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水流云在，一生之中，我们要面对许多。譬如荣与耻，贵与贱，富与贫，乃至生与死。但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却是不变的恒律，不会因为我们行为与思想的改变而改变。曾经有人说，我们是自己的时间，我们是自己的指南。环顾人间，漫渡洪荒，其实不然。
1934年，瞿秋白面对死亡，面对敌人的屠刀，一脸从容，周身若然。他想到的是什么？是家乡的豆腐。他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章诒和先生说，那是一种白净的思想。还有谭嗣同，知道敌人已经开始围捕，一旦入狱，并非生死未卜，而是注定死亡，但他没有选择逃离，依然淡定若素，赳赳之气由是观之。
这是中国大知识分子的大精神。但是先辈们留下的足迹，却被岁月的尘埃弥漫得朦朦胧胧。未庄的阿Q，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是：我们先前也是很有钱的！不幸的是，鲁迅的讽刺恰好指向了我们身边的，其实已经有辱知识分子称谓的有许多人。在我看来，更为不幸的是，这些人又再次成为我们的先辈。譬如黄苗子，譬如冯亦代。而他们的曝光，不过是因为章诒和先生的知情和无情，因为先生的愤怒和良知。犬儒主义的盛行与崇尚，没有因为进步与文明的盛行与崇尚而命若细丝。因为犬儒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从来就没有成为被排斥被挤对的对象，他们因为犬儒而常常出人意料地优雅甚乃伟岸。这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意志而改变。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个犬儒的时代。但至少，这个时代是需要犬儒的。
然而，我们却失去的太多。王船山痛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所谓“衣冠”，实指文明矣。也就是说，在王船山看来，失去文物也许尚不足以挂齿，但若将“衣冠”也一并痛失，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千古之恨，成为民族永远背负的耻辱。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当黄苗子等此类冠以文化前辈的人，屈躬于权势的淫威，义无反顾地干着蝇苟之事，把出卖朋友出卖正义出卖人格，作为保全自己苟且人生的资本，更为痛心的是，当世事翻覆，天变云移之时，依然没有反躬自省，仿佛曾经发生过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也好像那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我们还能够有多么大的毅力去潜心问学，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心态去崇尚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高贵精神，被黄苗子这样的前辈们，很响亮地扇了一记耳光。好像在此时此刻，我才忽然间顿悟了余虹的坠楼自殉。那个写下了《有一种爱我们非常陌生》的学者，在事业正值巅峰时期，英华丰茂之时，何以选择了那条不归之路？他的好友崔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其实，黄苗子们已经把答案端了出来。
也是在前不久，不止一个人对李辉把文怀沙几乎扒光的行为不置可否或者心有戚戚，因为毕竟一切都是“过去时”，都有着历史的疤痕，崇尚宽容的民族何以对一个老者如此苛刻且求全。非也！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我相信当李辉面对文老的时候，想到的绝不是文老的“这个人”，而应该是文老的“这一代人”，是他们经历过的且成为我们的陌生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在痛斥制度之恶的时候，是不是为了或者已经宽容了自己的恶？李陀说，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因为他活在记忆里。历史是我们的记忆。所以应该成为记忆，是因为我们可以论史而知人，是因为历史指引着我们前行的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面对，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面对，一段历史的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