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施工资料中已经有部分电子版。
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让我领教了什么叫设计混乱。
早年，施工图是完善的，完全可以信任的。即使有小小瑕疵，也无伤大雅。
如今，同一家设计院，同样是甲级，提供给施工单位的图纸里漏洞百出。令人不得不本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查对。
我的“自由主义”做派，从那时开始养成。每天早晨，很少坐在班上等班长安排工作。
一上班，我就去找秀才，要么问他问题；要么在他身边的一堆图纸中“寻宝”；要么把昨天抄的“设计错误清单”遂条向他讲解。
秀才虽然勤奋，但经验缺乏。而我是“大老粗”，记下的东西只有自己看得懂。秀才要把我的话“翻译”成官方语言，写成工作联系单，跟业主或设计院交涉。
以下场景常有发生：
高峰期，仪表班工具间里人头攒动，阿木隔着人群问站在门口的小青或黄姐：“你们那位，还没来上班吗？”
她俩想都不用想：“在秀才那儿。”
“秀才又不是小姑娘，成天泡秀才干什么。”阿木大笑。
每天傍晚吃过饭，我和郭玲说：“去找秀才。”找他拿了办公室钥匙，去玩电脑。
秀才视力不行，在电脑面前久坐了头疼。晚上他进办公室最多翻看纸质资料，或者看书。
有一天，郭玲对我说：“我们也去买台电脑吧，别人家都有。也省得你刮风下雨往外跑。”
我很意外：“这么贴心。”
她点头：“我已经打电话给我哥，让他帮我们配置一台好点的。”
电脑很快托人送来，富国同志果然专业玩家，双硬盘双系统，速度比秀才的“老爷机”快几倍。
那时候，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申请安装电信的固定电话。为鼓励使用，越偏远的地方费用越低。我们在工地上的话费、流量费比家里还要便宜一半。
不过，那时的网络没现在热闹，我上网不过看看新闻，下载几本小说。虽然抱着“好玩”的心理登记了MSN邮箱，基本没用。
电脑更多拿来查资料，我把秀才机子里的全套工程资料拷回来，想查就查。
虽然我与秀才配合默契，但秀才是个“耿直BOY”，固执起来也很要命。
大约工程中后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向他提出，秀才并不在意。在他的概念里，设计院出小状况可以有，这么大的漏洞——“怎么可能，设计院（的人）拿着高工资吃白饭的吗。”——这是他的原话。
为了说服他，我跑去设备仓库找说明书。他仍然不愿相信。
“干什么，这个时间不在现场，躲在这里吹空调。”郭主任恰好推门进来。
我把资料转到主任办公桌上，继续游说。
起先，主任也不相信。
我把说明书、设计图一一在他面前摊开，指着说：“现场所有的控制抽屉的回路都是点动式。而我发现——至少有二十台——电动门是进口可调式的，配不上。”
“原设计配不上的话，可以改线嘛。”主任的思路开始合轨。
“领导，不行啊。”我翻开说明书，“这种进口电动门是模块式的，不能改。”
“那就改抽屉。”
“改抽屉不错，问题是怎么改，我们怎么能擅自改动设计。”
主任没话说，盯着图纸看半晌，向着秀才：“这个事情，你怎么没发现。”
耿直BOY的脾气上来了：“设计审核是设计院的事，我们只管施工。”
“设计院出错，我们有义务提出修改。”
“设计错误的后果应当由设计院承担，我们只按图施工。”
“按图施工不假，”我被他的样子逗笑，“兄弟，等到最后返工的还是我们。”
“我们就不返工，让设计院去处理。”耿直BOY犟得很。
主任拿他没办法，大摇其头，对我说：“这事你别管了，这是技术员的事。你只管干你的活，别浪费时间。”
没劲没劲，我搭拉着头回到集控室，把图纸重重住桌子上一摔。
小青从盘柜后出跑出来：“怎么样？你舌战秀才，谁赢了？”
我耸肩：“赢了有什么用，主任叫我别管闲事。”
“什么叫管闲事哟，到时候返工的又不是他们。”黄姐在盘柜后面囔囔。
“不管了！”我拿出工具开始吆喝，“小兄弟们，给我下夹层，整理电缆了。”派来跟我的俩小民工从角落里跑出来，各就各位。
干着干着，心里觉得这事很没谱。于是把活交待给他们，自己翻出一根安全带，往外走。
“又去哪里？”小青追问。
“现场！”
“你不是不管了吗？”
我走遍整个锅炉和汽机房，在纸上抄下一大串设备编码。
回到集控制，解下安全带，仰天大笑三声：“啊哈！哈！哈！”
只听盘柜后面“当——”的一声，黄姐尖叫，“神经病，吓死人。我的工具都给你吓掉了。”
小青跑出来：“怎么样？”
我扬着手中的纸片：“好多好多，我要他们无话可说。”“哈哈”笑着抱着一堆图纸往集控室后面走。
黄姐：“这家伙，高兴成这样，唯恐天下不乱。”
小青拿过我的纸片，咋舌：“这么多，１、２、３……”
“４７台。”
正说着，主任走进来：“不干活躲在这里干什么。”
“４７台，”我低头翻着图纸，“一共４７台，你说这个量有多大，而且锅炉汽机每个系统都有。”
我逐一核对，然后抄正，把清单交给主任。
他拿去仔细看一遍：“你真伟大。”
说着往外走。
小青追出去：“主任，闲事该不该管哪？”
郭主任转头做个鬼脸：“你们都是坏人。”
下午，我蹲在盘柜里绑扎电缆，视野里出现一双脚。
抬头，郭主任站在那里：“业主核对过了，一共４８台。”
“哦，可能我少抄一台吧，我一向粗心。”
“那一台还没装。”
从那以后，再没人来管我。他们干脆带我去认识了设计院的厂代和业主方专业负责人，有事直接联系。
工程结束，主任私下里跟我说：“下个工程，我一定要把你提拔上来当技术员。”
造化弄人，工程结束后半年里，公司发生很多事，郭主任跳槽去了国电公司。
我的机会，又一次泡汤。
登记分房当然没我的份，看着别人开开心心地搬进新居，郭玲只有望房兴叹的份。
那时省城实行“绿本户口”，作为外地户口与本地户口之间的过渡。不少分到房子，没有户口的同事花钱买了“绿本”，为了将来能让孩子在城里上学。
世事弄人，过了几年，市里下一纸文书，解决国企中高危行业职工的户口问题。我们公司正在其列，一呼隆大批职工转为省城户口。
那些买了“绿本”的同事大呼“亏了”。
国营企业职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在消减中。
公司传达省局文件，福利分房终结，工龄十年以上的职工享受“货币分房”。
所谓“货币分房”即是按工龄长短给予的一次性补贴。当然既然是“一次性”，是“住房补贴”，那么就得签“卖身契”，必须为公司服务满二十五年，否则公司按所欠年数扣款。另外，必须已经拥有商品房产权。
我看着文件苦笑：“看来我们又没份了。”
郭玲出去转一圈，打听回来消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让爸爸妈妈把房产证转到你的名下。”
我听了，只觉头疼：“还要去‘有关部门’办手续？多麻烦。而且办这手续要钱的吧。”
她冷笑：“拿五六千换五六万，是亏是赚？而且已经很多人去办了。”
“我家老的，肯把房产证转给我？省省吧。”
她叹气：“我也知道很难，不过，我家这边吧，我爸妈的房子，生活区这套早两年已经给我哥——他们单位早办了货币分房。祖房又是那种旧式的契书，不能用。”
“旧契书？借来看看怎么样。”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还没见过那样的老古董。”
架不住郭玲一再鼓动，我只得硬着头皮跟父母商量。
果然，俩老一开始不同意。
“你们这种行为是在欺骗政府，给人发现不得了。”
“这个房子早晚是你们的，急着现在就要，是不是准备将来把我们两个老的赶出去。”
“我不要你们的房子，”我强忍着心内凄楚，“我只是借着把钱拿回来，公司该我的，为什么不要。办完手续，我一定把房产证转回给你们。”
——为什么别人的父母跟我的不一样？一个同样是职工子弟的小同事，刚刚工作，他爸就给他买了一套房。
而我只是借用。
像我们这么做的，决不只我们一家。把过户的房产证拿回来的那天下午，生活区空地上聚着很多人，几乎人手一本房产证以及各种“货币分房”申请材料。毫不在意地大声讨论各自的“经验”。
“你爸这套房给了你，你弟怎么办？”
“我们约好了，他去买房，我出一半钱。”
我们也约好了，拿到补贴上交父母。
“我们不看你的钱，我留着将来给我孙子读书。”母亲如是说。
郭玲不是省油的灯，那笔款项打在我们的工资卡存折上。她马上在工资卡里转成定存。
我的父母不敢找她要这笔钱，甚至连房产证都不再提起。
因为郭玲怀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