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在母亲的眼中是一道可怕的坎。
“某某某,三十岁了没结婚,发疯进了神经病院。”
“某某,三十岁了没对象,偷窥进了公安局。”
“某小某,三十岁了……”
我被她念叨得差点提前进了神经病院。
幸好,郭叔及时闪亮登场。
郭叔与父亲同年,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返城工作,同进公司,只是不同部门,工作内容互不相干。
战斗中结成钢铁般的友谊。
只是偶尔郭叔笑话父亲自命清高,能力低下。
父亲诋毁郭叔巴结领导,老奸巨滑。
他们家族里很多人做生意。头脑灵活如郭叔很早就开始把钱拿去投资。
所以他家比我家阔得多。
而且郭叔祖上给他留下一套房,郭妈名下也有祖房。
公司有规定,已经有房产的人不能参加分房。郭叔仍然超规格地享受三间半的福利房。
人和人,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郭叔比另一位郭姓爸爸的胃口更大。郭叔的儿子大名富国。
富国大我一岁,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考上的是两年职校,临毕业时职校升学院。在学校里多侍了三年,拿回一本响当当的大专毕业证。
郭叔让他学开车,又花大钱让他进修学计算机。
离二十一世纪还差五六年的时候,富国已经拥有迈进二十一世纪大门的钥匙:驾照、计算机等级证、英语。
富国的英语有多牛,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现在是某网络公司的一员主管,活得很滋润。
也很败家。
在我们还只是用台式机的时候,他已经玩上手提,而且还拆坏好几台。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用傻瓜机的时候,他疯狂地换摄相机,从卡带到数码,每一次升级都不落下。
郭叔儿女双全,他的女儿郭玲从一所文职中专毕业,在老家玩了几年。
公司成立调试所的时候,进来当了调试所工具管理员。
起码要本相关文凭吧,啊喂!
人郭叔就是这么牛。
得明白,在我们公司里,机务是老黄牛,从工程头忙到工程尾,收入最低。
电气和仪表居中,一个忙工程头半截,一个忙工程后半截,收入中等。
最爽是调试所,只忙最后仨月,最有钱。
无法,技术含量的原因。
所以,调试所的工具管理员工作轻松,收入在水涨船高下,比其它部门的工具管理员高得多。
不知道“老奸巨滑”的郭叔看上我哪一点。郭妈同母亲嘀嘀咕咕几天,父亲请了另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上门提亲,非常之正规与传统。
累不累!
而且从头至尾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我和富国没有延续父辈的友谊,对郭玲也没有很多印象。
郭妈是个粗线条的人,郭玲可能真的是郭叔前世的情人,从小跟她爸说话轻声细语,对她爸十分周到体贴。出门时挽着她爸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令全公司的父亲眼热,都说生女当如郭小玲。
父亲也唠叨过好几次:“有个女儿多好。”
小时候的我,冲他们的背影扮鬼脸:肉麻!
不要问我怎么想的,究竟愿不愿意。我只会“呵呵”。
爱情的浪漫只在小说里,现实中哪有那么多浪漫。
我们的团委书记,原本在老家有女朋友,据说已经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某年招进来的大学生中有一女巨丑。
虽丑,但很温柔。每天上午给团书记送早餐。
一送就是半年。有一晚上,丑女突然大哭大叫地要跳海。
保卫科长急忙叫上妇女主任,点起一众党团员,打着手电下海捞人。
最终党委书记把湿漉漉的丑女交给团委书记,让他正确理清男女关系。
团委书记无奈,只得与丑女结婚,婚后好像还挺恩爱。
还有“大个”。
“大个”借着身高虚报年龄,小学毕业就进了公司。
因为是领导转弯抹角的亲戚,所以弄了个正式工,在工地上也挺吃得开。
到了恋爱年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公司里因为男多女少,狼多肉少,僧多粥少,所以有自己特殊的“风俗”——女孩子谈过再多次恋爱也有人追,男孩子越谈越不值钱。
“大个”女朋友换得勤,不是因为花心,而是他的恋爱屡不成功。
最后这位的父亲也是老职工,劝女儿与“大个”分手,理由是“大个”谈过太多女朋友,不成功说明他本身有问题。当然,实质上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大个”出身农村,家里穷。
女孩哭诉:“如果我不要他,他就没人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最终老爷子在工作时间爬上八十多米高的锅炉顶,找到他女儿,顶着仿佛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扬言如果不答应分手,他就跳下去。
那年元旦晚会,“大个”上台唱了一首《阿莲》。
“大个”登台很突兀,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所以音乐起时现场很快安静下来。
这是我见过最深情的演唱,声嘶力竭,声情并茂,字字泣血。
“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割不断的一份情缘……”
“大个”始终直挺挺站着,两眼平视远方,身体对着他的“阿莲”所在方向。
歌声结束,没人鼓掌,死一般的寂静。
“大个”笨拙地鞠躬,下台时一米九的个子仿佛缩成一米六。
他站稳,挺起胸膛,大步从人群中穿过,直接走出门去。
人们屏住呼吸,小心地等待“阿莲”的反应。
“阿莲”坐在那里,目无表情,仿佛这一切与她无关。
之后,俩人各自结婚生子,依旧工地上低头不见抬头见。
所以,什么是爱情?
当千帆过尽,百鸟归林,人间喧嚣散去,还是最根本最实质的东西。
这就是生活,现实生活。
从父母们开始谋划到我们结婚,头尾不到半年。
从前与师傅文师傅谈起结婚。文师傅说:“结个婚很累,大到家电家具,小到一双拖鞋一个挂件,都要操心,一件一件自己置办起来。不过,看着一个家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成形,再累也觉得幸福。”
也许这一辈子我享受不到这种幸福,结婚需要的所有东西两对父母都替我们办妥了。
当时我和郭玲同在一个工地,仍然路人一般。
有一天郭叔过来出差,把我拉进郭玲的宿舍,对我们说:“平时你们自己要学着互相照顾,家里什么都不需要你们操心,难道恋爱也要‘嘉奖’替你们谈吗?”
“家长!”郭玲重重地纠正她父亲的口音。
父女俩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
笑着笑着,郭玲哭了:“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郭叔迅速看了我一眼:“要我说多少遍?父母不会害你,何况,”他冲我歪歪下巴,“人是你自己挑的。”
说完,“呼”地站起来,对我说:“你劝劝她。”然后出门去了。
我不傻,其中的猫腻能猜出几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静静地坐着,随手拖过一本杂志。
杂志从头翻到尾,郭玲仿佛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擦着眼泪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扔下杂志,起身就走,重重地关上门。
第二天,郭叔来找我,递给我一把钥匙:“我带郭玲先回家。她宿舍钥匙给你,有车把行李带回去。”他看着我,“你也早点回家把事办了。”
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他——郭叔竟然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纹路纵横。
公司这类消息传得飞快,没几天人人皆知。有人跑来向我求证,纷纷表示意外。
我不会告诉你,其实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短短两三个月,父亲和郭叔写了十多封信催我回家。
我一直拖到试运行结束,才磨磨蹭蹭地回去。
母亲见到我便开始埋怨:“结婚好像不是你的事,不知道早点回来帮忙。”
到家第二天起我就没停过。拍婚纱照、办手续,两家之间跑来跑去传话递东西。有时候在郭家吃饭,例行公事地陪郭玲去散步,看电影。
毕竟第一次和一个女性靠得这么近,也或许结婚的喜庆氛围感染了我,我的心开始慢慢热了起来。
按几位老人拟定的方案,我们只办一场酒席,免随礼。
他们开了宾客的名单,由我写请谏。
“你的字真好看。”郭玲第一次对我露出微笑。
我得意地晃晃脑袋,指着一个人名问:“爸,这是谁。”
两位父亲一齐伸过头:“这是我们的班主任。”
“真浪漫,还请班主任。我连班主任什么长什么样都忘了。”郭玲说,又问我,“你呢?”
我耸肩,呲牙。
我请了师傅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还请了同事加同学的小强。
最终师傅没来参加我的婚礼,只托人带来红包和一封信。信中解释工程忙走不开,又说孩子身体不好,不方便带着出远门。
我回了信,说明免随礼,又托人将红包退了回去。
倒是小强在婚礼当天拖来好几个同学凑热闹。同学们近十年没见,这样的日子见上也挺开心。
最有意思的事,是我们站在门口迎宾时,缓步进来一位老者,鹤发童颜。父亲和郭叔小跑着迎上去,大声喊:“老师!”
咦!这不是校长吗?难怪当时觉得这名字眼熟,他的大名签在我的毕业证上。
校长走过来,满意地看看我,再看看郭玲,对我说:“好小子,这么多年都没什么变化。”
您——是在委婉地提醒我没继续长高吗?
唯一令人不太开心的小插曲发生在婚宴结束时,我们站在门口送宾客。郭玲的眼光往对街扫了一下,接着又看了好几眼,神情开始不淡定。身体也在微微发抖,两只脚不停地挪动,仿佛随时会拔足狂奔。
我右手搂住她的腰,脸上勉强堆着笑,一直到把最后一个客人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