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到山东，告诉刘泽，刘泽大喜，即刻出发上京。太后在殿上召见，说：“我儿镇守边庭，十分辛苦，我就把兵印军权给你，务要谨慎从事！”
刘泽拜舞谢恩。太后一见刘泽身躯魁梧，状貌如神，心中有点害怕，拿起兵符又问陈平：“可不可以给他？”
陈平说：“太后圣鉴不错！”
太后便把兵印给张石庆转交与刘泽。
太后又问：“兵印已给了，应该给多少兵马？”
陈平说：“太后决定吧！”
“3万？”太后伸指对刘泽说。
陈平向刘泽眨一下眼，刘泽不说话。
“5万？”
刘泽还不出声。
“7万？”太后再问一句。
刘泽依然眼光光地望着，头摇了两摇。
太后生气了，连忙摆手说：“不给了，不给了！”
当时陈平立即喝叫起来：“刘泽！还不叩头谢恩。太后娘娘已允给你25万兵马了。”刘泽急忙跪下谢恩。这可急坏太后了，真想不到陈平有此一着，但“君”无戏言，只好无可奈何地对刘泽说：“看在高祖面上，就给了你吧！”
明天一早，刘泽往兵部交割兵马，率领了25万大军在城外驻扎。
我们反对吹捧，但有时候吹捧却可以解救危急。
公元3世纪中叶左右，河南温县司马氏号称大族。从司马懿起，至其子司马师、司马昭，一直专断曹魏国政。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承袭王位，终于完全控制了魏国政权。咸熙二年，司马炎以接受禅位的形式，和平篡夺了魏国政权，正式称帝。司马炎改朝换代后，将国号改为晋，以“泰始”作新朝年号，建都洛阳，开始了西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50多年的统治。
司马炎在位26年，死后谥号武帝，史称晋武帝。他登位之际，少不了要按照礼制做些皇帝登位的典礼，其中一项就是在群臣拱围之下，“探策卜世”。这“探策卜世”是在一种隆重肃穆的气氛中，由登位的新皇帝在斋戒沐浴之后，抽取出一枚刻有字符的竹签；然后，凭字符的涵义来预卜王朝的世数和兴衰。这原本是一种毫无依据的政治游戏，然而在普遍认为皇位得来乃是上天的意志，统治阶层往往是假戏真做，十二万分认真地对待这玩意。
举行仪式的这一天，司马炎和君臣上下都是一副虔诚的样子，在庄严、低沉的乐声中开始探策典礼。司马炎一心想着取一个吉祥的竹签，群臣之中也不少希望司马氏天下流传万代的人。揖拜天地，祭奠山岳，繁琐的仪式行完之后，司马炎将手伸往方壶，探策而出。他急忙低头一看，策上只有一个“一”字跃入他的眼帘。如果把这个“一”字看做是王业传世之数，那么司马家族的天下就是一世而尽。司马炎双眼看着这不吉祥的“一”字，心中不高兴顿时布满龙颜。群臣一见卜出如此结果，都惊得呆若木鸡，不知讲什么是好。
黄钟、大吕之声余音宛在，环绕屋里，大殿内静得让人难以忍受，这隆重的探策大仪真不怎么结束。这时，只见吏部郎中裴楷从班中站出，面对司马炎郎声而说：“臣下听说，天能得一则天清，地能得一则地宁，侯王能得一则天下为正。”裴楷这一番话，是根据汉魏之际王弼的《老子注》第39章说的，原文是：“往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五行得一以丰盈，天地间万物得一则能生；侯王得一则天下为正。”老庄学说在魏晋之际颇有影响，因此裴楷这番话有很大的威力。裴楷奏对中所说“侯王得一则天下为正”，把司马炎认为不祥之兆的“一”改成大吉之兆的“一”。所说“正”即是不邪，不邪则不倾，天下能正而不邪，就是天下牢固，这就意味着司马氏的江山可以传于万世而不倾。这在逻辑上是移花接木，也是裴楷聪明过人之处。经过他这一解释，司马炎由怒转为喜悦；大殿中一班吓呆了的公卿也慢慢从惊慌中转过神来，连连叹服裴楷敏捷而又得体的回答。
探策卜世是一种近乎巫术的政治玩艺，预卜所得的结论也必定是荒诞无稽的。司马炎探策得“一”，经过机智的裴楷一番巧妙释对，虽然暂时转忧为喜，始终未能使司马氏的江山传之万世。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愍帝司马业，西晋历52年，四世而亡。然而，裴楷巧对的敏智佳话却传至于今。
官场多吹捧，但有人就讨厌这种迎奉。
在古代人把做官认为是一条飞黄腾达、封妻荫子的光明大道。许多人为了升官发财，花费心思去讨好巴结上司，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官半职。可是，东晋末年的陶潜，却把奔走官场看得一文不值，尤其讨厌官场丑态。
陶潜因被生活所迫，也曾在官场上混过几年。他29岁时，曾做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去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担任主簿，他推辞了。到了40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41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80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度日，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他最终辞官回家，是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巡视。县里的小官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向陶渊明报告。这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斋里读书写诗。他一听督邮来检查，十分不快，便放下纸笔，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小吏见他穿着一身便服，吃惊地说：“大官来视察了，你作为一县之长，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么能这么随便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起那些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爷，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感叹一声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子向那些乡里小人弯腰，做出曲意迎逢的样子来。”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迎接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辞掉了官职，陶渊明轻快地回到老家去了。回家以后，他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畅快、愉快极了。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妻子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他就写诗作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成了晋朝一位杰出的诗人。忍住巴结权势，会牺牲一些利益，但所保持的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自尊。不巴结迎奉上司，真心为人民的清官才会被人民永记。明朝初年，番禺是广东的政治中心。那时，番禺是个出名的难治理的地方，人称“烦巨”——大烦恼。那里的地方势力特别凶狂，驻军的头目尤其拔扈。这两种人勾结在一起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就连州、县衙门中的官吏也常常被他们欺侮，因此，几任知县都不愿意在那里做官。就在这种情况下，道同被派到了番禺做知县。道同这个人非同一般，他刚毅有胆量，不信邪不怕强权。他到番禺后对那些地方势力和驻军头目的违法行为从不宽容，对他们向县政府提出的一切无理要求，一律坚决拒绝。从此，番禺人民开始了比较安宁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道同治理番禺不久，永嘉侯朱亮祖被朝廷派来镇守广东，驻节番禺。朱亮祖本是元朝末年一支地主武装的头子，为人凶悍异常，投降朱元璋以后，曾参加许多大战斗，立下了不少战功。洪武元年，他为明王朝攻取广东、广西出力很大，被封为永嘉侯。朱元璋先是派他出镇北平，这次又让他回广东主持军政。朱亮祖虽然已是朝廷大臣，但匪性不改，骄横，这次来到广东更是不可一世。朱亮祖来到番禺后，曾多次进行威胁利诱，企图让道同做他的帮凶，但是，道同始终不屈服。番禺县里有那么十几个土豪恶霸，一直以来合伙压低市价强购民间各种珠宝玉器到外地贩卖，从中牟取暴利。县里的商人百姓，稍有反抗，他们就捏造种种罪名加以陷害。番禺县的商民早已对这伙强盗恨之入骨，道同上任不久，就收到许多揭发他们罪行的告状。道同经过多方查询，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就在朱亮祖来番禺后的不几天，把这伙坏蛋首领抓住，带上木枷铁锁，在番禺城里最热闹的街市上示众，番禺县里人心大快。这些土豪就花费大量的金银珠宝给新来的永嘉侯送去，求他出头在知县面前为他们开脱。朱亮祖收了贿赂，就在自己的官衙摆下酒席，叫道同去吃饭。酒过三巡，朱亮祖操着满不在乎的腔调，让道同马上将枷在街上示众的坏人释放。道同听了，十分严肃地高声说道：“大人是朝廷的重臣，镇守一方的侯爵，怎么反而被这一班小人驱使呢？这件事断然不能办！”朱亮祖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知县，竟然敢在自己的酒席宴上当面教训自己，当时就沉下脸来，撤了酒席，把道同赶了出来。随后，他就派手下的武士到街上去赶走了县衙中的差人，放走了那几个被示众的坏家伙。他觉得这还不够解气，又找了个借口，把道同弄到自己的官衙里，狠狠地鞭打了一顿。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制服道同了。
番禺县里的土豪恶霸看到朱亮祖这样为他们撑腰，都争先恐后地送礼行贿，投奔到朱亮祖的门下。县里有一个姓罗的大户，为了巴结朱亮祖，把自己亲生女儿送给朱亮祖做了小老婆。罗家的人有了永嘉侯这门大亲戚，依官仗势，好不威风，尤其是朱亮祖的那两个大舅子，更是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但是，知县道同就是不怕他侯门贵戚的淫威，派人把那两个恶棍抓起来投入了监狱。朱亮祖一听说道同把他的两个大舅子关进了监狱，野性大发，大白天就派了大批武士，抢走了在押的两个罪犯。道同面对着朱亮祖这个无法无天的大恶霸，满腔的怒火无法克制。他连夜奋笔疾书，把朱亮祖到广东以来的种种罪恶行径一一写入奏章，上报朝廷。他要求明太祖朱元璋依法公断，惩处害民贼朱亮祖。谁知，朱亮祖也想到了这一步，他怕道同抢先向朝廷揭露自己，就恶人先告状，给明太祖写了奏章，诬陷道同在番禺县妄自尊大，出言不逊，诽谤朝廷，辱骂公侯，欺压乡绅，并给道同伪造了许多所谓恶毒诽谤朝廷的话。他的奏章通过军队很快送到了明太祖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执法苛严的专制皇帝，他看了朱亮祖的弹劾奏章，马上派专使去番禺处死道同。两天后，明太祖又收到了道同揭发朱亮祖罪状的奏章。看到这份有理有据的上奏，朱元璋明白自己上了朱亮祖的当。他十分欣赏道同的刚直和胆量。他认为，芝麻县官敢于毫不畏惧地向自己揭发一个封疆大吏的罪过，真是气节可嘉，操行可敬，于是，又连忙派出专使星夜兼程，追回前诏，赦免道同。后派的专使虽然拚命赶路，终于和前面的专使同一天到达番禺，但还是晚了几个时辰，等他急急忙忙追到县衙时，道同刚刚被处死。为此，明太祖朱元璋非常仇恨朱亮祖，不久，就把他召回南京，宣布了他在镇守北平和广东期间的罪过，把他处鞭刑至死。朱亮祖这个一生最爱鞭打别人的恶魔，自己最后死在皮鞭之下，也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
道同死后，番禺人民对他十分怀念，许多人用木头雕刻了他的肖像供奉在家中，作为避邪除恶的神灵来朝夕礼拜，永世纪念。
七、硬碰硬不如软碰硬——莽直之忍
为人坦率、正直、公正、正义、敢于直言，一直是为世人所崇扬的品质。
例如，宋朝大诗人苏轼在一首《水调歌头》中就这样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李都尉古剑》中说：“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
宋朝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正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孙叔敖在做楚国令尹前，人很穷，一直在他的家乡湖北梦泽地区读书、务农。由于他的学问渊博，人品又好，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隐士。当时在楚国执政的楚庄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争霸诸侯，到处收揽治国治军的人才，梦泽的地方官就把孙叔敖推荐给他。楚庄王和孙叔敖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当下就任命他为楚国的令尹。
他上任以后，就辅佐楚庄王改革制度，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又组织民众拓垦荒地，开沟挖渠，努力发展生产。楚国是一个河湖港汊遍布的地区，年年水患成灾，为了免除水灾、旱灾，孙叔敖召集了楚国一切经验比较丰富的水工，一起勘测地形，兴办了楚国最大的水利工程——芍陂河工程。那时，楚国动员了几十万民工日夜苦干，孙叔敖还亲自到工地去督查。没多久，芍陂河修成了。这条河不但大大减缓了每年雨季的水势，而且还可以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只这一项，每年就能为楚国增加几千万斤粮食。孙叔敖帮助楚庄王扎扎实实地搞了几年建设，楚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史记》上这样描写了当时楚国繁荣安定的景象：
“上下相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民乐其生。”自从有了孙叔敖这么一个好令尹，楚庄王真是如鱼得水，痛快得不得了。然而不多久，孙叔敖就在繁忙的工作中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了。楚庄王召集了楚国最有名的医生与他治疗，也无成效。
孙叔敖临去世时，把他的儿子孙安叫到床前，嘱咐说：“我知道你没有处理国家的才能，我死以后，你千万不要做官了，还是回老家去务农吧！如果大王一定要封给你一块土地的话，千万不要争好地方，就把那块没人要的寝丘要下就可以了。我已写好了给大王的奏章，我死后，你把它递上去。”孙叔敖去世后，孙安就按父亲的嘱咐，把那卷奏章送给了楚庄王。楚庄王打开一看，上面除了关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和爱护百姓、勤于耕战的建议外，对孙叔敖自己和他的儿子还讲了下面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依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办事，也报答不了大王的恩情。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而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希望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让他回到家乡去生活，这就是对他很好的关照了。”
楚庄王一边看奏章，一边不禁眼泪纵横，看完奏章，早已泣不成声只是冲着天上喊：“老天爷呀，老天爷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要孙安留在他身边当大夫。可是，孙安坚持遵照父亲的遗嘱要回家乡去，楚庄王拗不过他，只得答应了。也许是觉得孙叔敖当了多年的令尹，家里的生活不会成问题，也许是过分悲痛，把孙安今后怎样生活的事忘记了。反正是，他答应孙安回乡的要求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如何安排令尹一家人的生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