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路鸿踪录》的序言中，曾谈到收录《第一国际与无政府主义》一文时的用意之一，是有感于政治、思想极端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太大而发的。近读王元化《思辨录》序，其中说：“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些话是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性危害的补充。这是他思考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黑暗、改革一次一次失败后而急躁情绪生，以及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分析。他举例说，1919年《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争论中就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的确，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极端主义，当代中国人领教得多了，而本文则谈的另一种极端主义。
什么事物都不能极端化，即使真理再往极端方向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认识事物的相对性、暂时性和多样性，尽力避免绝对性、永久性和单一性，可以从认识上的有限性和自我节制意识上，纠正极端主义思维方式。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各种极端主义，有各种不择手段的极端主义。更有各种借“正义”之名，不择手段采取极端手段，组成极端组织，给人类造成极端惨烈灾难。21世纪——这个人类文明的新世纪，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即是突出一例。
恐怖主义组织宣称，当代穆斯林世界出现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失序是“西方”之毒之果，因而发誓以恐怖手段同情穆斯林而滥杀无辜。他们的同情是抽象的，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控制力，由此产生了一种想象以极端手段铲除极端不幸的倾向，于是出现了政治上的灾难性的影响。
当代恐怖主义者具有道德高尚之名，为信仰献身、生活简朴、对恐怖活动视为崇高事业等特征，表现为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不屑。他们利用现代化受挫的穆斯林大众的屈辱和不平感，又利用怀有对昔日古老文明辉煌的骄傲和自大感，向错误的目标跨出一大步：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用暴力报复社会和平民。极端主义不是在清真寺里控诉资本主义罪恶，而是用炸药和枪炮来对准芸芸众生，还声称这是道德的和公正的。
恐怖主义的极端性表现为“非友即敌”，不存无辜旁观的第三者。他们的极端逻辑是简单的：不挺身反对不义，就是赞成不义，没有中立余地；一个人要么是祝福的信徒，要么就是真主的罪人；从道德角度看无辜者，实际上不存在真的无辜，而是分担了这个世界的罪过。
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社会生活中的畸形现象。伊斯兰教教义中包含着丰富的与人为善、和平相处的思想，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徒为爱好和平的。穆斯林社会主流社会反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对于实践它反压迫的政治运动来说，是一个陷阱，它的极端手段背离了人类文明交往向开放、多元发展的时代潮流。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理性秩序进程，使人们认识到“你死我活”、“同归于尽”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有害选择，而对话、协商、合作、竞争、契约、民主体制、权力制衡，则是代价最小的选择。“9·11”事件的发生，是一小撮恐怖主义者把本来可以不激化矛盾的交往形式恐怖化，目的用恐怖袭击制造“文明冲突”，而丑化伊斯兰文明。恐怖主义者袭用了伊斯兰教派争执中恐怖手段，如哈里发时期四任哈里发中三任死于政敌暗杀，如最早形成的哈瓦利吉派为纯正信仰，以“叛教”、“异端”杀戮无辜，甚至老人、妇女儿童，如阿萨辛派自称“暗杀派”，对十字军东侵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大臣，只要是政敌，一律格杀勿论。
殃及无辜的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纷起，有其历史根源、宗教背景和现实不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长期互相仇视、莫过于1005——1291年罗马教廷组织的基督教国家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西方在生产力、政治经济结构和军事技术优势下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压迫。当代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以及美国在阿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战争的失利，强化了许多穆斯林对西方的敌意，一些人便要用炸弹表示仇恨。这就是恐怖主义在目的与手段上的极端不一致，就是非理性的反抗，是绝望和盲目心态的极端化于行动的表现。
的确，几世纪以来伊斯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伊斯兰社会落后、挫折、混乱、困惑和迷茫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西方侵略压迫只是原因之一，而且也认识到西方社会和西方群众，都不该是伊斯兰社会落后的根源和攻击的对象。在伊斯兰文明史上，9、10世纪的理性运动传统，近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开放传统，应当是今日伊斯兰文明复兴运动的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