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漳平
适值由陈政、陈元光率领的中原87姓民众戍闽1340周年之际，在其故乡河南固始举办“固始与闽台关系学术研讨会”，确实很有意义。闽台两省，都是主要由中原移民及其后裔为主要居民形成的省份，其不同点仅仅在于福建人无论闽北、闽东、闽南或是客家人，均宣称其祖居地为中原地区的河南，尤以光州固始为多。而台湾则主要是由中原移民的后裔，闽南人与客家人共同开发的宝岛，其中以闽南人为主。其实，不仅上述两省，新成立不久的海南省也是如此，其居民构成中，也以闽南人居多。当然，还有粤东的潮、汕、惠与雷州半岛、浙南的温州地区、港澳乃至东南亚各国，均活跃着闽南人的身影。可知，唐初由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的这次中原民众入闽，所产生的影响何等重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闽南文化研究开展的时间还不长，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如何进一步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下面我想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回顾
虽然在20世纪20-30年代，已有一些着名学者如林语堂、叶国庆等，在开展福建的地方史研究中，已初步涉及陈政、陈元光平蛮獠的一些传说和史事，林氏于1926年撰《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一文（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二期，民国十五年），叶氏则于1935年发表了《平闽十八洞研究》的长篇论文（载《厦门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11月），对清代中期出现的这部通俗章回小说做了研究，叶氏直接认为这部小说是借用通俗小说《杨家将演义》中的人物，实际附会了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五十八姓中原士民入闽，平蛮獠、建漳州之史事。然而此后的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
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是在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这一禁区才得以被打开，这近三十年的研究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是研究的发轫与发展期，至1990年底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的高潮。由于禁区的被打破，加上旧有评价的彻底被颠覆，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争论中主要围绕史料的真伪、人物的评价、历史的贡献等问题展开。虽然从总体上讲，本次争论大体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展开的，各方都亮明各自的观点，摆出可能挖掘到的各种材料来进行讨论，但不可否认，其中也确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
90年代是这一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气氛相对平静。虽然第一阶段争鸣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并未达成共识，但各方在保留各自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探讨，没有出现第一阶段那样激烈的交锋。与此同时，闽豫两地开始建立互动关系，固始县与云霄县建立了友好县，并同时在两地成立“陈元光开漳史研究会”，举行学术研讨活动。一些历史文化遗址得到了修缮和保护，如云霄县的将军山陈政陵园，漳州市的陈元光陵园，漳浦和云霄的威惠庙等都有计划地在修建中。
新千年以来的十年是研究的第三阶段。随着闽南文化研究的开展，陈政、陈元光及其率领的中原民众在闽南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同。由于中央对闽台关系的重视，对闽南文化在两岸和平统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越加关切，因而各级政府也积极参与和推动闽南文化的研究，从而出现了第二次高潮期。作为唐初中原移民落脚点与开漳发生地，漳州市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2005年第三届闽南文化研讨会在漳州召开时，漳州市政协专门组织编写一套《漳州文化丛书》，以被称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开漳史及其在闽南文化中的地位作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鉴于民间信仰对下层民众更具号召力，这一时期特别重视“开漳圣王文化”的研究（“开漳圣王”在台有数百万信众和300多座庙宇）。其标志即2006年成立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的同时，成立世界开漳圣王联谊会。联谊会自2006年起，先后在新加坡、台湾地区举行了第一、二届联谊活动，明年将在漳州举行第三届联谊会。固始与云霄也分别举办几届研讨会，这些对于扩大“开漳圣王文化”的影响，加强闽台乃至海外侨胞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经过了这三十年的研究和宣传，可以说，目前对唐初以陈政、陈元光为首的87姓中原移民入闽，开发泉潮地区，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民族和睦，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及促进闽南文化的形成方面的意义，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足，难以有效地取得突破。虽然这一课题的提出已有30年时间，但总体而言，后二十年的研究进展相对迟缓，研究的水平提高不快，对前十年研究中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尚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因而虽然召开过多次会议，但尚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是研究力量的不足形成的。目前的研究，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没有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员和设立相关的项目，这样就难以出现高质量的成果，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了。
二是田野调查的力度不够。应当承认，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文物考古部门作了不少工作，例如相关的文物普查，一些历史遗迹的保护和修缮，相关景点的建设等（如云霄有开漳史迹陈列馆，固始有元光广场，漳州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元光文化公园和陈元光纪念馆等），但如何通过田野调查与重点文化遗址的发掘，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这一方面的工作应当说还是有待加强的。“空口说白话”不行。无论河南还是福建，历史上都经过多次的战乱，历史文物大量被损毁，造成现今研究资料的不足，（河南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福建明清以来的迁界复界等），因此有必要通过田野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
三是研究方法的相对陈旧。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使用原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这也是研究水平难以得到提高的原因之一，如何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分工协作，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有些需要自然科学部门的配合，例如历史上关于气候变化的资料。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一首诗写到雪景，但漳州现在的气候条件，冬天只见霜而不见雪。因此，一些学者（包括本人在内）怀疑此诗是后人所作，且作地不在漳州。但是，龙岩的郭启熹先生就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今龙岩地区当时属陈元光军队管辖区，闽西每年都有下雪，所以不能因此怀疑此诗的真实性。近读《漳州市志》，其中也有古人咏雪诗，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应当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否则，以今律古，恐怕未必尽然。
当然，还有一点是观念的更新问题，说起来话就长了，等第三部分再展开来谈。
三、对下一步工作的几点建议
加大研究的力度，提高研究的水平，努力突破研究中的难点，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愿望，也是豫、闽、台及所有关心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人士的共同愿望。召开本次会议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光凭良好的愿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10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史料的缺载造成我们今日的研究困难。但是，“唐史无人修列传”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途径可寻了。我想我们应当尽量拓展思路，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寻求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下面我想就这一问题谈点我个人的想法。
（一）在中原文化和闽南文化研究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大力开展这项研究工作。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原文化与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为各方所重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优先得以建设并开展工作。但是，如同客家文化研究一样，当前对闽南文化的形成期问题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虽然多方面的研究（方言、民间风俗和信仰、民间艺术的传承、族群心理等）已经表明，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唐代中原文化南迁关系最为密切，但是这种形成的过程整体脉络还不是很清晰，如何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使之更加清楚，更具说服力，是下一步研究中应当做的工作。这两年来，漳州市政协组织编写《漳州姓氏》一书，对全市范围内各种姓氏的分布，入闽、肇漳、聚居地、迁徙等情况作了比较翔实的调查与考察。我在认真阅读之后，觉得其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有价值的资料和各方面的信息。把多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通过综合考察和分析，其可信度就会高得多。豫闽两地如能配合起来，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那就更好了。目前中原地区居民，多数是明清时期由外省迁来河南的，但也仍有部分是原住地的居民，如能找到一些原始资料，那就很有价值了。明清时期迁豫的各族，与闽台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认真考察的话，照样可以找出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的。当然，这是一项较大的工程，涉及的面广，因此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协作。人员、经费、机构的设置、项目的设计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民间力量的投入。现在开展这项工作，条件比过去好得太多了，有各方面的积极性，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仅闽豫两省共同做这项工作，尽可能让所有闽南文化圈的民众，包括广东的潮汕、浙南、海南和台湾的闽南人共同关心这项工作，“礼失而求诸野”，台湾虽然是后形成的闽南人的聚居在，但它保存的中华文化仍是相当丰富的，我曾提出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作为两岸合作，共同保护闽南文化生态的建议，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从加大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二）加大田野考察和文物的收集力度。虽然这些年来，我国加大文物普查的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就专项工作进行调查，还是做得不够的，尤其过去经历许多战乱，文物或散失或损毁，怎样注意收集，使之不至于再度流失，这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有时，一块碑记，一篇墓志铭，就能解决许多问题。
我特别希望能够结合建设中的需要，对一些重点文化遗址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许多古代的悬案，往往能在考古发掘中获得解答。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未必实有其事，也未必实有其地，但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特洛伊古城遗址找到了。目前已得到大量文物，充分证实这场战争的真实性。我国这些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综合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问题得到答案，尧舜时代的考古发掘也成绩斐然，正在提出“走出尧舜传说的时代”。相比之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事件，时代更靠近，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也会更多，因此，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组织下，如果能有选择地重点发掘一些地方，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相信对于这一项目的研究能够有新的推动作用。
（三）关于研究方法和观点更新的问题。这些年在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鉴别问题，许多研究者虽面对众多资料却不知所从，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询问：“这资料能引用吗？不是说族谱资料都不可靠吗？”对于古代传世的资料，尤其像族谱这类民间流传的史料，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因为有一些疑义便不敢问津，那就不对了。自20世纪初年，疑古风大煽，古代典籍动辄受到“伪作”的指责，各种传世资料亦不能幸免，族谱资料更是怀疑的对象，批评者往往根据其中的某些讹误动辄否定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这其实是更不慎重的态度。我国的私家族谱编纂是北宋时方成为普遍的风气，编谱人为寻找本族祖先，往往到史书中去找一些知名人物，以光大本族门面。因此往往导致张冠李戴的谬误。学界普遍认为，族谱资料中，年代越远的，资料可靠性越差，而年代越近的，其可信度越高。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分析的方法，不能动辄一概否定。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依然对族谱资料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肯定。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就笔者所阅读的漳州众多家族的族谱资料看，其中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史料，可供我们去综合分析和研究，不能因为某一部族谱资料中有问题，就把所有传世族谱资料都一棍子打死。我们现在的史料整理，不仅需要将所有传世的资料妥善保存下来，还要整理没有文宇资料的“口传史”，因为其中也保存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史学界当前正在开展的关于怎样认识20世纪以来“疑古派”的是与非，也对当前流行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展开争鸣，甚至有人对“二重证据法”也持不同评价，大家应该关心这场争论，它对于我们拓展视野，重新审视我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更新观念是大有好处的。
文献来源：2009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固始移民与闽台文化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