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红军经浴血奋战后渡过湘江。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界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同月，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乌江天险。敌人魂飞胆战，匆忙逃往遵义，并扬言死守遵义，决不给红军以任何可乘之机。
遵义，北靠娄山，南临乌江，位于贵州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之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攻打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继而向川南发展。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担起了夺取遵义的重任。团政委王集成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启发下，为减少伤亡，想办法、动脑筋对付顽敌。
1935年1月6日，天下起了大雨，地面泥泞不堪。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往遵义。“报告，距遵义30公里处发现有敌人一个据点，大约有1个营以上的兵力。”侦察员报告说。“全歼这股敌人，不准一个漏网。”刘伯承指示说：“否则攻打遵义的计划就会被敌人察觉。”当即，部队冒着大雨，迅速出击，很快就结束了战斗，全营除了被打死的，凡是有口气的，都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我们准备利用这批俘虏，来个以假乱真，化装成敌人，智取遵义城。”王集成政委将攻打遵义的计划报告刘伯承。“很好！”刘伯承微笑着说：“这就是多动脑子，运用智慧嘛。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不要露出马脚，让敌人看出破绽。”
夜里11点多钟，化装成敌军的红六团抵达遵义。“干什么的？”守城的敌人恶狠狠地断喝。“自己人！自己人！”俘虏用贵州话答道。“哪一部分的？”敌军还不放心，继续问道。“我们是外围营的，叫共军包围了，只有我们逃了出来，红军还在后面追赶我们呢，快救救我们吧！”这时，城楼上射下几束手电光，在战士们脸上扫来扫去，战士们装做一脸疲惫的样子，无精打采地聚集在城门前。守城的敌人确认这些都是“自己人”，于是派人将城门打开。“不许动，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们用枪顶住开门的敌人，敌人当时吓得瘫倒在地。1月7日凌晨，遵义获得了解放。
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这个会议的召开已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眼睁睁地看着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迭次失利，部队不断受到损失，被敌人追在屁股后面猛打，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血”的教训，使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由怀疑发展到不满与愤怒。
与此同时，高级领导层内也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张闻天较早地对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产生怀疑，不止一次地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王稼祥也渐渐地对李德表示不满。长征途中，他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商讨军事路线问题，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倡导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出席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将红军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等，并没有承认自己与李德在军事指挥民犯了严重错误。然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周恩来实事求是，指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方面的战略战术的错误。
稍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站起身，神情严肃又略为激动地讲了大约1个多小时，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并一针见血地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紧接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先后发言，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明确表明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
此次会议的重点批评对象是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李德的处境也非常狼狈。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下，只有他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他的军事指挥有误时，他一边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战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地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还总结了与国民党19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党中央采取同19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其抗日反蒋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19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机会。
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撤离遵义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闭幕后，党中央将会议精神传达给红军指战员。大家听罢，激动不已，许多年轻的战士高兴得连蹦带跳，使劲地拍着巴掌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又有盼头了！”“以后我们又可以连连打胜仗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