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行离开达维，向懋功前进，在懋功的李先念已得到消息，正积极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早在6月12日，李先念部和八十八师部队进驻懋功后，接到韩东山两次电话报告，说九军二十五师的先头部队和一军团二师的先头部队，在达维以南、夹金山北麓的木城沟胜利会师了。喜讯传来，群情振奋。李先念当即发电报向总部作了报告。李在懋功一方面分析敌情，察看地形，部署警戒；另一方面动员部队和发动当地群众，腾出房子，打扫街道，筹备给养，编文娱节目，写欢迎标语，集中慰问品等，准备热烈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有8个兄弟民族居住的懋功空前热闹起来了。
同日，徐向前代表军分会和四方面军总部，在理番写了一份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诸同志的报告，详细报告了敌情、民情和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介绍率领部队带着电台已经到达懋功，如何行动请中央指示。他建议两军会合后，一方面军先休息补充，让四方面军在前面御敌。报告还说：四方面军及川西北千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百战百胜的西征军。这些话，确确实实表达了全体指战员的心情，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这份报告，是派专人传送的，还附送了两份地图，供中央领导同志更具体地了解四川地区的情况，以便研究确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6月中旬的一天，李部在懋功迎接了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当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毛泽东和中央几位领导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李先念住在小金川河边的新街。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和一方面军的几位领导人，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亲切会见了李先念。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心情特别激动，也有一点拘谨。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战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并代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毛主席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这样，我们的力量更大了。他打开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再打回去？李先念说，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而且这时茂县、北川还在红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以后再打过岷江就难了。李先念还说，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早在川陕反6路围攻胜利后，徐向前同大家就议论过沿嘉陵江两岸作战和向甘南发展的问题，所以，当时心里是真想打回去。广大指战员也是这种心情。毛主席听李先念汇报情况时连连点头。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大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准备制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李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勃勃，一直谈到深夜。6月16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首先向岷、嘉地区发展的行动计划，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征求意见。可是，由于敌人很快占领了茂县、北川一带地区，失去了战机，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不久，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对红军行动又作出了新的部署。
党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在懋功休整了3天。这期间两支部队互相联欢，慰问、交谈，非常亲切。部队举行了一次联欢庆祝大会。会上，一方面军的代表讲话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过去就耳闻过四方面军的光荣战绩，相信两军会合后，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更多的部队，创造新的根据地。李部的代表讲话中，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一方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在天主教堂里，两军一些团以上干部还集会一次，一起吃过饭。当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非是让大家吃一顿饱饭，而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很难得的。大家都非常满意。朱德还特意到住处看望大家，询问四方面军部队的休整情况，对广大指战员非常关怀。
6月18日后，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沿抚边河北上，向两河口进发。李部按照中央的部署，二十五师继续留在达维镇，防御东面敌人的进攻；又派出一部分部队沿小金川河西进丹巴，再沿大金川河北进，以保障党中央北上的左翼安全。大家和一部分部队又在懋功驻了几天，负责党中央的后卫。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一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去与张国焘会合矣。然而懋功会师只是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开始。但是，懋功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李先念说得好：“懋功会师，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懋功会师的意义还在于它使蒋介石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的计划破产了，他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国军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匪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匪向前、张匪国焘会合矣。然而全川之截拒朱毛之西奔。虽有河山之险隔，给养之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均不足以慑匪胆，而刺激其改变初衷。两大洪流，竟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6月16日，在懋功之达维合拢。查国军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骄，何以不歼。然在分窜之中，各个尚不能击破，今既会合，则已蔓不可图，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这一段评论，除了骂共产党和红军是“匪”，诬红军长征是“窜”、“西窜”、“南窜”、“分窜”之外，其余评论是相当客观的，既承认红军的坚定意志，红军的坚强战斗力，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的不可战胜，又承认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讥讽蒋介石再谈“聚歼”红军就是“大言不惭”。
红四方面军为了这次会师不只打了一个巴朗，牺牲了六十多个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为了这次会师做了许多努力，付出了更多的牺牲，这些努力和牺牲极大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西进，也为整个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徐向前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
还在会理会议时，毛泽东就提出到川西北创建新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渡过大渡河后，会师似乎近在眉睫，但四方面军在哪里？中央红军只知道他们在川西一带活动，但对方的具体活动区域在什么地方，是不清楚的。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曾和红四方面军有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后来中断了。当时通讯联络十分困难，两个方面军又都在运动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给红四方面军来电，把遵义会议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们。不久，中央又来电，要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派部队少，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因为，四川的地形都是山隘险路，敌人把山隘路口截断，无处可走。最后决定，全军向川陕甘发展，先攻下广元、昭化，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不冷，容易渡过。拿下了广元、昭化，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
渡江计划是由张国焘亲自部署的，张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国民党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张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红军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国民党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据险设防，这对张部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张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溪县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敌方重兵驻守，他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他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决不会疑心他们会在这里渡江，部队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张利用这一带的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多了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 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可供一班人渡江之用。他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地方，训练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苍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关于造船，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内制造出一批渡船——能够同时装上3个团的兵力，以突然的奇袭动作打过江去。
造船，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没有船厂，没有船坞，没有工人，也没有工具和材料；有的只是根据地军民迫切向往打过江去的火热的心。红四方面军的健儿，由鄂豫皖根据地打到川陕边，虽然渡过了汉水和其他无数的大小河川，但自己动手来造船，这还是第一次。能同时装3个团，最少也得70只船。另外，为了使后续部队能及时跟上突击部队，还要修造3座竹扎的便桥。
造船渡江的意图必须严守秘密，不但要选择适当的渡口，而且还要选择隐蔽的造船场所。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寻找了三四百里，最后才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该山背后有个宽广的平坝子，可以集结部队。离塔子山三十余里的王渡庄附近，山高林深，也正是隐蔽造船的理想地方。
造船厂就在这里仓促地建立起来了，一切全是白手起家，一切全靠川陕边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支援。老船工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大巴山下、渠江两岸，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赶来。青壮年们从数百里外运来了大批木材，到处收集破铜烂铁——准备做船上用的钉子。他们把自己的点灯的、油漆嫁妆的桐油都省了下来，送到工地。
一所新兴的工厂很快便在丛山密林中开工了。这个工厂没有高大的烟囱，没有机器马达的喧嚣。有的却是铁器撞击、砍伐锯截树木的声音，和数百人劳动的欢腾呼喊。再有就是红色宣传员伴着锣鼓的嘹亮歌唱。这些声音交织成伟大的交响乐章，四周的群山答和着回响。船工们和种种困难搏斗，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造船需用大量的钉子，但面前只有一些破锅和从破庙里摘来的废钟，连个最起码的熔炉也没有。工人们便想办法先把钟、锅敲成碎块，然后在地下挖个很深的坑，燃起耐烧的木材，把碎铁块放进去，慢慢熔化；经过锤打，造成各种需用的钉子。就这样，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按期把70只船和3座竹扎便桥制造成功，他们还在船舷上写着“奋勇杀敌，争取早日革命成功”的字样。
与造船同时，准备渡江的勇士们，也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作了刻苦的锻炼，学习划船、泅水，练习登岸的战术动作。
……
全军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备，一切准备就绪了，但是要投入渡江战斗还有更大的困难。这些船离渡口还有30多里路，当中还隔着一座名叫凉风垭的大山。哪里有运船的工具呢？只有工人们的双肩。他们把船只用草绳缠起来，再绑上木棍，抬着走。每一只船都需要由十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抬，而且顶重要的还必须把所有的船只和便桥，在一夜之间全部运送到塔子山边——准备渡江的出发地。
3月18日下午6时，太阳被群山吞没了。抬船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出发了。漆黑的夜笼罩着大地，山风呼呼，人们沉重的脚步沿着满是荆棘的山岭前进，不时惊走了栖息林中的鸟群。
凉风垭的主峰，既陡且险，仅有的小路，早被枯草湮没了。抬船的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路来。最陡的地方，前面人的脚跟几乎碰到后面人的鼻子。这么陡的坡，抬这么大的船实在不好走，大家只好在船底铺上垫木，前拉后推地往上滑送。衣服撕烂了，皮肉磨破了，在这深夜里不知有多少血汗洒在险峻的荒山中，但是藏在人们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却把所有的艰险和疲劳忘掉了。有位老大爷说：“我活了60多岁，走遍了全四川，只看见水里驶舟，从没听说过山地行船。可这样奇怪的事，我现在亲身来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