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11月初，我到古城西安演讲。接待单位的老总——一位中年女白领这样对我说：“邱老师，您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您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接着，她又说：“还有，我如果把手里那几套房子卖了，您得告诉我，2015年有没有新的投资渠道，让我至少能保值？”
2015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太多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
2014年下半年，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家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经济走向。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过去35年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已消失；而那些过去没有的因素，未来则将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就在我撰写这篇前言的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GDP增速跌至7.4％，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专家解读，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调整为7％，而仅仅八年前，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曾达到14％。
中国经济未来靠什么？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三大结构调整：第一，由投资主导转型为消费主导；第二，由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尤其是生产性的服务业主导；第三，由要素主导（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转型为创新主导。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一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恰好发生在“三期叠加”时期，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改革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三者如何保持平衡？如何避免经济当局成为“为难的拳击手”，即既不能出重手，又不能不出手？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以“李克强难题”为比喻，对此有过详尽的阐述和分析。
但老百姓却关心不了这么多。
再回到2014年11月初的西安。
听完我的演讲，那位接待单位的女白领对我说：“听了您的报告，我决定还是不卖房子。但我依然担心中国经济，担心房地产是否会崩盘、股市是否会暴跌，担心我30年辛苦奋斗的资产是否会缩水甚至化为泡影。”
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判断。但当很多人都为此烦恼的时候，却总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烦恼，都是“有钱任性”之后的烦恼？30年前，我们没有这些烦恼，因为那时我们没有钱，因此也就没有“任性”的自由，更没有“任性”之后的担忧与烦恼。
……
2014年12月初，我回到我的故乡——上海，周日晚上与一些朋友聚餐。
晚上8点刚过，一位从事投资的朋友就起身告辞：“不好意思，先走一步。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有大笔交易。”
这里的背景是：2014年11月21日，中国央行刚宣布降息，随即股市大涨，直冲云霄。他离席后，其他朋友告诉我，这位从事投资的朋友每天手中进出的资金不下数十亿元。显然，他的提早离席，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搏击股市。
然而，正好两周后，我们就收到了这位投资界朋友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消息。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一片痛惜之声。这位朋友与我同岁，太让人悲痛、遗憾、唏嘘了。生命实在太无常，太难以捉摸，人们只能善待自己。
有朋友私下说，如果没有每天那么大笔进出的交易，他或许不会走得这么早、这么突然。我不知如何作答，因为这是一个几乎富有哲学色彩的命题和思考。
我想到的倒是：生命如此，激烈转型的中国经济和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无论哪一方面都极大地改观了。但同时，大家也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老说要做减法，要放慢脚步，要享受生活。道理谁都明白，但却总也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忙，但却不知忙的目的是什么，忙了之后能否有成果，以及收获的成果能否有保障。
这大概就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区别。过去因为穷，闲得发慌，所以只要忙就好；现在要考虑，忙得有意义，忙得有成果，忙得有保障，还要忙得更健康。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一切的一切，心态很重要。
这样来定义“新常态”，当然早已跨越了经济领域，而扩展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方方面面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
二、
2014年9月，我在美国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加州素有“阳光之乡”的美誉。那里的阳光之充足，让人觉得似乎可以不再珍惜；那里的天空之湛蓝，让饱受雾霾之苦的我们觉得情何以堪。
我在美国的十几天里，美国从上到下都在关注和议论一件事情：中国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马云的魅力，包括他那流利的英语都征服了美国和中国的许多网民。
“15年前，我曾问我的太太，你喜欢我富有吗？我的太太说：‘当然。’因为她当时根本不认为我有一天会富有。”马云的风趣逗乐了所有的人。
马云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5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
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然而，回到中国，我却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另外一幅景象。
甫下飞机，我就拿到一份《上海译报》。这是一份让我久违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报纸。将近30年前，我曾是这份创办不久的报纸的译者之一。我早期的一些译作，大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先发表的。
那是一个中国如饥似渴般获取外部资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中国如海绵般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对西方的集体仰视，从今天看来有欠妥之处，但那却是一段全民族集体谦逊、埋头追赶的岁月。西方的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就这样通过我们稚嫩的译笔，通过这份草创不久的报纸，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城市白领和大中学生所喜闻乐见，报纸的发行量一度飙升至40多万份。
因此，我见到这份报纸后的亲切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这份亲切之情，很快就被震惊和失望所取代。
那天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二炮增兵东南沿海防关岛美军》，头版其他文章的标题分别是《中国首款远程战机能在防区外对决美军》《外媒：中国“航母保镖”或优于美军》《外媒：中国数字化装甲师世界一流》。
打开报纸的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一连串更为夺目的通栏标题跃入眼帘：《中国反卫星动能弹可打瘫美军指挥系统》《中国增强型武直-9决胜边境突击队》《日本或造攻陆巡航导弹施压中国》《美欲推动三大战略完成对华作战准备》《美开发大功率激光炮击毁中俄重武器》。
我再打开报纸的第六版、第七版、第八版，直到第十六版，想找一些别的东西，没有了，全部都是准备打仗的消息，而且是准备与美国打，与日本打，甚至与印度打，与韩国打，与澳大利亚打……
这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当年的那份报纸。透过纸背，一股战争的风云似乎正迎面滚滚扑来，一种与西方世界决战的架势正慢慢摆开。
30年前，中国年轻人关心的西方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都到哪里去了？
那时的中国，是那么的弱小，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低，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却是那么和谐、亲密；今天的中国，已经或即将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高，但我们与世界却似乎怒目相视，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们很穷，但心灵却很开放；今天我们富裕了，但心灵却封闭了。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穷得只剩下了钱。看了上面那份报纸的标题，我想说，今天有了钱的中国人，似乎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打仗。
三、
“哈哈，你上当了。”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叙述，这样对我说，“那只是报纸的营销手段。今天，不搞点战争的题材，报纸都卖不出去。但其实，老百姓没有人想打仗的。”
原来如此，但也自作聪明。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吗？但再想想，读者、观众为什么想看战争题材？还不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心理土壤？
那么，这种心理土壤的本质又是什么？
2012年夏天，一位旅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我在上海对话。这位前辈提出，今天的中国要建构“华夏秩序”。
我问他：“‘华夏秩序’在国际秩序上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那就是失土复得。”
我瞪大了眼睛。
“把您的这段话翻译成英文，国际上会有什么反应？您的这一构想与现有的国际法之间，将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失土复得，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福多还是祸多？”我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
这位前辈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2014年，我与一位中国外交家对话。这位外交家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国弱时代无法处理的问题。
我问他：“是否也包含领土问题？”
“当然。”
“那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需要用智慧来化解。”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30年前，我们很弱，所以自然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别人也从不把我们看成对手。那个时候，我们很谦虚，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