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是作为亚非第一批民族独立国家出现在世界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亚非独立民族独立国家形成为众多国家组成的民族独立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共同并立，而成为第三个国家体系。民族独立国家体系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变化多的体系，伊朗是其中变化最大的民族独立国家之一。
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成为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民族独立国家。伊朗一改1953年后巴列维王朝的亲美立场，成为世界格局中按自己体系进行革命的独行者。这是一个矛盾。还有一个，是伊朗作为什叶派统治的国家，同占伊斯兰体系主流的逊尼派也同样有着尖锐的矛盾。什叶派穆斯林约占整个穆斯林人口10亿中的15%，是少数而被歧视的一派。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在中东复兴中有可能改变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体系。阿拉伯国家担忧，美国更视为肉中刺。在面对两个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以逊尼派为主导的伊斯兰体系）的束缚，改变自己的世界处境，是伊朗改革派的严峻任务。一个矛盾的焦点是对资本主义强大扩张体系的警惕，企图以核力量来抵制外来力量的入侵。核力量成为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是本国生存和精神信仰问题。然而以色列要先发制人以对付伊朗的核设施。核恐怖平衡的政治游戏，真是不好玩的。
文明在伊朗是最复杂、最矛盾的角色。古代、近代且不必说，现代曾被人承认“西化”不久，又获得与这种性质相反的“伊斯兰性”。它虽然爱好和平，但同样好战。文明在这里有其固有的能动性、运动性、可变性，但其底层如沙丘，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深处的断层上，任沙粒被大风扬起，飘忽不定而吹成沙堆，然而沙丘如无数运动的固定不变的总量，仍然巍然屹立于原处。文明的真谛和生命是变化着、运动着的，它是在结构、机遇和形势之间、在瞬时和长时段、甚至是很长时间段之间的对话。对话就是文明之间的交往。文明交往的互动规律总是在发展变化和静止不变两者之间互相伴随、互相补充、互为因果。对伊朗文明和中东其他文明的研究，最有效的途径是从细微处、偶然处、貌似荒诞不经或乍看毫无意义处着手。探微知著，从偶然入必然、从怪异神秘处研究合理合情事，是研究者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