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1)
1940年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安排我去胜利食堂拜师学艺。
中组部的胜利食堂紧靠延河，向南进延安北门，向东过了延河就到杨家岭。厨师培训班开课那天，武竞天来胜利食堂讲话：“本来这里是个饭馆，为什么叫‘胜利食堂’呢？因为大家做饭做菜的工作，也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支援我们的抗战，延安来了许多国际友人，全国各地来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我们要为他们搞好服务，让他们吃饱吃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他们这些人见过大世面，要吃些高级菜，你们要会做，认真向沙师傅、刘师傅学习，既能做西餐，又能做中餐。”
武竞天又对三位师傅说：“你们几位辛苦了！这十几个青年同志交给你们做徒弟，把你们的真本事交给他们，我替中央首长先感谢你们了。”
沙师傅约50岁左右，身材矮胖，曾经周游列国，他负责教授西餐的制作方法。刘占国师傅40岁左右，河南人，负责传授中餐的方法。白案师傅刘志贤精于各种烧饼点心。王鑫是胜利食堂的管理员。
从洗菜学起，练刀功，泡发海参、鱿鱼干和蹄筋；还学西餐的沙拉和牛排。中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哪儿都有影响，沙师傅叮嘱我们，用刀切葱花，不可以直刀断切，要斜刀切，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多讲。
沙师傅其实对中餐也很有研究，常常讲一些中餐的理论：中国菜的品种和风味是世界第一！中国菜讲究色泽、口味、火候和艺术！
在胜利食堂学徒的几个年轻人自我感觉学到了不少本事，相互之间看不起了，沙师傅借用一个传说，教育我们几个徒弟……
从前，有三个师兄弟，学徒三年，互不服气，你争我吵闹作一团，给他们烧了三年火的老灶工，在旁说了话：“你们谁也不要吵吵，我说一个鸡蛋卧果汤，你们弟兄三个人谁能做出来，谁的本事就最大……这个鸡蛋汤哇，生鸡蛋磕开，甩到热水里，鸡蛋不能起飞絮，要像煮熟了的鸡蛋那样，外皮光溜溜的。”师兄师弟三人说，那有啥难的。轮番上灶，使出吃奶的力气，鸡蛋甩进开水里，就凝出来一片片飞絮。三个徒弟都败下阵来。只好说，我们谁也别争了，学了三年厨子，还不如一个烧灶的火工，老老实实再学三年吧……
沙师傅精通中餐西餐，能讲俄语法语和英语，是个人物。
胜利食堂制作西餐，没有面包渣，把馒头晒干碾碎，代替面包渣。西餐的“沙糕”，以鸡肝鸡心鸡胗鸡脯肉为馅，调入大葱大蒜香油味精，抟成圆丸形状，粘裹馒头渣入油锅，沙糕外色金黄，又软又香。据沙师傅讲，在美国半个美元买一只沙糕。还有一种泡糕，洋芋蒸熟轧成泥糊状，兑入白糖，包入白面皮中，下油锅慢火缓炸，类似中国的炸元宵。
胜利食堂的“焖鸡”最有特色，先用盐、酱油、糖、花椒大料把生鸡腌好，再上大屉蒸熟，从蒸屉中取出整鸡，外皮抹香油，风晾一个时辰。萧三、萧军、吴玉章等人最喜欢吃“焖鸡”了。
一只鸡蛋，沙师傅能做出两道特色菜。不要弄碎蛋壳，只取出鸡蛋黄，再把肉馅丸子塞进去，蒸熟鸡蛋后，剥去蛋壳，再用荤汤煮一煮，就是“荤蛋”。剩下的蛋黄兑上糖和油，拼命打熟，名曰“三不沾”，不沾筷子，不沾盘子，不沾牙齿。沙师傅传授的“三不沾”成了延安的名菜。
沙师傅的技术让我们佩服，就问他：“师傅，您这手艺在哪里学的？”
沙师傅说：“要说这个，可就没边没沿了。”
“没边没沿，这话怎么讲？”
他就滔滔不绝给我们讲述起来……
“我啊，先讲一讲去苏联吧，那是听到他们宣传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像苏联一样，不缺吃不缺穿，人人都过上好日子。我想去看个真假究竟，就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果然不缺吃，不缺穿，但在社会平等方面，打人骂人也是天天可见。我在苏联呆了一年来的吧，学习一些俄式大餐的制作方法，又去了法国。法国跟苏联社会外观没有多大区别，也是不讲平等，打人骂人，强奸妇女，这样的坏事也是天天发生。一年以后，我又乘船去了英国，英国社会更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钱有势的吃喝嫖赌，在饭馆里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讨饭的乞丐成群，饿死的人天天可见。在英国，我住了两年，学习西餐技术。”
后来，我找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问我：“你还想去哪个国家？”我说：“人家讲美国好嘛，我到美国去看看。”大使馆给我发了一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2)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插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1)
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干二净。
李富春问我：“小李，这饼子你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在胜利食堂。”
“我长这么大，除了吃面包，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子，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多给我们做这样的饼。”
陈云在一旁说：“以后少吃米饭，多给我们吃面。”
转天，有一人来找我：“我们首长在你这吃了烙饼，回去说没吃够，让我来问问你，那个烙饼是怎么做的。”
朱理治找到厨房：“小李啊，以后我来学习，先到你这里来报道，你要给我做烧饼吃啊！”
我说：“那还不简单！”
朱理治追问：“还有复杂的烧饼？”
我说：“用牛肉猪肉混合了，作肉馅烧饼……咱们的陈云部长太穷，没钱请客让你们吃肉馅烧饼。”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后，陈云李富春要吃油酥烧饼，我就图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胜利食堂定做。
有时毛主席也来听艾思奇讲哲学，讨论时，毛主席很活跃，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讲述一番，常常引人发笑。我摆弄完锅碗瓢勺，就站在一旁听他们闲扯。
有人问艾思奇：“现在有些外国领袖说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让日本人侵略着，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先进武器，这么个样子是不是东方巨人，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说这是世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雪山草地，没有被百万敌人消灭，这样的精神体现了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艾思奇又说：“印度民众领袖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人爱国抗战的伟大精神，他就预言，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大家由此议论了一阵精神和物质。
毛主席说：人称“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法国，坦克不能说少，军队装备防御工事强于国民党军队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在德国的进攻下，仅仅四十多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了呢？法国人和欧洲人丧失了斗争精神，贪图物质享受，讨厌战争。你讨厌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会上门来找你！
陈云很少发言，总是低头写笔记。他比较关心“物质”，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窑洞里能不能养鸡呀？延安每个单位弄三个四个窑洞养鸡，吃鸡吃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家都笑：“陈部长啊，窑洞养鸡可稀奇喽，那还不把鸡崽都捂死啦？”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2)
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插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结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顾好后代。在我们今天，社会稍稍进步了一点，不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还是我们的边区，婚姻起码有了一个年龄的范围，最小也不能小于17岁、18岁。结婚时，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问题，但不要太悬殊了，特别是年纪大的男人，要有一个自量，要讲道德，不能是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