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残之徒的最终下场
魏忠贤，明隆庆二年正月出生于一个寻常而又贫寒的家庭，曾娶妻冯氏，育有一女。年轻时便是有名的市井无赖，终日游手好闲，驰马射箭，酗酒聚赌。一次，赌博输了钱，被赌徒追打索债，无处躲藏，只好别妇抛雏，远走他乡。
他身无长技，又好逸恶劳。于是首先想到了净身为宜。走这条路虽不光彩，但可以寄生宫廷，衣食无忧，而且还可接近皇帝，一旦获宠，便能平步青云。这也是魏忠贤面对生存困境的一种选择。魏忠贤就在这一念之下，自施宫刑，成了阉人，改姓为李，来到了京城，不久便混进宫中，时年22岁，正值神宗万历十七年。
魏忠贤刚进宫时只不过是一名走卒，后费尽心机，靠把兄弟魏朝的帮忙，靠太监王安的赏赐，多年后才成了后宫王才人的办膳太监，负责这位王才人的膳食。才人的地位原也不高，位在后、妃、贵人之下，偏偏这个王才人为神宗皇帝添了个孙子朱由校，母以子贵，地位自然上升。朱由校离皇位原也不近，上面还有父亲朱常洛等着继位，偏偏这个朱常洛又是个短命鬼，只当了29天皇帝便一命呜呼。于是魏忠贤的运气来了，随着朱由校神速般地登基，他也跻身到了权力的中枢。
为了篡权，魏忠贤与熹宗奶妈客氏勾搭成奸，先后杀害了与自己有恩的把兄弟魏朝及太监王安，掌握了内宫的一切权力。
当时，外廷上掌权的是东林党人。东林党由一批富有改革思想的正直之士组成，因其领袖顾宪成曾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它始于讲经论道、清议朝政，逐步发展成社会舆论中心，最后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东林党人敢于针砭时弊，弹劾执政的大臣、弄权的太监，甚至敢于冒犯天颜，直接批评皇帝。因为东林党人敢于大胆地讽议朝政，干预政治，大声疾呼消除腐败、改革时弊，所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这些要害部门都在改革之士手中，一时出现了“中外忻忻然望治，而小人侧目”的有利形势。
对此魏忠贤又气又恨，只是因为忙于宫内的权力斗争，一时无暇顾及。东林势盛不仅使他窃取朝纲遇上了劲敌，而且，东林党人还在不断地揭露他的种种罪行。例如，当熹宗诏令他和客氏的亲属可以世袭锦衣卫官职时，兵部尚书董汉儒等就上疏反对；当他在宫中建立私人武装、搞宫内练兵时，御史李应升又出面干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包藏祸心。此外，还有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柄举报他私立刑具，这些都使魏忠贤恼羞成怒，必欲除之而后快。
魏忠贤知道，要打垮东林党，首先要建立一支足以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向外廷安插爪牙，培植党羽，分化朝臣，煽动对立。
天启四年，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开始了正面交锋，魏忠贤暗自发誓，一定要将东林党人斩尽杀绝，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博弈开始了。
魏忠贤充分利用了熹宗这张王牌。他深知只要掌握了天子，就可以号令一切。任你东林党人有多大的势力，多么了不起的能耐，只要天子这张王牌一亮，无不望风披靡。
此时的熹宗，刚刚20岁，由于从小受客氏和魏忠贤的调教，只愿纵情玩乐，不想过问政务。除了在胭脂堆里厮混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做木工活。他经常营造房屋，拆拆盖盖，乐此不疲，终日不倦。魏忠贤摸透了他的脾气，总是趁他专心做活的时候，上前奏事。熹宗果然不耐烦了，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就行了！”有了皇帝钦授的特权，魏忠贤可以放开胆量，大干一场了。
这场大清洗、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
首先拿官卑职小者一试锋芒，工部郎中万憬成了第一个祭品。当他还不知趣地上疏检举魏忠贤私建超规格的坟墓时，魏忠贤抛下了第一张“圣旨”：杖一百。“廷杖”是明代皇帝对付大臣的一种酷刑，在午门公开执行，将受杖人两脚缚住，猛地一拉，便要摔个嘴啃泥。接着，再尝棍棒的滋味，每一杖都要使尽平生气力，每打五杖，便换一个打手，可怜万憬百杖下来，能不顿时气咽？
接着魏忠贤又矫旨令东林党的重臣致仕。首辅刘一、叶向高、韩都被迫还乡，这算最客气的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等数十人则被革职。几个月内，正直之士排斥殆尽。像疾风扫落叶，纷纷坠地。再接下来，便是大兴冤狱，刀剑相逼了。
天启五年，魏忠贤旧案重提，又一次逮捕了已经解职的前中书舍人汪文言，诱之以利，临之以刑，要他作假证，诬陷东林首领杨涟、左光斗等犯有受贿罪。不料汪文言宁死不屈，直到最后毙命仍坚不从命。主持审讯的阉党许显纯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伪造了一个死无对证的“汪文言口供”。诬杨涟、左光斗受贿两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受贿四千至一万，将六人逮捕。以百倍的仇恨施以酷刑，拷问，惨绝人寰。每五天拷打一次，每次“五毒俱备”，即械、镣、杖、拶、夹棍轮流使用，总是旧伤未愈，新创复加，一个个都筋骨尽断，血肉模糊，六人除顾大章自尽于狱中外，其余五人全死于非刑。其中杨、左二人最惨，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左光斗被炮烙，已经面目全非。
害死劲敌杨、左之后，魏忠贤更肆无忌惮，次年又兴起了第二次大冤狱，目标是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等人。这一次再也不需要煞费苦心地炮制什么“受贿”的罪名了，而直接以“反魏”罪将他们逮捕。后七君子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他六人都惨死狱中，同样受尽酷刑。周顺昌鼻子被压平，缪昌期十指被打断，周宗建被铁钉钉在门板上，用沸水泡烫，酷虐毒辣，令人发指。
东林党人接连不断地被逮入狱，又接连不断地被杀害。
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三个月后，魏忠贤的末日来临了。
崇祯在控制了朝政以后，把魏忠贤召来，将士臣弹劾他的十大罪状念给他听。于是将他谪贬凤阳，途中又传令将他逮捕法办。魏忠贤自知罪大恶极，当夜上吊自杀了。崇祯又“诏磔其尸”，割下首级，挂在河间示众。
像魏忠贤这样依靠自我作践的卑劣手段而能攫取到如此巨大的权力，实在令人惊叹，不过惊叹之余人们还要问一个“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皇帝的昏弱吗？
魏忠贤之所以能如此无法无天，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手下拥有一批“阉党”，如文臣中的“五虎”，武臣中的“五彪”，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流，没有他们的助纣为虐、推波助澜，一个乡间无赖能有何作为？这是一批厚颜无耻、利欲熏心之徒，他们虽然肢体健全，却没有灵魂，是一批精神上的“阉人”。
窃权走上不归路
袁世凯的一生，是其拥有的权力不断扩大的一生。从一个无名的纨绔子弟，向上爬升到皇帝的宝座，实在是非常人所能比。在他的升迁过程中，却是充满了诡计、背叛、诬告等一系列丑陋现象，这也是一步步攫取权力过程中的博弈手段。终于上天给了他报应，在他爬到了权力顶峰时，他的性命也到了尽头。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陈州府项城县袁寨，袁世凯的家族在当地是一户有名的大户人家。袁家“家世为儒”，但是到了袁世凯，却极不喜读书。少年时期，袁世凯曾参加过几次乡试，但都是名落孙山。于是，他赌气将所有的诗文都烧毁了，嘴上还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意识到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料，更不可能通过科举正大光明地获得官职，于是他决心走另外一条路，来实现他的野心。
1881年10月，袁世凯走出家门，去投靠曾与自己父亲有过深交的吴长庆。当时，吴长庆为淮军统领，正在山东登州帮办海防。袁世凯投靠其门下，吴当即将其收为幕僚，让其帮办文案。
在这段时间里，袁世凯帮助吴长庆训练士兵，显示出他的军事天才。他治军严整，赏罚适当，因此受到了吴长庆的赞赏。后来，吴长庆被清政府派往朝鲜担任提督，袁世凯也一同前往。
不久，朝鲜内部发生了一次叛乱。在处理叛乱过程中，因为袁世凯亲自带领清军，杀死了几十人，平定了叛乱，所以他立了大功，赢得了声望。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经验，那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在天津小站设立督练处，指派袁世凯负责练兵，担任督练官。这个职位，为袁世凯走向权力的顶峰打下了基础。因为小站练兵，使他的军事权力越来越强大，他的学生从小站出来，纷纷出任政府要员或掌管一方军权，并形成了北洋军阀集团。同时，在小站练兵的几年里，袁世凯练兵有功，一路晋升为直隶按察使。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中心的维新派主张变法，以慈禧为中心的守旧顽固派则不主张变法，维持封建统治。由于袁世凯握有兵权，倒向任何一方，必然会使另一方惨败，于是双方都在极力争取袁世凯。袁世凯便成为维新派和守旧派双方争夺的中间势力。
袁世凯一面同意与维新派合作，一面又同守旧派密通。其实他是在静观事变，哪一派的势力更强，他便支持哪一派。维新派的谭嗣同多次找到袁世凯，让其支持变法，杀死荣禄；但是，袁世凯却拖延时间，他说：“等到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一旦发下号令，则杀荣禄如同杀狗耳。”
然而袁世凯暗地里却向荣禄告密，使变法失败，慈禧囚禁了光绪皇帝，谭嗣同等人被杀，袁世凯因立大功，升为山东巡抚。
从此，袁世凯在清政府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其官位也越来越大，1901年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的权力在一步步地强大，逐渐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首领人物。这时清政府才看清袁世凯的野心，感到袁世凯的势力对大清王朝构成了威胁，决定将他势力削弱，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将袁世凯遣回家养病。
可是，清政府的这一步棋太晚了。虽然袁世凯本人权力没有了，但是其实质权力却未受到丝毫损伤，他的党羽、亲信遍布朝野，这些人都惟袁世凯马首是瞻，根本不听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之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去镇压，但是没有袁世凯的号令，谁也无法调动北洋军，于是清政府只好再次起用袁世凯。这次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所有海陆各军，都归其调遣。袁世凯却按兵不动，以病推辞，无奈之下，清政府派出大将请其出山，并再次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大权在握。可是他仍然不满足，他还在寻找机会，准备获取更大的权力，眼前的辛亥革命则正是他利用的帮其夺权的工具。因此，当袁世凯上任后，立刻攻占了汉口、汉阳，以其精良的装备，向革命军施加压力。但是革命形势高涨，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革命的号召，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等都相继独立。
在这种形势之下，袁世凯一面借革命的力量向清政府施压；一面又借清政府向革命的一方施压，逼迫革命军议和，好从中获利。结果，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弱点，成功地获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1912年2月11日隆裕皇太后决定清帝退位，大清帝国宣告灭亡；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这样的大总统仍然不能放开手脚。同盟会的许多人如宋教仁、黄兴等，都具有极高的威信，在全国的革命浪潮下，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认可。国会选举成了国民党寻找民主的唯一出路，而袁世凯则想通过国会选举成为正式大总统，并进一步扩大其权力。
宋教仁为了抵制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的野心，在国会选举中争取更多国民党议员，曾亲自到各处去宣传演说，扩大影响。袁世凯看到势头不对，竟派人将宋教仁杀害。自此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彻底暴露。国民党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孙中山又召集国民党人进行“二次革命”。但此时袁世凯的力量强大，不但拥有全国的军队实力，还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的实力无法与袁世凯进行抗衡，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及其他党员对于讨袁一事犹豫不决，致使“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失败告终。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的罪名，在全国通缉。孙中山被迫再次逃往日本。
袁世凯一面镇压“二次革命”，一面组织国会选举。此时国会议员中国民党仍占多数，但是这些国民党员贪恋议员的位置，更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在国会选举中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为正式总统，11月就立即破坏国会，以便更好执行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两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由于国民党议员被排除，国会无法在开会时凑足一半人以上，因此国会会议无法召开，形同虚设。12月袁世凯干脆遣散了所有的国会议员。由此，袁世凯可以无拘无束地行使其专制独裁权。
1915年12月，由袁世凯任命组成的参政院，组织了一次形式上的国民代表大会，投票结果同意改为君主专政制，并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改年号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当起了被全国人民唾骂的皇帝。
但是他的皇帝之命非常短暂，只坐了83天，就迫于内外的压力，只好下台。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撤消帝制，企图以总统的地位继续实行其专制独裁权。但此时，全国人民掀起一片讨袁呼声，内部人员也在背叛他，段祺瑞向袁世凯索要兵权和责任内阁权力，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境况下，离开了他贪恋的权力宝座，也离开了人间，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偷袭珍珠港日军将领的下场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获得成功，国内一片欢呼，负责策划、组织、指挥这次行动的高级将领也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这些“英雄”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战败投降。
偷袭行动的策划者、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1943年4月18日乘专机前往所罗门群岛北部视察，为士气低落的部队鼓劲打气，但其行程路线与时间安排的密码电报被美方侦破，当其座机飞临布尔于维尔岛上空时，被等候在那里的美机击落，山本及其随员全部死亡。
协助山本策划这一行动的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緾海军中将，于1945年8月听到裕仁天皇下达停战诏书的消息后，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带着装满了炸药的四架飞机对冲绳进行“神风”特攻，结果毙命于太平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