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詹雨桐收到一张请柬，是一个画家的女儿结婚，邀请她去参加婚礼。詹雨桐在雨中等着那辆来接她的奥迪车，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女孩打着一把米黄色雨伞站在詹雨桐身旁，雨点吧嗒吧嗒打在雨伞上。詹雨桐老远就看到那辆车开来了，四个黑色的圈套在一块的奥迪车的标志看得很清楚，车停下了，詹雨桐合了被雨水淋湿了的伞钻进了车里，雨水从车窗玻璃往下流着，詹雨桐穿得太单了，冻得瑟瑟发抖，坐进车里暖和多了，来接她的人正好是马建国，也不知马建国从哪弄来这么一辆好车。
婚宴很快就结束了，马建国提议去喝茶。他们去了一家会所，马建国说，这个豪华的装修花了二十万，在这里可以喝洋酒，抽雪茄。詹雨桐她们没要洋酒，也没抽雪茄，只要了一壶茶，那只茶壶非常精致，是白色水晶制成的壶，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泡在里面的淡绿色叶子。
老板也进来跟詹雨桐她们一块喝茶，但他有他自己的茶杯，詹雨桐一边喝茶一边和他们聊天，他们聊了好几个话题：健身、晚婚、服务业的经营、汽车的销售，不一会儿老板走了，他忙他的事去了。
包间里的沙发全是欧式的，墙上挂着的电视机只有图像没有声音。马建国给詹雨桐讲了他的两次婚姻以及他哥哥失踪的一些事：
“我和我的第一个老婆在恋爱期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直到新婚之夜我才发现新娘子有严重的皮肤病，可她在恋爱期间并没有告诉我，我们也没有做婚前健康检查。我家是当地的大家族，我在家排行老三，因为早恋被学校开除了，不光是早恋，我还经常打架、喝酒、玩赛车。早年家境不景气，后来渐富裕，父亲给我买了一辆一万八千元的雅马哈摩托车，那辆车是纯进口的日本货，当时买那辆摩托车还要在机电公司托关系才能买得到，我骑着那辆摩托车满大街飞奔，警察骑的摩托车排量小，根本追不上我的车，就是偶尔追上了也无妨，我把警察大哥带到我父亲开的餐厅里吃一顿就算完事了，因为这样我结识了不少警察，他们看见我的那辆雅马哈总是敬个礼后放行。
“蜜月还没有度完我就被我的新婚妻子传染上了皮肤病，她身上的皮肤病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离了婚，离婚后，来我家说媒的媒婆快踏破门槛了。一个小巧玲珑的穆斯林姑娘嫁给了我，她叫马彩霞，她那双眼睛大而有神，她母亲是虔诚的穆斯林，她要求我必须信仰伊斯兰教才肯将她的心肝宝贝嫁给我，那是她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她是她的掌上明珠。为了能迎娶马彩霞，我答应了她母亲的要求一信仰伊斯兰教。这次结婚再没有像第一次婚姻那样草率，早早地就去做了婚前健康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在阿訇的主持下，我们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婚礼。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我大姐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师，后来因为挣钱少，也在我父亲的劝说下开了餐厅。我大哥是出租车司机，父亲在给我买摩托车之前就给他买了出租车。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大事，我哥哥失踪了。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有人看见两个壮小伙子乘他的车走了，也就从那时起，再没有人看见过他。跟大哥一块儿开车的几个哥们分头去找，找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找到，我和公安局的刑警也按照线索找，却始终没有找到，三个月过去了，一切音讯全无，直到今天，大哥的失踪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嫂子的眼睛都快哭瞎了，大哥的两个儿子还在念小学，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高一头，嫂子在公路边的一个铁皮房子里开商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有一次做梦梦到了我大哥，在梦里他告诉我：‘那天下午下着毛毛雨，我的车停在广场的东南角，有两个小伙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说要去二百公里以外的沙坡头，来回给五百元钱，过路费由他们出。那条公路要穿过一个戈壁滩，戈壁滩一个人都没有，偶尔能看见一只羊或者一只野骆驼。远处有一个岔路口，那两个乘客说要接一个女人，让我把车开进那个岔路口，走了大约一公里，其中的一个乘客要我停下来，说他要小便，我把车停在路旁，我看见他下车站在岩石旁解裤子，后座上的另一个男人用钢丝勒住了我的脖子，是突然勒的，动作快得要命。那个‘小便’的乘客猛然转过头，拉开我的车门，从腰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砸向我的头，第一锤砸到我的左臂上，第二锤砸到我的太阳穴，我头上的血顺着脖子流下来，血染红了我的内衣，从内衣上渗出的血又流向我的腹部和大腿、小腿，顺着我的袜子流到鞋里，鞋被血水灌满了，溢出来了，从车的底盘往下滴，滴在车下面的一朵马兰花上，马兰花被我的血染红了。在离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事先挖好的沙坑，那两个男人把我的尸体从车里拖出来，那个手拿铁锤的男人看见我的眼睛还睁着，以为我还活着，他又在我的后脑勺上补了一锤，这一锤比刚刚在车里砸我太阳穴的那锤还要重，奇怪的是我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我被扔进那个坑里，泥土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他们在掩埋我的地方堆了一些杂草。他们卸下了我车上的牌子，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副假牌照装上了，开车向公路上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我被梦惊醒了，新婚妻子用她的内衣擦去了我满头的汗珠。
“又过了几天，嫂子告诉我，她也做了关于大哥的梦。我大哥在梦里对她说：‘那天下午，我的车停在路边，我开了雨刷器刷车玻璃上的雨水，两个男人上了我的车，我拉着他们跑了两百多公里才到达目的地，到了我才发现前面有一片茂密的森林，他们说，森林里有一箱东西很沉，让我进森林里帮他们抬箱子，另外付给我劳务费。我把车停在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跟着他们进了那片林子，秋天已经来临，林子里的落叶满地都是，偶尔还能看见树根下长着一圈白蘑菇，燕子在树丛间穿梭，从树的缝隙还能看见灰蒙蒙的天，森林里的雨已经停了，黄色的树叶上还在往下滴雨。我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一个男人从腰间掏出绳子，另一个将我摁倒在地上，他们将我的手和脚捆起来打上了死结。将我的鞋脱下来扔了，把我脚上的袜子塞进我的嘴里，然后，他们用另一根绳子将我牢牢地捆在一棵千年古树上，他们从我身上搜出钥匙扬长而去，我昏迷到半夜才醒过来，我的身上爬满了虫子，蚊子们正在吸我的血，一条花斑蛇就在不远处盯着我。林子里冷得要命，我快要被冻死了，饥饿和寒冷将我逼到死神的边缘。当我再次醒来时，我躺在一间农舍的一张木板床上，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老人正试图用勺子撬开我的嘴，我的身上盖着棉被。
农舍极其简陋，一间房子被隔断隔成两间，东墙和南墙各有一扇窗户，东面的窗户前面放着一个炉子，炉子上煨着一壶水，壶盖的缝隙冒着热气，炉子旁边放着一个掉了漆的长条桌子，桌仓里放着灶具，所有的灶具都堆在一块，这些灶具的颜色全是黑的，烟筒在半空中拐了个弯从窗户伸出去，烟筒口冒着白白的青烟。我身下的这张床正好摆在南边的窗户下面，阳光从外面的树梢上照进屋里，照在被子上，照在我的脸上。房间的另一半摆放着各种农业用具。老人正用勺子将碗里的稀粥送进我的嘴里，我的舌头被一粒米烫伤了，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当老人喂第二勺时，他用长满胡子的嘴吹了吹勺子里的那几粒米，吃完稀粥，老人用一盆热水洗净了我头上的血迹，给我换上了干净衣服。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将我从林子里背到农舍，他已经是65岁的高龄了，我的体重足足有90公斤，他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我隔着他衣襟的缝隙看见他的胸毛，隔着他肩头上的窟窿看见他那紫铜色的肌肉，我看见他的那双鞋上还带着泥巴，我的鞋却在他背我到农舍的途中丢掉了。
我的大脑受了严重的损伤，我已经失去了对任何事物的记忆，我变成了痴呆人，老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在那里，是怎么被人绑在树上的，我都一概不知，我的脑子想不起来任何事了。到了下午，我从窗户外面看见一个女孩赶着一群羊从那条小路走来，她穿着蓝布片和白布片拼成的旧衣服，手里拿着一个柳条，嘴里还哼着一首歌，她把羊赶进圈里，蹦跳着扑向老人的怀里。第二天，那个女孩又放羊去了，老人告诉我，那个女孩是他从医院后面的小树林里捡来的。那个女孩到了六岁还不会说话，到上学的年龄彻底变成聋哑人了，她跟老人在林子里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最后才知道那个牧羊女孩原来是个聋哑人，那天，我看到她的口形还以为她在唱歌呢。我在农舍里住了足足三个星期，我的体力还没有恢复，我更不知道我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老人给我起了个名字：林汉。树林中的一条好汉，那个女孩整天不说一句话，她总是用手比画着跟她父亲说话，他父亲也许是唯一能听得懂她说话的人。一天，我跟那个女孩去林子里采蘑菇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嫂子的梦到此中断了，从做梦的那天起，她就相信大哥还活着，她一直催促家里人到处去找，为找大哥，我们家花去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却始终没有找到。父亲将餐厅的经营权交给了我和马彩霞，他们搬到乡下去住了，父亲临走时还带走了他养的几只鸟，那些鸟养在笼子里，有几只鸟还会说话。
“那年冬天，餐厅里的生意非常火爆，三层楼的所有桌子都坐得满满的，在一楼的一张小桌子上坐着一个客人，从表面看，他可能是一位游客，他的笨重的大包放在桌子底下，他只要了两个凉菜：醋泡花生米、芝麻菠菜，却喝了一整瓶白酒。在结账时，我跟那个男人发生了口角，他硬说我找给他的一张50元面额的钞票是假的，他吃饭的时间正好是晚上，银行早都下班了，没法验钞。我张口骂了他，他在我的腹部捅了一刀，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星期伤口才愈合。
“被人用刀捅的事我始终没有告诉母亲，母亲此时正因为大哥的事哭得死去活来呢，母亲一看到出租车开过来就招手，她不打车，她只是看一看车里的司机是不是她儿子，母亲从此患上了心脏病，她患病以后，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发一次病，发病后却只看中医，西医给她开的药她根本不吃，她只相信中医，因为在她还没有嫁给我父亲之前，还是姑娘的时候，一位老中医救了她的命，从那天起她就认定了只有中医能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