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插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奸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插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涨,后天又涨,过两天又降一点,都是资本家在这上面耍花招,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宣布破产,你就血本无归啦。”
“第二句话,以后有了钱啊,愿存入我们党的银行,可以存,银行倒闭不了,有国家资本做后盾呢!你要不愿意存银行呢,也不要借给别人,想吃什么东西,就买了吃,把身体弄好。你借钱给张三、李四,他们若拿去做生意,出现风险,赔光了,你怎么办呀?你生活有困难,向党组织去求援,千万不要找别人借钱,借了别人的钱,也容易出事情。他们做了圈套,你就陷进去了。另外,你有钱,不要说有钱,防止别人打你的主意。少与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他们有了问题才不会牵连到你。”
“第三句话,不要赌博。赌博那个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输,一个赢的,还是他们一伙儿玩的手彩,真要去赌博,一定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啊。”
“第四句话,不要进‘窑子’。进‘窑子’自己花钱是小事,传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还没有看见过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当时,他逛‘窑子’有钱,但治病时,就没钱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嘴唇烂掉了,牙齿烂掉了。传上这种病,你可丢人了,你是个‘红小鬼’,给党的影响造大了。你活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岁,还是一个好红军!”
我问了一句:“‘窑子’是啥呀?怎么进了窑子就传上梅毒呢?”
“小李,你没见过啊,也没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了,‘窑子’就是妓院,这个三原城里就有。在这个社会,没吃没穿的年轻妇女,只有进‘窑子’当妓女,才不至于饿死,妓女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