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自古以来就有经营畜牧业的传统。在古代，气候湿润的太子山麓林木繁茂、水草丰美、鸟语花香，具有得天独厚的经营畜牧业的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在农业社会和冷兵器时代，马匹成为极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无可替代的陆战之王，出于便利交通和守边御敌的需要，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养马业。在汉代，为了增加马匹来源，政府除鼓励农牧民个人养马外，还沿袭秦代的做法，设置养马专官，负责管理各地的马苑，以发展国家牧马业。汉代的36所马苑，遍布西北地区，牧养马匹30万。据《史记》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其时，河州地区属陇西郡，讲陇西郡“畜牧为天下饶”，自然包括河州在内。唐朝初年，政府在陇右设置了牧马监，并在陕甘地区分置8坊48监管理牧马业，经贞观到麟德40年的发展，唐朝的牧马达到70多万匹，足见养马业规模之大。及至宋代，除政府设立官营马监外，还推行“寓马于农”的政策。《河州志》记载，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韶为充实边塞，招募汉、蕃弓箭手8086人，屯守河州，近城河川地的弓箭手招自汉民，山坡地的弓箭手招自蕃民，人给地一顷，亦农亦牧，屯垦戍边。
河州也是中亚良马东来的重要通道之一。自汉唐以来，地处河州境内的积石关峡和老鸦关峡，历来是由西域方向进人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包括大宛国天驹良马在内的中亚及阿拉伯等国的奇产异物，经过河州而源源进入中原地区。维护这一通道的畅通，也成为历代王朝的一项重要国事。
唐开元末年，这一通道一度为吐蕃、胡人所阻。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廷派遣将军哥舒翰武攻屯守，使河湟地区复为通便。当时，着名诗人杜甫为此而写的《赠哥舒大夫开府二十韵》，在以澎湃的激情赞扬了名盖军中的右卫郎将哥舒翰功成河湟的战绩后，抒发出自此“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的由衷喜悦。宛马就是西域古大宛国的良马。宋熙宁中（1068-1077)，包括河州在内的熙河路，每年买马1.5万匹，以后增至2万匹（《宋会要·兵》二四之三七）。可以想见，当时河州的养马、易马业是何等的繁荣发达。
毫无疑问，有养马、易马业，就必定有牧马人和做茶马生意的商人，而这些牧人和商人，除了土着的汉、蕃农牧民和商贾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缘由来自大西域的牧人和商人。
有趣的是，不管是当地的土着牧人，还是来自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大西域的牧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姓“马”。汉人中的“马”姓人氏，相当部分是由于其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因从事养马、驭马职业而被部族首领或皇家赐姓为“马”；那么，新迁徙来的那些熟谙养马之道的西域牧人及至商人和工匠技艺，为何姓“马”的也很多呢？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入乡随俗”的缘故。由于西北地区的汉族养马人很多都姓马，所以，来自西域乃至中亚的各色牧人进人关内后，为了便于与华夏民族融合，因而采取入乡随俗的态度，随着当地的汉族马姓牧人也姓了“马”。其次是怀宗记祖（包括宗教上的崇拜）的缘故。非常巧合的是，很多来自大西域的牧人、商人和工匠技艺，他们祖先及至本人的母语名氏中，本来就有与汉语“马”同音或近音的部分。如，穆圣穆罕默德中的“穆”（与“马”近音），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马立克中的“马”，蒙古汗国时的使司阿合马中的“马”，元时回回火炮制造家亦思马因中的“马”，元时历法家扎马鲁丁中的“马”，元时回回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马扎尔台中的“马”等等，不胜枚举。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及门人来到华夏地域后，出于既入乡随俗又怀宗记祖的缘故，便欣然选择了“马”姓这一具有双重寓意的姓氏。这便是包括河州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十个回回九姓马”的历史缘由。
《金史》的一段记述，正是从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河洮地区牧马人的来源及取姓的史实。《金史》载，恒州刺史马庆祥，字瑞宁，本名习礼吉思，先世自西域来，宋宣和之季中(约在1122年），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后移居净州天山。马庆祥的曾孙马守常做诗自述，“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寥寥十数字，确凿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个祖籍在洮河西岸的马守常家族，其祖先本不姓马，自葱岭之西来洮西养马后，方取汉姓“马”，至今已有七代以上。马庆祥是金代的名将，史家理所当然地要为他立传，而众多的普通牧马人，那是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包括河州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确有为数不少的来自大西域的牧马人。
据此，我们便有根据作出这样的判断，从唐末五代起至宋初，大西域的色目人已开始落足河州，他们有的是来自葱岭东西广大地域的蕃胡商客，也有的是来自那里的牧马、易马人，其中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这一部分，成为古河州回族的先民。
元代是我国回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样也是河州回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在宋金以前，西域色目人还被关内人称为“蕃客”、“胡商”、“回回”的话，那么到了元代宪宗蒙哥时期，回回人正式入籍，称为“回回户”时，他们便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新的民族成分。回族之所以能够在元代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与元朝和回回人的亲密关系是分不开的。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并和他的继承者相继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正式遣使来华。此后，一批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国的使臣、商人，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两条通道来到中国，其中通过陆路来华的不少人定居在长安、洛阳、开封、保定、北京一带，通过海路来华的许多人留居在广州、泉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不仅仍有客商、传教者来华经商传教，还有不少客兵来到西北边地助夏帮元，攻击宋朝。
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时，已有一批中亚的穆斯林深人漠北。他们或在汗国从事边贸，或随蒙古军西征，或去中亚一带充当汗国使臣，成为深受成吉思汗信任的一支力量。不仅如此，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中，蒙古军又从中亚地区带回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色目人，其中有的是签军、有的是工匠、有的是学者，他们继续为元朝效力。由于回回人在大元皇朝中的特殊贡献，元朝统治者不仅给予了回回人极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将甘肃尚待垦殖的大片旷土赐予他们耕种，并给予“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的优厚待遇，同时，在主要尊崇吐蕃佛教的同时，对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也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拜佛，有人敬耶稣，也有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可见，元世祖对伊斯兰教是很重视的。从此，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回回族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见《明史·西域传》)的兴盛局面。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州这片与大元皇朝有密切关联的土地，仔细地寻觅遗留在这里的一切史迹吧。
很可惜，河州这个时期刻印成文字的有关历史记载是极少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人们当时在做些什么，这大概因为那时的官吏仕人们正忙于战争，实在没有一时半刻的记写时间；即便偷闲记写了，也许因为战乱兵燹而遗荡几尽。但是，物以稀为贵，越少越觉出它的宝贵价值。于是，录之如下：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三月，蒙古军破河州。是年，蒙古汗国置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治河州。
至元九年(公元1279年），四月，元世祖忽必烈诏于吐蕃，西川界立宁河驿(宁河即今和政)。
至元十年(公元1280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走进古河州
霾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7年），十月，忽必烈授都实为招讨使，经河州、宁河驿，出沙麻关西上探寻黄河河源。回程沿黄河返至积石州，一日至安乡关，一日至打罗坑，又一日至黄河人洮河处，然后东去兰州。
延二年(公元1315年），平章宣慰使钦察台重修宣圣庙殿阁厅，绘塑贤哲，继而宣慰使着思吉巴拨田瞻学，育养人才。
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二月，河州饥，发粟赈济。
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正月，以乞刺失思八班藏卜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兼管朵思麻等官军达鲁花赤。
至顺元年十一月（公元1330年），元廷“命陕西行省赈河州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
依据这星星点点的信息，加上通过对宋金以前河州概况的了解，我们对元代的河州，似乎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下面这样一幅草图。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大举南下，进攻西夏。与此同时，在1227年3月，蒙古军乘胜攻入与西夏毗邻的金国地域，相继占领河州以及积石州、西宁州。紧接着，蒙古汗国在河州设置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招抚吐蕃人，实行屯牧屯田，增加军需物品补给，从而使河州成为长期支持成吉思汗西征南下的一个重要后方指挥部和保障基地。在成吉思汗死后44年，忽必烈建成统一全国的元朝后，随着战争的减少，立即在包括河州在内的全国范围内，采取一系列诸如建立驿站、兴办水利、推广屯田、安置退役流散兵民等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并加强了对各地的管理控制……
毫无疑问，这只能算作是一幅草图，而且寥寥数笔，留白甚多。倘若要对其中的空白处加以填描，则需依靠世代相传的口碑故事和存在于现今的活的历史素材。
元朝留给河州的传说，有几则是值得一录的。
其一，临夏啤、苏、丁二世家的由来。话说在780多年前，成吉思汗20万大军西征，所到之处望风披靡。西征回师时，成吉思汗说，你们看，这地方的人多能干，能打仗、有手艺、会做生意，我们蒙古人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西征大军便将从中亚花剌子模等国俘虏的10万工匠编入“签军”，还有大量的回回军、商人及平民，一并随军到达中原各地。其中，河州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屯兵屯田的地方，西可征西域，南可攻巴蜀，东可平三秦，北可击西夏，许多军队、屯田兵就在这里驻了下来。过了几十年，元朝得了江山，天下一统了，皇帝下令说，现在不打仗了，各地的驻军屯兵就地入社，改军为民吧。这样，从西亚及中亚地区过来的这批人，就在这里落籍为民，以后在逐渐和当地人通婚融合的同时，继续保留着自身的特点，以类似现在教坊的方式聚族而居，从此便有了回回民族。当时，元朝有个大臣叫赡思丁·纳苏喇丁，他的先祖是伊朗布哈拉人，这个大臣的家族和部众的许多人就驻在这里，驻军随处入社编入民籍后，他们这批人分为三个支系，每个支系各取纳苏喇丁中的一个音译字为姓，现在分散在临夏各地的喇、苏、丁三姓，就是从那时起住下的三个世家。
其二，安西王阿难达的部众避乱河州。元世祖忽必烈有个孙子叫阿难达，从小被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收养。由于受到收养人的教化，阿难达长大后不仅阿拉伯文学得好，也很熟悉《古兰经》，成了一个笃信真主、谨守五功的穆斯林。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71-1294年），也就是距今700多年的时候，阿难达继承父位，当了安西王，当时的安西王府就在现如今西安的北郊。阿难达当了安西王后，不仅自己笃信伊斯兰教，而且在他管辖的地域内，包括现今的陕西中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南部和河西等地，以及在这些地方所驻扎的军队中，大力传播伊斯兰教。经过阿难达近30年的倡导，不仅他的部众士卒15万人中，有一大半信了伊斯兰教，而且当地老百姓很多也饭依了真主。后来，阿难达造了反，要夺皇权，结果事情败露，他和他的属下30多人，有的被杀，有的被赐死，其他部下都遭到了镇压。这时候，屯驻在河州一带的阿难达的部众，大量逃至山高沟深的偏僻地区，过着艰辛的生活。这部分人的到来，使河州四乡的回回人比先前又增加了许多。
至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说，经过元朝100多年的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一个具有明显民族特点和坚定宗教信仰的回回族，从此在河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初步形成了。
四
明朝对于河州回族来讲，堪称是一个由初步形成走向稳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明朝实行了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元朝中晚期，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华夏四方到处怨声载道、民变不断。朱元璋从自己艰辛屈辱的经历中，痛感实行民族平等、化解民族矛盾的必要，尽管他领导的农民起义起先也提出了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口号，以唤起中原广大民众的反元斗争热情，但在即将取得政权时，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随即转而提倡民族团结的思想，以实现元朝基础上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目标。
朱元璋尽管后来给回回族也设置了一些禁令，但总体上说，他还是十分重视处理好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元朝皇亲宗戚和众多色目人的民族关系，以期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初创政权。他经常对他的部下说，元朝不把汉人、南人一视同仁，造成天下民怨鼎沸，揭竿而起，可绝不能以牙还牙，这样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利。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要回京师，临行前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辞送。朱元璋对徐达等人说：
“中原之民，久苦兵革，朕欲拯水火，故命卿等北征，非得已也。唯是元之祖宗，入主中国，天实命之及其子孙，罔恤民艰，始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每观前代革命之际，屠戮如仇，违天虐民，朕不忍也。诸将克城之日，勿掳掠，勿焚荡，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宜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成朕伐罪吊民之志。”（《明通鉴》卷一·纪一）
这次谈话，就是着名的北伐檄文的底本，为以后实行较为开明缓和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对伊斯兰教同样采取了宽容政策，并在用人上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够一视同仁。明代开国功臣中，常遇春、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等，都信奉伊斯兰教，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故民间有“十回保朱”之说。对回回历法，朱元璋更是赞赏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