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大自然的熏陶。“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都市发展中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人的这样的生存空间的剥夺。这也是现代城市教育的最大缺憾。而在这方面，农村教育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我因此向许多城市里的年轻父母建议，一定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去，不是走马观花的猎奇式的旅游，而是实实在在生活一段时间，和农村的小朋友一起在泥土里打滚，在山野间疯跑，接受乡村野趣与野气的熏陶，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对城市孩子的身心健康，是绝对需要的。“西部阳光行动”的有些大学生从小在城市长大，现在第一次到农村，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的童年缺少了这一课。他们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城市里的孩子有很多很多遗憾，他们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在这样整齐的梯田中品尝这美味的烤洋芋，在这空旷的山野中畅快奔跑——”(参看《西部的家园》），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教育提出的一个警示。当然，如果有条件农村的孩子也应该到城市去看他所不知道的更广大、更丰富的世界，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是应该互补的。
乡村生活还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很大影响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全家人在一个庭院里，朝夕共处，邻里间鸡犬相闻，来往密切，这就形成了充满亲情、乡情的精神空间，自有一种口耳相传的、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育方式，这对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鲁迅曾写文章深情回忆：“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语的猜谜语”。我想，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这确实是终身难忘的生命记忆。而在都市的公寓式的居住空间，公务员、公司职员的家庭空间被挤压的生活方式里，这样的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教育空间、氛围也同样被挤压了。
对以上所说，湖南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的刘铁芳教授有一个精辟的概括，我的分析就是受到了他的启示。他说：“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选入（守望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既是乡村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其特殊优势。而在我看来，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乡村教育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就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对城市教育也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我们自己却把它丢失了，这叫做“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当然，也有人批评刘教授“把原有的乡村教育理想化了，是不是在削弱引导乡村少年走出乡村世界的正规书本教育的重要性”。我想这可能包含了某些误解。农村学校教育显然仍是以正规书本教育为主，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使农村青少年走向超越本土的更广大的世界，接受民族与人类文明结晶的基本途径，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当然，这样的批评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不可将乡村文化、教育“过于理想化”，它也是自有其不足与劣势，需要向城市文化、教育吸取与借鉴。我们一定要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是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其互补性。而其前提，就是要承认：“从人的心灵乃至智慧发展的视觉来看，显然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承认和尊重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各自特点。（以上讨论参见刘铁芳：）就乡村教育问题答晓燕女士，选入《守望教育》。而介于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特点的忽视，我们今天在发展农村教育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吸取乡村本土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教育资源，开发农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是完全有必要的。
但这样的呼唤却很容易被看作是过于理想化的，因为这样的中国农村的传统教育资源正在日趋萎缩：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地方文化传统（包括民间节日）的失落与变形，农村自然环境的污染，农民工的大量外出造成的农村家庭与农村生活的空洞化，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农村三大社会、文化、生态经济问题，它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与冲击是明显的。但这也反过来证明，恢复与发展农村的内在教育资源的迫切性。
这同时提醒我们，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和农村本土文化的重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的相互补充与推动。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乡土文化的研究，整理，重建，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农村教育提供内发性资源；同时，通过教育使本土文化传统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并唤起保护自然环境与家园的意识，并把这样的意识代代相传下去：这都关系到农村长远的健康发展。
这里我要特别谈到“乡土教材”的编写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所提出的农村教育、乡土文化建设与自然保护三者结合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如杨东平教授在这次论坛上所强调的，这也是一个教育的地方化问题。在最近的教育改革中规定了10%的“校本课程”，这就为乡土教材进入课堂，教育的地方化提供了一个空间。如何编写乡土教材，如何开设校本课程，这都是形成农村教育自己的特点的新的教育课题，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再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五、重新认识农村教育在乡村建设和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实际上还内含着一个农村学校在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这也是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我在贵州参加安顺九溪村的文化建设（那一带保存了从明代江南地区传来的独特文化叫“屯堡文化)与乡村建设的学术讨论会，谈到了农村学校里的老师在乡村建设中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老师们对此有不满，却不知道如何参与：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深思。记得当年晏阳初、陶行知他们就提出过要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中心的设想，这样一个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与探索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农村学校不仅要把学校自身办好，而且也应该积极参与乡村改造与建设工作，农村教育不应是自我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要发挥学校的外扩性的影响与发射作用。
这里或许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乡村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支撑作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乡村教育”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乡村“学校教育”，这是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代乡村社区教育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即所谓“村民教育”。我们说乡村建设与改造，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但农民要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另一就是要使农民接受现代教育，包括公民教育，文化、卫生教育，科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地方文化传统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法律教育等等，成为具有现代意识、觉悟与知识的现代农民，这才有可能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学校应该把国民教育与社区教育统一起来，同时担负起村民教育的任务，通过办夜校等方式，使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成为乡村社会“家园”的象征与载体。而乡村教师也自然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成员，乡村建设与改造的骨干力量。当然，这样的任务仅仅依靠学校教师是完成不了的，需要有乡村政权、乡村教育自治组织与学校的相互配合。这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更需要具体的实验。这里只是提出一个理念与设想，也算是我的农村教育的一个梦想吧。
六、重新规划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
这同时就提出了一个对乡村教师的培养目标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乡村教师不仅是一个乡村教育人才，而且应该是乡村建设与改造人才。
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20世纪的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着名的大学就曾经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纪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他说“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话包含了两个意思：乡村建设是一个科学的事业，它需要有专门的人才（而大学教育义不容辞地应担负起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任务，这本身就是大学教育的一场革命。我想，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在当下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不敢有过多的奢望，但是不是可以提出，在地方院校，至少在省）市师范院校的教育中，要以乡村建设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之一。
这里，我想介绍我曾经任教过的贵州安顺师范专科学校的“村社挂钩”的经验。他们与前面提到的九溪屯堡保持长期联系，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成立“屯堡文化研究”的课题组，先后做了三年的入村调查，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直接参与九溪的乡村建设，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村精英，联系开发项目等等，这也就同时充实了他们的调查内容。最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指导下，写成了《屯堡乡民社会》-书，作为“中国百村调查”国家课题的一部分，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得到了社会学研究界的高度评价。他们又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促进了学校的课程建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一支青年骨干教师，促进了师范教育与乡村文化研究建设的结合。在我看来，这一“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是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市省级的大中专学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
下面我想更具体地来讨论一下关于西部地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家都已有了共识，就不必多说。我要讨论的是，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培养应该有一个统一规划，建立一个新的结构。
我设想，似乎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现有农村教师的培训在这方面，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这次论坛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做农村教师培训的试验，这里就不再做讨论。
这些年关注农村教育的人逐渐增多，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的支农、支教活动，这应该是城市反馈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乡村支教体系，使它更有规模与制度化，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有效沟通。可以把大学生志愿者也纳入这个体系。这应该是乡村教师队伍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不可低估。
我想着重讨论的是，如何就地培养能够在农村待得住、又能胜任农村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是农村教师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与骨干力量。因此，有些有识之士提出“师范教育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灵魂，是改变贫困与落后最有效的途径”，这是抓住了要害的。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不重视，而且有取消师范教育的趋势，这些年师范大学纷纷向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发展，这是很让人忧虑的。这里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不承认教师是一个专业，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训练，以为只要具有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水平，经过短期的教师培训就可以胜任教师工作。这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造成了教师选用上的唯文凭倾向，出现了非师范生比师范生更容易被选拔为教师的怪事。
在师范教育中，这些年出现了取消中等师范教育的趋向，这在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界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尚立富他们到农村调查，许多校长、老师都反映，“中师教育在西部地区是比较适合农村教育需求的，中师生在现在很受基层校长的欢迎”，现在农村教师中的许多骨干教师都是老中师生，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有些老教师因此担心若干年后，就会出现断层，没有完全适合农村学校发展的老师：这并非杞人忧天。一位从师范毕业被保送到北京的研究生说得很好：“中师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特色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长期以来，中师教育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它为广大的农村培养最基层的师资，是培养地方资源最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基于中等师范教育的教育体制，它没有高中的升学压力，也不像专科院校强调‘专’字，由于是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中师教育一直以来都重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体育、舞蹈、音乐、绘画、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普通话、教育学心理学，样样都有所涉及，这是最适合农村小学教育的需要的，最后受益的是学生。”
我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在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先是卫生学校，后是师范学校教语文，就是为所在地区的广大农村培养卫生与教育人才，学生的最大特点，一是进校时毕业后去向就很明确，都安心于在农村工作，呆得下来二是所学与农村所需相符合，专业基本功比较全面、扎实，因此能胜任工作三是没有多少好高骛远、见异思迁的想法，工作踏实、勤恳，受到基层领导、农民与家长的欢迎。一直到今天，这个地区卫生、教育两个部门的许多基层领导、骨干都是我们当年的学生。应该说，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中等学校教育是成功的，一是目标明确，面向农村，二是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比较切合农村实际，这确实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因此，在我看来，对中等教育，包括中等师范教育的削弱以至取消，是反映了在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上的某些问题的一心只想所谓“与国际接轨，和世界同步发展”，而忽视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忽视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实际，西部农村教育的实际。现在这样一味强调教师的学历，并有统一的硬性规定，至少是不切合西部农村教育的实际的。有的老师说得好“在农村教书，文凭是次要的，关键是能力，文凭不能代替能力。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眼光来看农村，不能用城市的标准来要求农村，我们提高文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而不是追求一种形式”。如果我们为追求文凭，而否认在过去曾是，现在以及将来相当一段时间都应是培养农村教师的主要基地的中师教育，那很有可能如一些老师所尖锐指出的：“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因此，我主张农村教师的培养仍应以中等师范（主要培养农村小学教师）与专科师范（主要培养农村初中教师）为主体。而且应对这两类师范教育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全额免费，并包分配，学生则与学校、政府签订合同，保证毕业后到农村任教三至五年。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贫寒子弟的求学问题，更可以吸引一大批农村的优秀青年入学，并能够返回到农村去，使农村学校得到稳定而合格，甚至高质量的老师。这样的培养基地，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职教师的培训体系，城市的支教体系相结合，就可以形成一个培养农村教师队伍的合理格局。
以上所讲，都是这两天听了各位西部农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以及多年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专家的发言以后的一点心得，也是看了“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所做的西部农村教育调查报告以后的一些体会，也可以说是我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初步思考，以及形成的一些理念与建议，可能理想的成分比较多，仅供参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