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性是文明交往的金律。互动律的核心是开放。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互动律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前进运动。历史形成为真正的的世界史在人类的资本主义时代，此前只能是世界史的前史，或者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时期。即使在世界史的前史时代，仍然是互动性在持续推动着人和人、人和自然、人类自身关系的开放。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也在互动交往。古希腊文明中科学基础便有东方来源，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虽相互独立产生，但却形成互补关系。东西方文明既各自扮演独立角色，又在相互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确立，即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时期开创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时代，即大开放的互动时代。欧美日本诸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世界体系相互作用的世界范围内的互动运动，它的结果是这些国家成为世界历史活动的中心地区。对非中心活动地区，为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使本国跟上人类文明发展步伐，寻找自身发展道路与方式，应在互动中争取良性互动的文明交往途径。核心是积极、健康的开放态度。
文明交往在经济方面是交换、交易的互动过程。生产活动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交往表面为商品的交换和交易，实质则是生产的前提。市场是人类步入文明的一大步，市场经济是以交易为纽带的经济形态。交易是以物品产权的不同归属为前提。私有产权，体现着市场经济主体互动中各自承担的责任。由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由意识形态到商贸关系的转变，反映了互动依赖关系的加强。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在全球化时代中，要正确对待文化问题。历史证明，不同文明的纽带在贸易，而基础在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常浮在表层，而其根本实质在文化。在当今时代中，文化的世界性加强了。互动性沿着两条线发展：①文化已超出过去世代在一国一地延续框架，而是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②各国各民族文化以自己独立功能、特殊角色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性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世界文化共性的基础。通过互动性，即相互影响而在人类使用这些精神产品时，出现了共享性的特征。文化的世界性给文化研究者以世界视野，从而在互动性的全球化交往中寻找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位置。文化竞争是全球化大潮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文化的建设的自觉性，集中表现在互动性交往中的开放性。自觉的开放性关注的是将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和把世界文化融入民族文化的主动与被动、施动与受动、良性与恶性双向并进过程。互动中讳言开放、融入，无异于作茧自缚、闭关自守。互信互利、相互协调、合作和谐都是走向世界所必需。
从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之日，东西方文明交往问题中，就出现两个极端倾向，一是全盘西化，二是固步自封，游离于二者之间还有许多亚倾向。互动的形态是多样的。如刘羡冰所说的澳门教育“东西双源冲积”说，是16世纪教育学校冲破清代家塾私学后的中西文化百年互相胶合、消化和共存（《澳门教育史》）。以至于澳门机场落成典礼上的大主教祈祷与大和尚消灭同时进行。关键之处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了近代以来出现的四个从属关系：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城市、农业民族从属资产阶级民族、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文明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是世界历史条件下，从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特点而发的，所谓“文明”与“未开化”、“半开化”的野蛮、愚昧，自然不涉及价值评价，而是对新型的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文明的肯定。这种文明是一种使“工业文明”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在互动性交往中，不建立以这种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需有一种理性的开放认识：即不是无视、排斥这种文明，而是自觉接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按文明发展规律加速现代化进程，同时不是简单接受与顺应这种按照资本主义面貌改造世界的文明，而是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文明”以独立、自主、积极、主动意识，根据自己的国情有选择、有创造地发展壮大自己。
在全球化第一阶段（16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是历史从孤立、分散的各民族历史转变为密切联系、相互关联的历史。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其特点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使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个阶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旧殖民体系崩溃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而结束。全球化是和现代化如影随形，西北欧首先启动，最初形成自由资本主义，后来形成社会资本主义，中国和一些国家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等不同道路，但在进程中，政治、社会、经济又有共趋向，这是因为在以前的时代，一个国家还有可能在闭关锁国条件下发展自己，而在现代世界，不开放则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不要西方化，但不去吸收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不能不利用全球化发展现代化。民族性与全球性的互动关系是互依互补，其表现形式必然包含着这样的双向内涵：在全球性中探索现代性，在探索现代性中发展民族性。
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至少是从发源和形成的过程看来是如此。资本的本性推动着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奔走于全球以扩大世界贸易。直到当前，全球化仍是按资本的内在逻辑运转的。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基本上是被西方国家所左右，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仍为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所控制。资本的政治、军事霸权在经济霸权基础上，以文化冲突来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全球干涉政策服务。但是，从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上思考，全球化毕竟是共产主义的全球化。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不断发展而产生巨大生产力的普遍性的全球化交往，主体力量的日益文明化，为共产主义愈来愈多地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的生命力既有现实的探索，更重要的是真实存在于认识社会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中。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使共产主义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互动性交往的新特征、新动向、新需要、新前途，使开放的主动性、理论互补性、文化互鉴性，具有理性、科学性、主体性、创造力量。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的互动性规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动态结合，是地域性、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在现实交往中，不同文明之间总有一些难以对应的部分，各个文明总有自己的个性，不可能彼此归结和代替。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文化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分化与统一的互动，是在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美国全球化问题学者罗兰·罗伯森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指出：“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以此为前提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互相渗透中分别形成的，同样，全球文化本身也部分地从民族社会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
罗兰·罗伯森的理论实际上讲的是不同文明交往中的人类文明共存问题。文明共存需要交往，而交往需要良性的、积极的和包容性的互动。文化交往是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2003年7月在法国开始的中国文化年，以及此后将在中国开始的法国文化年，是这种互动性规律的体现。中国和法国文明是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文化年活动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双方都对彼此文明的差异感兴趣，是双方都知道这些差异是人类不同文明共存的基础。只有了解其他民族的文明，才能更好了解自己的文明。只有不同文明的共存，才有利人类文明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是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特征。人类文明因差异而丰富多彩，因差异而共存共荣。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相互冲突，文明共存意味着世界和平。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平等，普遍的平等，是共同的基础。互动交往的合理目标和前景，只有通过交往的不断实践，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加以解决。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方能提高互动良性发展的开放自觉性。老子《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合”。前者说明从本源演化为万物，后者将二具体化为阴阳。前者和后者都在突出一个“二”字。一是孤立的单体，二是双体，有了二，就有了关系。二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一分为二的双体中，就有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就有生二的多种事物关系的互动联系。文明交往的复杂性、多元性也就在矛盾互动中产生了。开放性自然是言在意中，问题是在哲理上提高自觉性。自觉是出于理性，是对经验和体验的深思熟虑的总结。自觉在互动作用中更有辩别力，更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趋势，因而更能在不同文明交往中处于积极主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