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训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战士。他一生辉煌的文学翻译成就，及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品质，作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本人自中学时代即喜爱纳训先生的译作，其后，阅读了先生的更多译著，并对先生的为人品质和一生翻译成就有所了解，更对他充满了崇仰之情。故而不揣浅陋，产生了写作这本书的念头。
此书的写作，虽算起来总共执笔时间不到一年，但因有关纳训先生的资料较少，写作断断续续，竟拖延了整整6年时间。为搜集寻觅资料，6年来，我在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曾几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查阅资料及作调查采访。并匆匆奔走于昆明各大街小巷，以及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生家属子女和知情亲戚，他当年的同学、同事、朋友和一些回族学者，以及部分熟悉纳训的文学翻译家。因纳训先生所生活时代距今已经久远，而人的记忆力又极为有限，故调查访问常常收获甚微。甚至数千里奔波，竟访问不遇，或因知情者的故去，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令人十分沮丧失望，几至欲放弃写作，却又欲罢不能，十分矛盾彷徨。而正在这时，云南回族学会在昆明安宁召开了“中国留埃学生专题研讨座谈会”。与会同志热情洋溢，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埃学生的爱国热情、刻苦学习精神和治学经验，学术成就，以及他们在翻译著述上的团队意识和相互协作精神等，都作了充分肯定，给予了高度评价。本人应邀参会，深受激励、鼓舞，于是又鼓足勇气，勉力坚持下来。
拙著在写作过程中，诚如纳麒院长和纳国昌先生《序》中所云，本人力求客观真实。所用资料，都作了严肃认真的分析考实，从而去伪存真，如同沙里淘金，审慎筛选，以尽可能做到对纳训先生及读者负责。有时在写作中，突然发现前面已写部分所依据材料明显有误，导致评述失真，我毅然推翻重写。例如在叙及纳训先生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动因时，我原采用纳训先生自己之说。即其翻译《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包括未出的一卷）的目的，是“为国内回族学子学习阿拉伯语提供课外读物”。可经多次访问其留埃同学林仲明先生，却发现纳训先生之说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比如，据林仲明先生回忆，纳训在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曾多次向中国留埃学生团指导员、原昆明明德中学英语教师沙儒诚先生请教，详细了解国内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方才动笔翻译《一千零一夜》。可见纳训先生翻译这部作品的动因并不那么简单。即不仅仅是为国内回族学子“提供课外读物”，也考虑到了其他读者，否则，就不会向沙儒诚先生了解国内翻译情况。此外，从他的《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的出版情况，也可见出其翻译动机与纳训先生自说不符。据林仲明先生说，纳训先生的五卷译稿，系在沙儒诚老师回国时，托请沙先生带回，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值抗战中，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至重庆。沙先生回国后，曾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南亚诸国宣传抗日，纳训译稿即是沙先生在赴重庆受命时，亲自送交商务印书馆的。当时在重庆和香港等地，都有着类似于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所设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印刷出版机构，假若真如纳训先生所说，其译稿只会交给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出版商，而绝不会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留埃期间，纳训与林仲明两先生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纳训先生刚到埃及时，已在埃及学习三年的林仲明先生，还曾帮助他补习阿拉伯语。且在假期，林仲明先生还曾带领纳训等人到埃及各地旅游。不仅如此，纳训先生初试译笔，由阿文本转译德国长诗《菩提树下》时，还曾与林仲明先生一同讨论。两先生既关系亲密，又共居一室，朝夕相处，林仲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纳训先生的翻译打算，他所提供的情况应该较为可靠。考察纳训先生一贯之谦虚为人，可以肯定，先生的言实不过是自谦而已，不必当真。于是，为求真实，我毫不犹豫，抛开原写部分，重新写来。诸如此类，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但尽管如此，由于本人学浅才疏，加之，忙于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学年教学及科研任务，初稿写成后，一直没有充足时间作认真修改，拙作粗陋不堪，存在诸多不尽满意之处。而自拙稿列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之后，编辑同志十分关心，多次电话询问书稿修改情况，使我诚惶诚恐，深抱愧疚。为不再拖延时间，以免影响出版社原定出版计划，只好照此交稿。其中不足之处，祈望读者见谅，并恭请方家批评指正。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纳训先生亲属以及所有接受采访者，尤其是马忠林先生和王余卿女士夫妇的大力支持、配合。此外，曾参考了马为公、杨柏孝先生的《纳训访问记》，以及林松、纳国昌、桂希禹、李华英、马恩泽等先生公开发表于各类报刊的回忆文章，并得到回族学专家纳国昌、姚继德、马利章、桂希禹先生和明德中学已故回族教师乐长云先生在资料、图片等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本书写成，纳国昌先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纳麒先生在百忙中，为我撰写了热情洋溢、激励有加的《序》；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回族捐资助学管委会主任樊子实先生及其同仁一直关心书稿的出版；又蒙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回族捐资助学委员会名誉会长、云南省昊龙实业集团董事长马君永升先生鼎力支持，慷慨资助，使之得以付梓问世，本人深感荣幸，一并于此谨致衷心谢忱！
作者
2008年11月28日于昆明荷叶山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