。俞平伯以为自南唐以降，风流大降而古意渐失，这对南渡后的词坛特别切合。这是因为靖康之难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命运，及文士之个人前途。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和战之争相持不下。动乱惊破多少舞榭歌台，使得一大部分词人彻底脱离歌筵，转而用这种新的长短句体来抒写心中家国之恨的磊落不平，绝大情怀，造成了一代词风的转变。此期有成就的词人大多是主战派人士和抗金将领，著者如张元幹、张孝祥、李纲、胡铨、岳飞，直到辛弃疾，才蔚然成派（即所谓辛派，亦即豪放派）。贯穿于他们词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表现则气势磅礴，风格遒劲。但南宋立国稍定，词体又重新回到歌筵，所谓“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宋末又是格律词人的天下，婉约之风在新的面貌下出现，词的特长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史上一个显赫的，然而为期不长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加惠，是宋词的一个意外的发迹。“文变染乎世情”，信然。能从论世的角度去赏析豪放之作，无疑能有更充分的玩味和更准确的评价。辛词《永遇乐》写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词人在追思千古英雄时，为什么只及孙权、刘裕呢？刘克庄说“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辛弃疾这里放宽尺度，降格以求。盖当时不但没有能统一中国的头号英雄如唐宗宋祖，甚至连保全半壁河山，抗衡中原的孙权、刘裕一类割据英雄也没有，不禁痛起世无英雄的感慨。
休谟说：“要欣赏古代某一演说家，还必须了解当时的听众。”要欣赏古代诗词，同样必须了解当时的读者或听众。因为古代诗词，不但反映着诗人自身的本质，还反映着读者和听众的某些本质。元曲，尤其是散曲套数和戏曲，多有谐趣，玩弄搬砖弄瓦式文字游戏，不避俚俗，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主要对象是下层人民，其中有不少文盲听众，投合适应他们的欣赏趣味和理解水平，在曲词作者具有首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