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头的风气是什么？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在我数十年对故乡美好的印象中，增头的风气主要是重视读书，重视培养子弟。
增头人重视读书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明清时代先后就有多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人：一人名叫周仆先，约在清道光年间考得举人，后擢升为五品职官（相当于今地级市长），穿黄马褂；另一人名叫周仕林，约在清咸丰年间举进士，入翰林。传说周仕林自水田打喇土司之后，因水田土司与杂谷苍旺土司有隙，被苍旺挤兑排斥。遂家道中落，移居落业增头。周仕林幼时家贫，读书也十分懒散、荒疏。后因两件事激发了他的上进心：有一次其父带他到巴戈（地名）去捡牛粪。是日，浓云密布，阴暗沉沉，荒林下数尺之外不辨人马。其父教子心切，倏忽间消失在密林深处，只是远远地，或东或西地喊周仕林。周仕林从未经历此等处境，他十分胆怯、慌张。四处奔走四处呼唤，跑了半天，喊了半天，就是不见其父半点踪影……午后，云开雾散，四周山峦清朗如镜，林中鸟鸣花媚。他终于平静下来，顺着旧路赶回了家。衣服撕破了，鞋也跑掉了，身上的背篓也甩丢了。他哭得泪人一样扑在母亲怀里，不断地抱怨他父亲……父亲却平静而认真地说：“究竟读书好还是劳动好？”自此，周仕林似乎有了点触动，学习也认真多了，但是真正使他刻苦攻读、卧薪尝胆的还是另一件事情。有一次，本寨要召开一次村民大会（当时叫议话），要求人人参加。可是，当地一个小土目临时通知周仕林父亲不要去开会，照常去割草割蒿，并“好心”相告“开会你听不懂”。周仕林父亲十分憨厚，立即欣然答应。但是，幼小的周仕林听到此话后心里却非常气愤，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认为众人都有权参加会议，自己的父亲却被排斥，这是藐视人格尊严的行为。自此，他开始发奋学习，立志必须出人头地，让自己和家人都活得体面光彩。求学期间，家庭房地田产变卖殆尽，学业虽有成就，却已负债累累。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一举考得进士。为了报效父老乡亲，他放弃了在外升官发财的机会，自愿选择回乡办学。自此，增头有了自己的学堂。由于周仕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除了本方本土、邻村邻寨的儿童就近读书外，外乡外县（如茂县、汶川）的学生也纷纷前来求学。于是，“高半山，办学堂，大学儒，教童蒙”……一时成为奇闻佳话。据传，当时理番县的一位新任县官有些怀疑，西沟深山里哪有什么大儒？遂亲自出题设考。结果，周仕林凭借自身坚实深厚的学问，有问必答，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仅“人之初”三个字也讲解了大半天。县官当即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县官每次路经桃坪时，都要下轿面向增头遥遥地打躬作揖，以示对周先生人品才学的崇敬之情。
周仕林一生办学，可谓桃李满天下。由于他是“翰林学院”出身，终生与学堂相伴，逝后，人们尊称他为“学院”或“学老师”。直至今日，只要一说“学院”，大家都知道说的就是他，而他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但是有一点是世人公认的——增头的学风和文墨之气自此形成了气候。因此，在增头乃至桃坪、通化、汶川和茂县的相邻一带的读书人里，周仕林应该是一位极具影响的历史人物，是一位世代备受人们尊崇的先师、贤达。
增头人重视读书，较有典型意义的是修建书房和习惯藏书。
书房，乃是读书场所。这在江浙一带，在内地可能比较普遍。可是，这里曾经是边陲山野之地，修建书房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走到增头，无论穷富，无论房屋建筑是古老或是现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特意建造一处书房。这书房一般都修得宽敞明亮，又比较清静，适合读书人在那里用功。这种建筑用途现今虽然有所变异（如有的成为客房或新房），但是它的初衷就是用于读书的场所，这种用途是有渊源的，也是让人值得永远追怀的。至于寨子里的藏书也是由来已久的。农村人户未必家家有书柜，他们的书籍往往置于箱子里、货架里或者床头的靠板上，还有的捆成一摞一摞的吊在屋檐下。古旧书籍应该是丰富的。根据我妻子回忆，“文革”中她的父亲悄悄地烧了许多古书，焚烧后的余烬都有几背篓（他们家是周仕林的直系后裔）。“文革”后，寨子里的藏书渐少，尤其古旧书籍几乎焚毁殆尽，只是偶有传闻，例如什么《鲁班上下册》《马经书》《释比符咒》等等，民间仍有藏者，至于是真是伪也无法说清。不过，增头人喜欢藏书是历史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使读书人的产生成为一种自然或必然。
有书房，有藏书，自然就有爱读书的人，也就有无数培养子弟读书的故事。
传说当年“学老师”学成归来，举族尽欢。家中设宴款待亲朋故旧，临开席，端菜时无菜，其母从蒸笼里取出热腾腾的红顶子来，满座惊异。原来，为培养周仕林读书，家中田地财产耗费殆尽，亲朋们万分理解，纷纷捐助解难。
像“学老师”这样学成财空的事例举不胜举。当地有一句口头禅：一木成林，万木遭殃。说明学习的艰辛，学习必然付出的代价。这一点，大家认识得到，但是大家都又这么甘愿付出。多少年以来，多少代以来，增头人凭借下苦力，含辛茹苦地去培养子弟。他们把此举称为“盘娃娃”。这个“盘”字作何解释，字典上自然说得明白。但是我认为这个“盘”字只有增头人自己才能真正说得清楚。它的内涵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它必须用心血、汗水和眼泪去浇灌，它必须用饥饿、寒冷、酷热、风沙、贫病和厚如铜板的老茧去诠释。一只鸡蛋，管不了多少钱，但凑成篮，凑成筐，可以支撑娃娃十天半月读书，大家就凑呗；垫夹子，拐耙子，洗脸背篼至今看来是影响观瞻、陋眉陋眼的工具，可是在当年，它们就是川西茶马古道上极为常见的背夫用具。增头人正是靠着它，跋山涉水，一步一步把山货运到灌县，返回时再把茶包子运到雪山草地。但是他们也值，他们承载着希望和未来，承载着儿女们的太阳和月亮。
笔者兄弟二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们的许多同龄人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迫辍学。我们之所以成功地坚持下来了，全靠父母咬着牙关挺了过来。在那个年月，他们带着咸菜、馍馍，到荆棘丛中挖药，到数十里外卖柴，风里来雨里去，终于把两个娃儿盘出了头。事后，父亲还常感慨地说：“你两兄弟学一个字，就是我们父母身上的一根刺。”“一个字一根刺”，说得真好！好就好在它是增头所有盘娃儿读书的真实写照，也是普天之下为人父母培养子女的真实写照！
在增头，最神圣的事业是盘娃儿读书，最荣耀的事情是儿女学成归来。清朝同治年间，周敬堂考得秀才，首先到上寨笔者祖先神牌前焚香谢祖，行三拜九叩大礼（据说其祖先与笔者祖先同出一脉）。这种学成荣归、拜祖拜先的礼俗是增头极为普通的现象。直到今日，哪家后人有了出息，取得什么文凭学位之类，所有亲朋好友还会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祝颂成功。这似乎是一种人情礼义，更是一方人文传统——实质是当地人的价值观、荣辱观的一种体现。
在增头，十分推崇子弟们在外有前程，有出息，因此，外出的人大都比较上进争气。在家的平民百姓，虽然文化不高，但也十分讲究文化品位。许多人喜欢在田间地头看书看报，谈天说地，评论时政。有的甚至还喜欢咬文嚼字，穷究文理。一次，一位盲人老翁卧床在家，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遂问其孙外面雨下得如何？孙答：“外面雨很大。”老翁掂量思索一番后觉得回答得十分空泛，便叫他出去再作观察。其孙观察良久后回复：“外面的雨下得好像一根丝。”老翁听后，暗自咀嚼回味，哑然而笑。他不住地拍着床沿说：“一根丝，一根丝，极妙，极妙！”每逢春节来临，家家都习惯贴春联，挂灯笼。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最忙者也许是家庭主妇，也许是下街赶场的人，但是还有最最忙者，那就是写春联的先生。一个寨子虽然有多处书写，但是一家人也要写上七八副对子，手脚再麻利也都忙不过来。况且书写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尽展自己的思想才艺。或行或楷，或工或草，或虎踞龙盘，或杨柳春风，或万马奔腾，全在瞬间行笔，挥手处所得。除夕当日，春联贴出来了，红亮亮的纸上烘托出漆黑黑的字，再陪衬着地上的雪以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过年的气氛也才真正到家了。这时，写字的先生们才在每户门口游走观赏自己的作品。他们走走停停，点点指指，品说他人，权衡自己，好像在盘点一年的收获。主人们马上递烟端茶，浓浓的情，殷殷的意，全在春联背景下展示出来。别小看，这是一道人文景观，也是一种氛围，一种有根有源、增头独有的文化氛围。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增头人，既然浸濡熏染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必然也会飘散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芬芳来。
远的不用说，就仅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增头村人才成长的几个基本数据为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共105户468人，外出工作人员达136人，占全村人口的29%；外出工作人员中大学生38人，研究生2人，博士2人，占外出工作人员的30.1%，外出工作人员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0人，占外出工作人员的7.4%。这些数据应该是可喜而骄人的，是新中国党和政府关心培养的结果，是增头人几代乃至十几代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增头人重视学习，重视人才培养，独特的风气、独特的文化氛围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然而，前不久我实地走访了一趟增头，看到的却有些让我惊异和深忧。现今增头的年轻人普遍不喜欢看书学习，一有空就是赌。连上山挖药有人忘了打尖馍馍，却没有忘记带上纸牌、麻将。一有机会，他们就是哗啦哗啦，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搓，赌红了眼，赌上了瘾——赌博已成风。不可小视，这风气往往是此消彼长，赌风一旦形成气候，数百年形成的增头学风将毁于一旦。是堪忧，孰不堪忧？于是，我纪实性地写出这篇小文，以追慕古风，警示今人。尤其是后者，但愿只是捕风捉影或是杞人忧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