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13世纪，在中国西北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中国史籍称之为“党项”，或称为“党项羌”，是源于羌族的一个分支。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以游牧为生，在不断的融合与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祖源之一。传说中，羌人是炎帝的后裔，在古代神话中神农氏与炎帝同为一人，神农氏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他生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岁时就懂得了农业种植。慈爱的神农氏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如何播种五谷，使百姓得以丰衣足食；为了让百姓不受疾病之苦，他以身试药，尝遍了山间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还编写药书，为民治病。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神农氏靠自己的威信、武功而拥有天下，称炎帝。炎帝生长于姜水，所以姓姜，在今关中西部地区。甲骨文中羌字从“羊”从“人”，意思是牧羊人。而姜字从“羊”从“女”，意思是牧羊女。姜、羌相通，同源，他们是以羊为部落的图腾。史料也记载羌出自三苗，是姜姓的别种。“三苗”是形成华夏民族的主要成分之一。在炎帝的后裔中，有姜姓诸夏和姜氏诸戎之分，其中羌戎又分成共工、四岳、氐羌三大支。在人类社会初期的蛮荒时代，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和人口而战争不断，相传居住和耕作在中原地区的“诸夏”首领炎帝、黄帝和太昊、少昊，尧舜禹与游牧在周边的三苗之间经过不断的斗争与融合，一次次使原来的部落集团结成更大的联盟。炎帝和黄帝先后成为部落联盟中的共主，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世代结姻，是中华民族第一次融合，所以中华子孙自称为炎黄世胄。后来，以黄帝为主的部落联盟，经过千年的发展，促进了原有各部落的融合，又传承为夏、商、周三代。相传夏就是炎帝的后裔建立的，炎帝部落联盟中较大的一支是共工，人们也认为共工与鲧是同一个神话人物，他曾是九州姜戎的共主。尧舜禹时，洪水四处泛滥，威胁到周边和下游民众的生命，尧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征求能治水患的人，众人举荐鲧，尧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信，所以不同意用鲧。最后在众人的力争下，尧同意让鲧治水，然而鲧治理洪水，采用了堵塞的方法，结果治水九年而水患不息，未完成任务，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其后，四岳又举荐鲧的儿子大禹来治水，得到了舜的同意，并让四岳辅助禹，禹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了洪水，使天下得利，所以受到赏赐，禹被赐姓“姒”，名为“有夏”。赐四岳姓“姜”，名为“吕”。禹为姒姓祖神，四岳为姜姓祖神。史料记载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舜的接班人，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禹的儿子启是夏朝的创建者。而据学者考证，禹生自西羌。可见，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大奴隶主夏启也应属于羌族后。
商人子姓，起源于北方燕山以北到易水流域，商人立国后，当时西北的氐羌都臣服于商，没有敢不来朝拜商王的。但到了商后期，尤其是武丁时期，商的主要边患却在西北地区，主要来自羌、土方、鬼方与周等。因此，商王朝为了消除边患，常常发动掠夺西方部落的战争，每当战争胜利，商就能掠夺到一些人口，卜辞中通称为“羌”。商把在战争中抓获的羌人当做祭祀用的人牲，以祭祀祖宗、祈年、祛灾，少则二三人，多则上百人。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商朝对西北的羌方、马羌、羌龙的战争记载，其中有一次，商朝征调了13000人对羌作战。但是这里所提到的氐羌与建立夏朝的羌人之后是有区别的。夏羌是东迁后以农牧业为生存手段的羌人，而与商人作战的诸羌则是没有东迁，并仍然游牧于西部的羌人。
另外，从周族的起源看，周族也是羌人。周族始祖“后稷”，名弃，他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儿，名叫姜嫄。有邰氏为炎帝的后裔，姜姓所封，可见，姜嫄应该是姜姓羌戎部族。传说中，一日，姜嫄独自一人到野外去采摘山果，突然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足印，奇大无比，她便心生好奇，试着踩巨人足印玩耍，没想到却因此而受孕。姜嫄生子后，族人认为这孩子来历不明，是不祥之照，开始想把他扔掉，所以给孩子取名为弃。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是为姜嫄受孕找到了一个借口，而实际上，当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尚未形成，弃应该是姜嫄与其族外的男性所生的孩子。有学者考证以弃为首领的周部族是姬姓羌戎与姜姓羌戎融合而形成的新部族，其远源是羌戎无疑。夏、商、周三族中各部落又有一部分按照原有的传统发展，形成了三代时期的东夷、西羌、北狄、南蛮。这种融合与分化，是中华民族起源时代的进化过程，它打破了部落与地方的隔绝状态，完成了由地区性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的过渡，进入了华夏与夷、蛮、戎、狄五方格局的酝酿与形成的发展历程。可见，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羌人就是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支而存在，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也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干部分。
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属母亲河——黄河的上游河段和河源地区，是黄河的支流湟水流过的地方，这里山高谷深，气候严寒，少五谷，有着广袤的草原和大片的黄土台地，禽兽四处横行，被称为河湟地区，这就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战国时期，羌人大多已居牧于此，在这里居住的羌人的农牧业生产是很不发达的，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在湟水流域附近山区的森林中，以射猎禽兽为生。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古羌人逐渐学会了驯化圈养藏系绵羊，用它们的肉充饥，以它们的皮毛做衣御寒。羌人身着被毡，羊皮坎肩，束腰带，裹绑腿，住毡房。后来，羌人著名的首领无弋爰剑把从汉人那里学来的经营农业、牧业的技术教给了部众，使羌人从狩猎经济逐渐过渡到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综合性经济，社会也由不立君长发展到有了首领。随着发展迁徙，羌族由于居地不同而产生了分化，迁于今青海西南或西藏东北一带的成为后来的“发羌”“唐旄”，隋唐时称“吐蕃”，是藏族先民的一个组成部分；长途跋涉到今天的新疆一带的成为后来的“婼羌”的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羌人向西南移动，成为后来的牦牛、白马、参狼诸羌；而仍留在河湟一带的则繁衍出更多的种羌。
秦始皇雄才大略，他统一六国后，致力于内部统治，使秦国兵不西行，所以居于西北一带的羌人与秦朝互不侵犯，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发展空间。而此时的羌人各部族之间虽有短暂的联合，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
汉朝时，羌人的社会经过发展，组织制度逐渐形成，有了种姓制度、父子联名制度，部落已发展到150多个，强弱不一。汉初，羌族在匈奴的胁迫下，常对西汉的西部边县进行侵扰。汉武帝时，对羌人采取了安定、分化两种手段进行治理，并设置了护羌校尉进行管理，调解内部的纠纷，解决具体的生活困难。羌人与西汉政府也有过冲突，如赵充国镇压羌人的战争、冯奉世镇压羌人的战争。
东汉时期，由于汉政府统治势力在河湟一带的不断扩展，使这里的羌人失去了世代畜牧、耕作的优良牧场和肥沃的耕地，使他们流离失所，也由于当地官吏对羌人的欺凌，羌人的斗争不断扩大，出现了五次大规模的羌人反抗东汉政府的斗争。羌人的反抗斗争使东汉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军费、人力，严重地削弱了东汉政府的统治。后来，起义被镇压。东汉后期，由于地域不同，羌人出现了“东羌”与“西羌”之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中央政府力不及边，正是众多民族争雄称霸的时代，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十分活跃。但这一时期的羌族是比较弱小的，经常处于其他民族的统治欺压之下。
三国之际，天下大乱，陇南地区成了魏、蜀争夺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氐羌人民不能幸免于难，也成了两国争夺、鱼肉的对象。最后，不甘受人宰割的羌人只好被迫迁入四川、关中一带谋求生存和发展。十六国时，鲜卑、匈奴、氐等各族活跃在北方，在各民族争相交战混乱中，羌族也建立过自己的小政权，如后秦、宕昌、邓至都是羌人所建，但大多数羌人处于他族统治之下，战乱和频繁地迁徙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融合。
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古羌的后裔和众多羌部落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西夏流传的谚语诗歌《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路转峰回，此消彼长，就在古老的羌族走向衰弱之际，“党项”羌名称出现。史料记载自周灭宕昌、邓至两个羌人政权之后，“党项”开始强大。党项羌是一个倔强、好斗的民族，内附的党项羌叛服无常，经常伺机寇扰隋朝的边境。党项羌种有宕昌、白狼，他们都自称是猕猴种。其他民族对党项羌的称谓却各不相同，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ut）。“党项”一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大草原”“野蛮人的原野”；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有的认为党项即为“宕昌”之转音。虽对“党项”一词释意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党项羌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肃甘南、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党项羌分布更广，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地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有三千余里的山谷平原。这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势力范围。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过着不懂农耕、随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畜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以兵马为常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流传的民间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爬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如果自己的仇未报，那就一定要蓬头垢面，跣足蔬食，直到报仇雪恨后才恢复常态。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另外，党项羌人还有着“尚白”的习俗，今天在被认为是西夏遗民留居最集中的地区——四川的木雅地区的羌民依然保留着崇尚白石的习俗。党项羌人以姓氏或居住地为部落的名称，“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小部落，大小不一，不相统一。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八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隋初，就有许多党项羌部落降附于隋，到隋炀帝攻灭吐谷浑，在吐谷浑故地设立四郡时，党项部落仍散布于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及青海的一些地区。隋末大乱，吐谷浑乘机复国，党项羌常与吐谷浑一起行动。唐朝建立之初，党项羌依旧常与吐谷浑一起攻掠唐朝西北地区的州县。
由于大唐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根基未稳，仅占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状态。党项和吐谷浑也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掠夺财物，侵占土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唐朝为此十分头疼。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桥州，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此后的几年间，党项分别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的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在表面上与唐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朝贡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了，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他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也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的归附于唐朝，寻求唐朝的庇护。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走出了归附大唐的第一步，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招待，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增设新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
党项羌拓跋部的首领是拓跋赤辞。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命大将李靖讨伐吐谷浑。由于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是姻亲关系，便出兵帮助吐谷浑，但双双战败。这才与另一首领、侄儿拓跋思头商议率部向唐朝投降。唐廷对党项首领给予高官厚禄，在其领地分设嵯、麟等32个羁縻州，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接受松州都督府节制。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与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失败关系密切。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而神秘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唐朝政府想利用世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势力的发展，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党项族只好离开了他们世代生存的故地，再也没有停止过迁徙漂泊。
第一次迁徙大致在咸亨元年（670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的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书朝廷将居住在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由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气候温和、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尤其是党项羌内迁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内迁后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而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其中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这里的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促成了党项拓跋氏的最终崛起。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同时下诏各路兵马围攻在长安的黄巢起义军。各路藩镇兵马相继集中在长安附近，其中就包括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率领的部落兵。拓跋思恭于咸通末年据宥州，自称刺史。唐僖宗为了奖励拓跋思恭积极镇压起义军，封他为夏绥节度使，至此，党项拓跋氏正式取得了夏州节度使的名号。拓跋思恭率军与黄巢大将朱温大战于长安东渭桥，为朱温所击败，其弟思忠战死，唐僖宗追赠思忠为宥州刺史。中和二年（882年），唐朝政府又赠“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中和二年八月，黄巢大将朱温降唐，起义军势力大为削弱。中和三年（883年），拓跋思恭与沙陀部酋、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等进围长安，黄巢败走，长安复为唐朝夺回，在收复长安的战争中，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功勋显赫，被唐朝政府授为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居于夏州的党项拓跋氏，借着唐末天下大乱的机会，终于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也为党项立国打下了基础。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虽然也曾和中原政权发生过战争，但仍然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带的夏州生存下来，且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名义上先后依附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内地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后唐时期打败了后唐进攻夏州的大军，成为西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960年，北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以防御北汉和契丹会师南下为借口，率军北上，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宋，定都汴梁。历史上称之为北宋。北宋建立后，加紧进行统一战争，先后灭掉了南唐、吴越等割据势力，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分裂的局面。
北宋为了集中兵力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对北方的辽朝和北汉采取息事宁人和宽容的政策，对西北各族割据势力则以封官晋爵、准允世袭等方式进行拉拢或羁縻、怀柔，其中也包括五代末割据夏、绥、银、宥、静五州的党项李氏、府州的党项折氏及河套一带的党项藏才族王氏等。而包括党项在内的西北各割据势力，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需要与内地的政权联系，取得合法的地位和支持，故有的也主动与北宋建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夏州节度使（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遣使奉表入贡，并表示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兴”。宋太祖封李彝兴为太尉。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卒，宋太祖辍朝三日，追赠彝兴为太师，封夏王，并承认其子光睿世袭，权知州事。宋太宗即位后，光睿为避太宗讳，改名克睿，因其从征北汉有功，太宗加封其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克睿卒，其子继筠继为定难军留后，继筠于太平兴国五年卒，其弟继捧即立为留后。在继捧为定难军留后不久，因其继立而引发的夏州李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从而导致了宋初以来西北边疆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和平安定局面基本结束，北宋与夏州李氏割据势力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继捧继立引起了绥州刺史李克文的反对，北宋政府乘机封李克文权知夏州，一改过去羁縻、笼络的政策，欲清除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在内外交迫下，李继捧率亲属入朝至汴京，提出愿留在京城，献出其所管辖的四州八县割据之地。宋太宗大喜，立即遣使到夏州，调遣原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入朝，封李继捧为彰德节度使，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达到清除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的目的，盘踞达百年之久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从此受到极大的削弱。但宋朝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夏州党项的强烈抵抗。李继捧族弟李继迁重新燃起了反叛朝廷、企图独立的星星之火，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部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和其子李德明，先后攻取宋银州、夏州、灵州等要地，并远拓河西，开疆数千里，为西夏建国打下了基础。公元1038年，德明子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称帝，建立了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王国，立国长达189年。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师进攻西夏，攻占了大片西夏领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西夏末主嵬名睍只好向成吉思汗请降，秋七月，夏国国主睍群臣奉图籍出降，遵照成吉思汗遗嘱，蒙古军将西夏末主睍杀于萨里川。至此，立国189年的西夏王朝，从此消失于史册之上。党项羌族随后流散四方，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