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俱佳的康熙大帝在北京驾崩，其皇四子雍亲王胤祯即位，是为清世宗雍正帝，这一年他四十四岁。
雍正出生于1678年（康熙十七年），母是孝恭仁皇后。七岁开始入上书房读书，以师于侍讲学士顾八代、张英、徐元梦等，自幼博览群书。九岁即随康熙出巡塞外。十六岁那年，重修曲阜孔庙成，受康熙命，与其兄皇三子允祉前往拜祭。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胤祯随驾出征，三十二岁晋封雍亲王，四十四岁即位。
雍正即位之初，时值康熙大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蠢蠢欲动，西南土司流弊矛盾日益尖锐，八旗制的弊端再次显露出来等等，这些问题都堆积到雍正面前，所以即位伊始，雍正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与综合治理。
像他的先辈一样，雍正同样吸取了明王朝吏治不严、官场腐败而导致灭亡的教训，在康熙失于宽松的吏治基础上，雍正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整饬吏治工作。
熟读史书的雍正帝明白，在皇权体制下，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队伍的总体状况和官吏的个人素质，用人得当与否，是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因此，雍正提出“人君图治，首在用人”的指导思想。他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侧重于“治人”。其政策的焦点是对准分布于国家各级公务要职的官吏上，以“综核名实”为吏治的要务，在方法上采取“王霸杂糅”、“宽严相济”的治术，由此而推出了一系列选拔和任用官员的标准。具体是“一能”、“二公”、“三忠”、“四廉”、“五直”、“六新”。也就是要求官员要胸藏锦绣、不徇私情、对皇权忠心耿耿、清廉自洁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而不迂腐。即位之初，雍正看到各省奏议钱粮积弊太多，于是连下十一道谕旨，设会考府，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并谕怡亲王胤祥总理户部事物，告诫说：“你若不能查清，朕必另派大臣；假如另派大臣仍不能查清，朕必亲查。”表现出他惩办贪官污吏、清理亏空的决心。
此外，为进一步查清朝中内外诸臣工的行为，雍正进一步完善了密折制度。即位之初，雍正即下令收回圣祖康熙帝所有的朱批谕旨，若发现有隐匿、焚毁、存留的重处。然后，雍正帝降旨：“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州县，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者，尔等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又扩大密折举荐范围：“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将以上”，具准密折推荐，并告诫“各省督抚提镇，将朕批密谕，有同在一省，而彼此传看者，有隔越邻省而彼此相互通知者……嗣后若有此等，一经发觉，该部概照泄露军机律治罪。”经雍正帝的关注，密折制度已大大程序化，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还和收缴，都有条不紊地运行。为此雍正还建立了专门转呈、接收密折的机构奏事处，由他最为亲信的御前大臣负责。
密折制度的完善使京内京外的官员均处于相互监督的位置，不敢有违君命，不敢胡作非为，因为他们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同僚秘密告发，不仅加强了对吏治的整饬，而且也加强了雍正帝对朝内外臣工的遥控。仅以广东省各级官吏之间相处的环境即可见一斑。
广东提督王绍绪乃宠臣鄂尔泰举荐的官员，雍正也曾给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同时命广东将军石礼哈对其“留心察听，始终据实奏闻”。同时密折查询两广总督孔毓殉、王绍绪如何，是否胜任，而且也命广东巡抚傅泰进行调查王绍绪的密报。同时，傅泰不仅监视王绍绪的情况，也受雍正之命监视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而在傅泰监视同僚的时候，本身也正处于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之中。在王士俊给雍正的密折中，列举其收取银两、胸无定见等，雍正在查访粤海关五人后，得知情况属实，最后将傅泰降调回京。
总督郝玉麟身为广东最高地方军政、行政长官，对其属下经常密折奏报情况的同时，雍正暗中指示布政使王士俊对其监听。可见，在密折制完善的雍正朝，雍正帝可以通过广泛的渠道获取各臣工的行径，而各臣工又都因此而忠于雍正，使皇权空前强大起来。
在完善密折制的同时，为办理国家要务和军机大事，1726年（雍正四年），雍正帝设军需房，七年六月改为军机房，八年改称军机处。
军机处仅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官职。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由雍正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别选拔，或由军机章京升任，也可由满洲皇族亲王选任。其名额多少由皇帝所定。最初设三人为军机大臣，即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后来有所增加，最多时达十一人。他们之间无隶属关系，但以品秩高、资历深者为“领班”，誉称首揆。他们分别对皇帝负责。军机大臣全称“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人者还要加“学习”二字。
军机章京（章京，满语意为“官”儿）俗称“小军机”，初创时称“军机处协办”，乾隆四十五年改为“章京上行走”。最初军机章京定员无额，直至嘉庆四年始定满汉章京各十六人，以满汉各八人轮班值守。最初章京在内阁中书中选用，后多为院部保送，经军机大臣考试后录用，由皇帝传补，负责满、蒙、汉文字工作。
由于军机处是朝廷枢密所在，所以有官无吏，以防泄露秘密。因此军机处洒扫庭院、勤杂送水等工作例取十五岁以下不识字儿童若干人充任，满语称“苏喇”又称“小幺儿”。最初军机处值房在乾清门外偏西，后迁至乾清门内，与南书房临近，最后移至隆宗门西面，都是临雍正帝寝宫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
军机处的职责是负责拟写皇帝发布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要案，奏补文武官员，查考行军山川道里及兵马钱粮，查考大典礼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扈从皇帝巡幸出游以备顾问，稽查封疆大吏行政效率等。通过军机处的设立，自太祖以来诸王、贝勒、议政大臣会议决定国家要务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使其成为有名无实的闲曹，同时巩固了皇权的集中，使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达到顶峰。
随着军机处的设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运作发生了改变，原来由内阁承旨，六科封驳、公事用题本内阁承办，私事用奏本直接达御前的方式；改为皇帝亲书谕旨或口授，军机大臣承旨拟谕径自廷寄各地的方式，从而使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大学士和议政王大臣成为有名无实的闲曹。而且军机处临近大内，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监视下进行，便于控制，同时雍正还设立许多警戒，使军机大臣处处小心从事，敬上畏命，使雍正帝牢牢地控制了军政、行政大权。
设立军机处还有一种目的是打击掌握朝中重权、在内阁、六部等有党羽的诸王势力。
在此同时，雍正还大刀阔斧地变革八旗制度，严惩异己的王公，改变隶属关系并整饬旗务，建全规章制度。
雍正即位之前，仅在藩邸所在的镶白旗中有十二个佐领，约占八旗佐领总数的百分之一。原本属于皇帝的上三旗，或由兄弟代管，或被豪族控制，这种局面对于雍正很不利。因为众兄弟及亲贵手中握有重兵，对皇权是极大威胁，所以雍正决定改革旗制。
雍正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原则出发，首先取消了诸王管理旗务的权力。在即位刚刚十天，即全面撤换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都统，换以亲信之人。雍正元年，以裕亲王保泰，管理镶黄旗满洲都统。任命贝勒满都护管理正白旗满洲都统。后革保泰管理镶黄、正白两旗都统。至此上三旗均落人雍正手中。同时，雍正解除了胤礻我、胤陶、胤祐等管理旗务的权力，先后革去其主爵，使胤禊的势力得到彻底清除。与此同时，雍正命果郡王（后进亲王）胤礼、庄亲王胤禄兼管镶蓝旗汉军、镶白、正白、正黄等旗满洲都统事务；而且委派亲信拉锡等充任各旗或满洲都统或蒙古、汉军都统等职，使八旗的军政大权逐渐归于雍正之手。
为进一步打击诸王势力，雍正以其羽翼着手，循序渐进，为打击胤禊势力，雍正先是将辅国公星尼（礼亲王代善曾孙）、贝勒苏努（清太祖长子褚英曾孙）等该革职流放的革职流放，该降调的降调，解除其要职，夺其在镶黄、镶红旗权力。对支持胤禩的裕亲王保泰，雍正也是始用后贬，就是暗中支持胤祀的异姓公阿松尔、鄂伦岱等人，雍正也没有放过，将阿松尔流放、鄂伦岱斩首。使胤禩的势力逐渐趋于消亡。时机成熟后，雍正四年，将胤禩、胤禟、苏努、吴尔占等人革去黄带子，并令宗人府将其名字从宗籍中除去。六月，以阿其那（胤禊，革去名字后的名字），塞思黑（胤禟，同上）等人蓄谋篡位、结党营私、扰乱国政等十四款罪，议处死。未等雍正假意颁诏免死，在康熙末年势力最大的皇八子胤禩和其兄弟胤禟即死于非命。据史料记载，二人系被雍正所杀。其余王公，虽被“特诏”免死，但其势力都大大减弱，这里亦包括其同胞弟允禔。在打击诸王、公势力的同时，雍正还出人意料地将矛头对准了隆科多。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三子，自康熙五十年以来，担任步军统领，提督九门，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而且还负责当时京师的治安、民政、刑罚等事务，理藩院尚书。在雍正即位一事上出力最多，是雍正帝的亲舅舅。雍正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加太保，并赏赐御书“世笃忠贞”匾额，赐黄带子，并且在即位伊始，雍正即谕内阁，以后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此时隆科多位极人臣，恩荣过望，就在雍正写给川陕总督年羹尧的信中亦称隆科多是圣祖忠臣，当今第一超群拔类的大臣。但物极必反，由于恩誉过望，隆科多本身又不洁身自好，其势力恶性膨胀起来。当时佟家历两代皇帝，家中多人身居要职，势力过大，以至有“佟半朝”之称。隆科多本人身兼理藩院尚书、吏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要职，兼任钱粮奏销、纂辑会典、评阅试卷等务，贪赃枉法，收取巨额贿赂，舞弊科场，群怨载道。雍正先是解其步军统领之职，后派其往边疆修城开地，逐步收其封赏、公爵。1727年（雍正五年）十月，将隆科多调回，以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等四十余罪圈禁，第二年死于禁所。
雍正在改变八旗隶属关系的同时，在八旗机构、体制、作风方面亦有改进。
首先是创立衙署，集中办公，改变以前八旗都统各在家中办事，无人登记、管理的混乱局面。其次，及时委任官员，选任尽职尽责、忠于皇帝的人员充任都统，并设参领与佐领相互制约。第三，巩固改革成果，颁布入旗新例，在雍正亲自倡议下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第四，加强对八旗官员及广大旗人的稽查与管理，改变其欺凌属民、骚扰地方、不畏官吏等情况。同时，为解决八旗生计，雍正还采取了诸如试行井田、增设养育兵、清理开户人，允许部分旗人出旗为民等措施，使八旗生计问题有所缓解。
就在雍正大刀阔斧加强皇权的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的弊端显露出来，矛盾越来越大，几成不可收拾的状态。
在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相邻地区，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他们文化、经济发展很落后，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使得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历代王朝都称其为“蛮夷”，一直采取羁縻政策。到元代，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与以前不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下的土司，一般都世袭，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觐，缴纳租赋，进贡一定数量的方物。中央如有征讨事务，土司须派兵从征。清初，沿袭此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仍采取土司制度加以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西南一直处于动乱状态，清政府因无暇顾及而对其采取“拉拢”政策，仍沿用土司制度统治，直至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才能够抽出手来治理西南。
在西南土司地区，等级森严，不可僭越。土司自称“本爵”，土民称土司为“爵爷”（俗称土王），其子为官儿、女为官姐，子弟担任官职的称“总爷”。土司所到之处，土民必须下跪迎接。在一些地区，土司对属民盘剥役使，随其肆意，广大土民如同牲畜一样，可以被土司随意转让或杀死敬神祭祖。如水西女土司在游乐醉酒之后竟以射人为戏。土司还把持民间诉讼。任何案件，不分曲直，以贿赂多少为胜负。而且有些土司还私设公堂，致使公民只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
土司拥兵挟众，不满足于对自己辖区内的剥削，还为了争夺辖区外的土地、人畜而战争。明代土司曾出现过对中央王朝的战争，清初虽无此事，但土司势力空前膨胀，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出现了许多辖地数百里，拥兵数万或数十万的大土司，如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氏、贵州水西土司安氏、四川乌蒙土司禄氏、广西泗城土司岑氏、云南丽江土司木氏等，都不仅拥有大量的世袭领地和许多军队，还拥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更有甚者，云南丽江木氏在其辖地私设邱塘关，肆虐百姓和过路人。而且鄂西容美土司还公然违抗朝命，胡作非为，土司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雍正即位之初，忙于巩固皇权，虽对土司制弊端认识很清楚，但无暇顾及，只是谕令陕、甘、四川、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督抚提督加强对其管理，但如何管理，他也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仲州家族的村寨建置营房，遭该寨抵制，建置营房被烧毁。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觉得事态很严重，主张用兵。此时，雍正巩固皇权的行动已近尾声，决心推行“改土归流”，命鄂尔泰督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