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欣赏对象的诗词作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而具有多层次结构。欣赏活动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心理过程，它是分步骤而完成的。首先是形式的把握和形象的感受，其次是内容的理解，进而是意蕴的探求。如果说识字功夫属第一步的话，那么，进一步理解内容，便离不开知人论世。总之，它们都是探求作品意蕴所必要的准备阶段。
知人论世虽然紧密关联，但仍可析为二事。本章先说知人。
1.不知其人可乎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有不同的回答。
文学创作与欣赏，存在作者、作品、读者三大要素。三者都可以作为研究的本位。根据研究对象择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和方法。持作家本位的实证主义批评，将文学研究等同于考据，着重对作品产生的背景的探究；持作品本位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则着重对作品的语言结构的探究；而持读者本位的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作品的未定性，更多着重于作品的功能的研究。各种方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理有效。但如果各执一偏，相互排斥，那显然与系统论的方法相违背。在“知人”这个问题上，尽管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看法不一样，但在实际欣赏活动中，“知人”构成一种欣赏的前提条件，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文学作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执一而论。“知人”的必要程度，也应视具体对象而定。
“诗言志”（《尚书·尧典》），“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很早人们就认识到诗歌这种体裁，是以表现或抒情为特征的。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多为诗人自我形象，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带有诗人的影子。“不知其人可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我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一向重视“知人”，西方的文艺批评几乎也不谋而合。如近代法国文论家申徒白吾便以为研究作品应当先从作者的人格、状态、遗传、境遇、生涯诸方面着手，通过这“媒层”，方可洞悉作品的意蕴。唯西方现代新批评派反对这种方法，认为作者生平事迹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某些用词含义和私人生活的影射，没更多的用处。比如大谈济慈如何在花园里听到夜莺的歌声，与我们评价《夜莺颂》这首诗实在无甚相干。（参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种反对意见虽然确实刺中了某些考据成癖或为考据而考据的文艺批评的痛处，却有较大片面性。因为即便都是诗歌，其表现形态也有千差万别，不可执一而论。
就某些抒发常人较普遍情感的诗作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具有较明显的象征意义的诗作如王之涣（一作朱斌）《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了解作者生平的确无妨于欣赏。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诗人的创作具有某种特定环境、特定的人事关系，抒发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诗作具有艺术个性。因此，如果读者对作家生平一无所知，对于创作的背景一无所知，那么他对于这一作为个体创作的精神产品，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于产生误会。倘使他仍对此津津乐道，便成一则笑话所说的瞎子品味鱼汤，而不知鱼尚未丢进锅内。青年朋友未具“知人”之明而误会古代诗词的例子所在皆有，似不必小题大做，多加揶揄。然而名家忽略了知人说诗，闹出笑话来，那影响就不一样了。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交谊甚厚，颇有诗歌往还，这在今天稍有文学史知识的读者也有所了解。因为杜年辈晚于李，故杜赠李之诗作尤多，如《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君》《赠李白》，金圣叹在他的名著《杜诗解》中解道：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携手？此殆言己（杜甫）无日无夜不教侯（李白）作诗。读他日“重与细论”之句，盖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
读“飞扬跋扈”之句，辜负“入门高兴”、“侍立小童”二语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
金圣叹居然不知李、杜年辈之少长，也太不可思议。其误会或许由误解杜甫“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不见》）二语而来。然古人称呼“生”亦有“先生”的意思，与称呼年轻人为“生”，不能混为一谈。忽略知人论世，而一味主观会意，忽略考据而欲阐发义理之精微，就难免说错话。
2.风格即其人
闻一多论唐诗颇有妙语，如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孟浩然》）诗如其人，虽然在孟浩然表现尤为突出，却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文学创作是个体的创作，作品贵有个性，玩味诗词，关键之一也在寻绎其艺术个性。“风格即其人”，艺术个性又关乎作家的性分学养。“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所以要读《离骚》，必须先读屈原传记，知道他的人生见解，两度流放政治经历，与其内心的深刻矛盾。有了这些知识准备，这篇光彩陆离的长诗，也就不难入门了。如能解乎此，昔人名作在我们读来必更赏心悦目。
熟知诗人的生活环境，对于解诗有莫大帮助。古往今来那些大自然的伟大歌手，往往得故乡山水形胜之助。英国的华兹华斯的家乡，便是著名的风景区，以至于有人认为不亲见华氏故乡之湖山，便不能彻底了解何以会产生这样一位诗人，也很难彻底明了他的写景诗的深邃意蕴。同样，读者如果对“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有比较真切的体认，他便能更为领会孟浩然其人与其诗。如果读者不仅了解襄阳的自然景观，而且了解襄阳的人文环境，那么他的领会便会更加亲切更加深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与诸子登岘山》）
只要知道孟浩然早年的生活环境，便不难察觉生在奋发有为的时代，而又深恋着隐逸之趣的诗人的灵魂的骚动与困惑。
李清照生长于济南（今属山东），故居在柳絮泉旁，今归趵突泉公园，有纪念堂。济南古称历城，自古就是一个泉流满地、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所在。女词人的灵性不但来自天赋，也来自地赋。其次，她幸运地生在北宋时代，比朱熹年长四十六岁，那时女性还没有太多的压抑。与蔡文姬一样，她出生在学者家庭，又是独生女儿，得以受到充分文化教育。因而李清照早年作词，主要取材于其感情生活及对大自然的喜爱，或表现少女少妇对爱的憧憬和恋爱的陶醉，很是放得开，至如“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采桑子》）时人谓其“作长短句能曲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而其才华也颇受丈夫赵明诚的敬重。故其少作中虽然也有孤独的烦恼，离别的感伤，其实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的。
靖康之难的到来，李清照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她遭遇了丧夫之痛；接下来，眼睁睁看着耗尽半生心血收集的大量文物被丢、被烧、被抢、被盗；同时，满怀恐惧地承受着政治流言的压力；后来是再婚和离异，其间还有家庭暴力的滋扰，弄得声名狼藉，疲不可支。你须知女词人生平前后生活状况的巨大反差，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诸如“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一类名句内涵的沉重。
每一个诗人都具有特殊的个性，每一个诗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认识一个诗人的个性和特殊魅力，对于解读他的作品是大有帮助的。
不妨以宋代的苏东坡为例，具体谈谈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大家，苏东坡的魅力大致来自四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苏东坡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不肯偷合取容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锐敏地感觉到宋朝百年无事背后的危机，主张改革。从他后来在地方官任上所表现的施政才能看，如果担任执政大臣，也应是有所作为的。不幸的是，在北宋激烈的新旧党争中，他独持政见，前不合于王安石，后不合于司马光，不肯作政治投机，因而始终未能走出这两大人物的阴影，所谓“既生瑜，何生亮”，也是无奈。
其二，在生活上，苏东坡是一个亲和力很强，富于情调的人。“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养济院）乞儿。’”（《悦生随钞》）如生今世，可为“爱心大使”。他的朋友很多，品类不一，不管什么人，都和他谈得来。“东坡平生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女妓丝竹之声，终日不辍，有数日不接一谈，而过客私谓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则屏妓衔杯，坐谈累夕。”（《茶余客话》）也就是说，东坡待客，非其人，则请“三陪”；遇可人，则自己陪。而皆大欢喜。他谈吐诙谐，喜欢打趣人。有人以咏竹诗请教于他，有“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大笑道：“诗虽好，可惜十根竹竿，只挑得一个叶儿。”解诗本来无须数学，但用刀剑形竹，实在太煞风景，不妨指其一端，反过来煞煞风景，极具机锋。他的政治生涯相当坎坷，但心态平和，阅历丰富，精神充实，感觉快活。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总是持审美观照的态度来玩味生活，修炼到宠辱不惊的境界，颇得力于佛学与《庄子》。
其三，在文艺上，苏东坡是一个天才，一个无所不通的人。古代笑话说，明代有个叫陆宅之的，“每语人曰：‘吾甚爱东坡。’或问曰：‘东坡有文、有赋、有诗、有字、有东坡巾，君所爱何居？’陆曰：‘吾甚爱一味东坡肉。’闻者大笑”（浮白斋主人《雅谑》）。其实陆宅之的话也不大错，因为苏东坡本人正是一个美食家。
其四，在事务上，苏东坡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政绩卓著的人。他一生中在京为官时间累计不过十年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任职。他的为官生涯充满务实的精神，在处理实际事务中，他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兴利除弊的事，他在各地都重视兴修水利，组织过各类救灾和赈济工作。在从事公益事业和政绩卓著这一点上，李、杜都不能与苏东坡相比，他们固然是没有机会，不过，假使有了机会，是否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和耐心，也还是未知数。总之，苏东坡的为人，既有极其实际的一面，又有非常超脱的一面；既有十分认真的一面，又有十分随和的一面，而在这种矛盾的统一中，表现出他不同寻常的魅力。
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常能使读者体会到其诗作的味外味。因为你知道了东坡平生经历，乐观坚忍的禀性，及其所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所以你能充分玩味其诗词中表现的那一分性情与学养。“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望湖楼醉书》）这是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所作。“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何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这是元丰二年（1079）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按：梁代何逊、唐代张籍、北宋孟宾于皆做过水部郎官，诗人引以解嘲。）“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这是绍圣二年（1095）谪贬岭南所作。“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是绍圣元年（1094）惠州所作。——钟声与春睡何关，而加关联，且曰“轻打”，恐惊梦，何等体贴人情。据说为了这首诗，他又付出过一定代价：时相“章子厚（惇）曰：‘苏子瞻尚尔快活’，乃贬昌化（海南）”。（王文诰《苏诗话》引《舆地广记》）“九死南中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元符三年（1100）渡琼州海峡时所作。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辨认出那个逆来顺受、乐观旷达的主人公的形象——这便是苏东坡。
“东坡自海外归，人问其迁谪艰苦。东坡曰：‘此骨相所招。小时入京师，有相者曰：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悉符其语。’”（《瑞检堂暇录》）“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是东坡总结一生遭际之作，纵有悲怆，终归平和。
“天下几人学杜甫，诗中定合爱陶潜。”（刘东父集东坡诗句）苏东坡一生得力于陶渊明处甚多。自从汉末天命观发生动摇，魏晋时代的个性觉醒，走出了旧的悖谬，却又陷入新的困境。从“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诗中充满忧生之嗟，诗人在苦苦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但走不出人生的苦闷，严重的心态失衡困扰着曹植、阮籍乃至左思。陶渊明用他的实践和诗歌，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作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从回归自然，参加劳动，享受亲情，从事创作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内心的充实与贫乏动乱的现实相对立，找到了心理的平衡。“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何等的自然。现在有钱的人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
苏东坡知扬州时曾和陶《饮酒诗》二十首，贬谪岭南时又和《归园田居》八十九首。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假使我们深知诗人之性分，乃至知道其生平交游，有时便能读其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体会到诸多别趣。例如李白诗中有一首流传极广，艺术生命经久不衰的小诗——《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有人评这首诗好在“有真情实感”。殊不知好诗无不具有真情实感，所以不必说；而这首诗突出的成功之处也不在所谓真情实感，而在于一种李白式的特殊风趣，可以说，它在短短四句诗中，活脱脱地画出了两个不拘俗套的人。这就需要读者不但熟知李白，还应知道与此诗直接相关的汪伦其人。
汪伦是唐时泾县村民，曾以美酒招待李白。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载，汪伦曾捎信欺以其方：“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至，他这才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并住了好几天。这故事不一定真实，但却很能反映李白与汪伦的性格与交情，不仅仅可助谈资。关于《赠汪伦》这首诗，人多乐道其三四句，往往忽略其一二句的风趣和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这两个“活”人。“李白乘舟将欲行”，就要离开桃花潭，却不像是要在此告别谁，陶然忘形的他是兴尽而返。又从下句的“忽闻”可知，这汪伦的到来是不期而至的。这样的送别，在前人之作中罕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