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把建议书扔到我的书桌上——当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眉毛蹙成了一条直线。
“怎么了？”我问。
他用一根手指戳着建议书，“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动的时候，得先问问我。”说完就掉转身走了，把我独自留在那里生闷气。
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我想。我不过是改动了一个长句子，纠正了语法上的错误——这些都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做的。
并不是没有人警告过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女人们，称呼他的字眼都是我无法张口重复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他本人要对前两位秘书离开公司的事情负责。”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越来越轻视杰克。我一向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当敌人打你的左脸时，把你的右脸也凑上去，并且爱你的敌人。可是，这个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杰克。他很快会把侮辱人的话掷在转向他的任何一张脸上。我为他的行为祈祷，可是说心里话，我真想随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情，我独自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他的办公室。我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就立即辞职，但必须得让这个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开门，杰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扫视了我一眼。“什么事？”他生硬地问。我突然知道我必须得做什么了。毕竟，他是应该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坐下来，“杰克，你对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来没有人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这是错误的，而我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错误的。”我说。
杰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时把身体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闭上一秒钟，上帝保佑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我想向你做出承诺：我将会是你的朋友。”我说，“我将会用尊重和友善来对待你，因为这是你应该受到的待遇。你应该得到那样的对待，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我轻轻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然后轻轻地把门在身后关上。
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杰克一直都避免见到我。建议书、说明书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时候出现在我的书桌上，而我修改过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买了一些饼干带到办公室里，留了一些放在杰克的书桌上。另一天，我在杰克的书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杰克又重新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的态度依然冷淡，但却不再随意发脾气了。在休息室里，同事们把我追至一隅。
“看看你对杰克的影响。”他们说，“你一定狠狠责备了他一通。”
我摇了摇头，“杰克和我现在成为朋友了。”我真诚地说，我拒绝谈论他。其后，每一次在大厅里看见杰克时，我都会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为，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之间的那次“谈话”过去一年之后，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当时我只有32岁，有着三个漂亮聪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细胞转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统计数字表明，患病到这种程度的病人不会活很长时间了。手术之后，我与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适的话来说的朋友们聊天。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许多人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还有一些人忍不住地哭泣。我尽量鼓励他们。我固守着希望。住院的最后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原来是杰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里，我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个小包裹放在我身边，里面是一些植物的球茎。“郁金香。”他说。我微笑着，一时之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咙，“你回到家里之后，把它们种到泥土里，到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发芽了。”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
我的眼睛里升起一团泪雾，我向他伸出手去。“谢谢你！”我轻声说。
杰克握住我的手，粗声粗气地回答：“不用谢，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到明年春天，你将会看到我为你选择的颜色。”他转过身，没说再见就离开了病房。
现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已经让我看了十多年。今年9月，医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经被治愈了。我也已经看到了我的孩子们从中学里毕了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在我最希望听到鼓励的话的时候，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说出来了。
毕竟，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要想让别人成为我们的朋友，你首先就要拿他（她）当朋友。正是在这博大的爱心支撑下，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另一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