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与我们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
我跟他开玩笑：“老叶，把你那个字改一改吧！”
“改什么字？”
“把‘叶’字换成‘赵’字，叫赵子龙算了。”
叶子龙说：“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问：“那是啥个时代呢？”
叶子龙说：“封建时代呀！要是那个时代，给我改个名字也行，皇帝下诏书，谁敢不改呀！”
在枣园，大家除了聊天自乐，还可以在高台之上，望着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里跳舞。
几乎每日后半晌，阿洛夫骑马来枣园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叶子龙的小媳妇整天躲在窑洞里，从不出来跳舞。江青比在杨家岭时活泼多了，一些小事也出来张罗张罗。
枣园一见阿洛夫、西洛夫，原来是1940年在胜利食堂吃饭的那两位外国人嘛。两个“洛夫”来胜利食堂准是要三盘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猪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酿的白酒大约有五六十度，他俩启开瓶封，让我往瓶里倒进一些白糖。每次他俩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扫而光，从不再吃其他的东西。
阿洛夫在枣园也很神秘，几乎不见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见毛主席、接见陈云和张闻天。凯丰想见一见，他们都不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了，所以洛夫们不敢与凯丰接触。
凯丰一直心绪不高，整日闷在窑洞里看书，他想吃什么菜就派李满千把我唤去：“李管理员，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给我弄一回好吗？”
在枣园，我几次看见吴满有。吴满有在延安的名气很大，相当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陈永贵。吴满有拖儿带女从榆林逃荒到陕北，开荒种地，被树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的脑瓜儿灵活，常来枣园走动，有一回，我看见他来送农产品，什么南瓜小米红枣绿豆沉甸甸的一担，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后来，毛主席和江青和吴满有走出窑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边。
毛主席送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进了“劳动大学”，吴满有又成了“大学”的教授。只是以后吴满有没有再出头露面。
给毛主席包馄饨(1)
我在枣园，天天和党的领导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后，毛主席、陈云、张闻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们说笑着走进张闻天住的院子。我们这些警卫员也跟在身后。
毛主席说：“今天打个什么赌哇？”
陈云说：“下棋，打牌，射击随你们。”
毛主席说：“我们打靶。看谁的枪法准。”周福寿从窑洞里拿出陈云的小口径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间有一搂粗的大槐树，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陈云说：“要说射击，你们还能比得了我？”他们三人，每人三粒子弹，以树上麻雀为靶子，陈云三枪打下两只麻雀，主席三枪射下一只，张闻天三枪只打落几片树叶。小口径步枪的枪声很轻，没有惊飞这群麻雀。
陈云说：“怎么样，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苏联，拿这杆小枪打的子弹，一个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说：“好嘛，我才打过几枪呀？这样说来，还是我的枪法准，你打了这么多枪，也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中宣部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插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 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给毛主席包馄饨(2)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再过油烹炸土豆块，然后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爱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给她们蒸一次胡萝卜和土豆，土豆剥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于若木、王茜来小灶厨房学做菜，看见笼屉上蒸胡萝卜，听于若木讲如何如何有营养，回去，也让老周给她蒸胡萝卜。
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