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禅方面，惟则继承了明本的传统，主张看赵州狗子佛性话头，单单看住一个“无”字。在他看来，“赵州道个无字，开口见心肝”，因此参禅只须从这个“无”字人手，便可以工夫圆熟，获得解脱。在一次蒙汉官员到狮子林设斋请普说时，惟则做了看“无”字话头的开示。惟则首先给了这些官员以褒奖，说他们“身历宪台，法柄在手，声光赫赫，震耀海内。同来会中，亦有据要路而握政纲者，有人帅阃而持军麾者，有居幕府而司案牍者，有任教官而为文章伯者，皆是宿生曾向吾门履践，故其正念炳然，不为富贵功名之所掩，乃复相率过我师子林，咨决禅宗向上一着。”在给这些蒙汉官员戴上“高帽子”之后，惟则这才把“无”话头交给他们。他说：“然我这里别无指授之方，但请个个参取个‘无’字话头，却不妨向出司按部、莅政牧民、偃武修文处时时提掇，密密觑捕。到惟则狮子林去的有不少是当时的达官，惟则给他们的开示往往频频征弓祖师公案，娓娓说来，循循善诱地开导他们。在这里，惟则居然给达官们也开示看“无”字话头，可见他对明本的看话禅传统的如是继承。
与历代祖师一样，惟则同样认为学人的觉性是本具的，是“妙圆觉性本自空寂，平等清净廓若太虚”的。至于学人觉醒开悟的时间之所以有早晚，那是因为“情识从觉性转变而生，情识如形，缘业如影，情识一生缘业即现”。然而，作为学人的觉性其本身只是你日用常行、见成受用的，强而名之唤作‘自性天真佛’，又唤作‘自己主人公’”。在此基础上，惟则建立起了他的心性关系理论，那就是“性为心之源，心为法之源……无一法不自心源变现”的理念。在确立心性关系之后，惟则也便把参禅的要诀给提出来了。他认为：
夫参禅学道，本无他术，只消痛念生死事，发大勇猛心，将自己胸中妄想、妄念、恶知、恶觉尽底掀翻，一刀两段，直得净裸裸、赤洒洒、孤边迤、峭我巍地。然后将祖师一个公案猛提提起，教他常光现前，壁立千仞。行也如是，坐也如是，着衣吃饭也如是，迎宾送客也如是，今日也如是，明日也如是。如是如是，捱到结角罗纹处，行到水穷山尽时，因的一声，豁然开悟，即此是发明大事时也。发明之后，更须就作家炉鞴，本分钳锤，煅炼一回，无丝毫渗漏，方许得解粘去缚。
这段文字已经把惟则的看话禅基本理论给表述出来了。但在具体看话头做工夫的运作中，惟则又特别强调“正信”，他甚至还把看话头过程中出现的用力不能落到实处的现象，也归结为没有提起“正信”。在他看来，那些学人虽然在“理”上明白，但在修行上却“承当不得，及乎教他提话头，话头提不起；教他做工夫，工夫做不上”，无非只是“正信之心不真不切故尔”。惟则认为：在参禅过程中，“信为根本”，一切佛法由此发生，一切圣贤由此趣人。在此基础上，惟则进而提出信心的三个要点：
信有三种：第一须信自己与诸佛、诸祖本同一体，一切现成，若非语(悟）证一回，只是个迷妄凡夫，生死岸头决定不了。第二须信佛祖留下一言半句，灼然有个悟处，若非真参实究，勇猛精进，决定无自悟之理。第三须信世间名利、妄想、攀缘政（正）是障道之本，若非和座掀翻，扫踪灭迹，决定无参学之分。有能如是信得，稳稳当当如一座铁山相似，一切妄缘妄境穿凿不入，摇撼不动，管取日用自然得力，而发明大事有曰矣。
在这三种信心中，第一是自信，这便确立了学人参禅得道的可能性，也是历代祖师在开法中所屡屡强调的；其次是信佛祖言句，因而能在看话头的具体运作中提得起；再次是信名利等妄缘障道，以故在修学中放得下、破得尽。在建立起这三种信心之后，惟则进一步对正信的程度提出了标准。他认为：“诚也者信之极也，信而至于诚，则大本有所立，而道可成矣。”那么，如何来检验这个“诚”字呢？对此，惟则认为：“真之至故无妄，纯之至故无杂，常之至故不息”，于是他提出了无妄、无杂、不息这三个标准。而在这三者之中，“无妄者，诚之存乎理体也；无杂者，诚之形乎事相也；不息者，诚之应乎妙用也。”
综之，主张看“无”字话头，而在看话头的过程中，要求学人建立起牢固的信心，乃至达到儒家在《大学》中所说的“诚”那种程度，从而使看话头的用功落到实处，这些应当是惟则在禅法上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他在《宗乘要义》中虽然对五家作风举例做了长篇描述，但并无特色，唯独其中的“临济痛快，伪仰谨严，曹洞细密，法眼详明，而云门高古也”的概括，颇为后人所认同。
不管怎么说，惟则都不能算是纯粹的禅师，他对教中其他宗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作风，使得他作为禅师的特色几乎完全消失了。首先，在对待佛门中其他宗派的看法上，明本主张“四宗(禅、教、律、密)一致”，元长主张禅密一致，而在惟则这里提出了三宗一致的观点。在惟则看来，“无量法门，开而言之有八万四千种，总而论之则有三宗，曰教宗、禅宗、律宗也。”在他所认为的教宗、禅宗、律宗三家中，律宗的作用在于“检束身心、防非止恶”；教家的作用在于“广说大小顿渐修证法门，或说布施等六波罗蜜，或说广种福田，或说广修德本等”；禅家的作用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气惟则之所以敢于把佛教中的宗派以三宗统之，竟然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密宗排之于外，殆以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元初情形大异之故。惟则的开法处在元代，蒙古统治者在实施了一段高压政策之后，也逐渐地接受了汉文化，南方的禅宗在战胜了道教李志常之后，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以故给惟则的这一提法提供了一定的说话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惟则的这三分之法，到了明代，居然成了佛门的定式（明代佛教分成禅、讲、教三等），只是分类内容稍异而已，这也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诚然，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密宗多加指责，因为这个宗派主要在藏地弘传，是佛教与藏地民俗结合的产物，只能将之列人藏传佛教系统之中。而在汉传的佛教系统中，用教、禅、律来区分教中宗派，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在唐代有金刚智、善无畏等密宗大师在弘法，但毕竟法脉中断已久，绝不似禅宗这般师承明了，因而并不代表汉传佛教的主流。
本着三宗一致这一原则，惟则对于教中经典广泛涉猎，并有经疏着作问世。他曾经设七日华严法会，自己每天升座讲解华严教义，阐述法界缘起的华严教理。惟则认为，在四圣（诸佛、菩萨、缘觉、声闻）与六凡(天、人、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十个法界中，“本无自体，本无自性，亦无自种，亦无自根，皆唯一心之所造”。学人如果进人这样的佛之境界中，便会获得华严法界无尽的体验，那便是一种“空有迭彰，理事无碍，一多相即，小大互容”的境界。“由是观之，一尘一毛皆佛境界，一沙一滴皆佛境界，一四天下，一大千世界，乃至佛刹微尘数华藏海，皆佛境界也。
在体验了华严法界的基础上，惟则在讨论空有境界时，又对天台教理作了兼容。他认为，面对诸经中或说空，或说有，或说不空不有的现象，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那是因为“吾佛常依二谛说法，法说随机，不守一途方便”的缘故。因而在认识佛法的过程中，“偏空偏有固非实法，不有不空亦非了义”，“若夫直示一心妙圆性体”，就必须明白“四义”。所谓“四义”，就是指“当处即空，全体即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如此方可体会“空则不动不变，不立一法；有则随缘变现，诸法宛然”的实相。在这一基础上，惟则进一步拟配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与“三谛圆融”教义，从而对空有进行诠释。他认为：“以真、俗、中道三谛配之，真谛空也，俗谛有也，中道诗非真非俗，即真即俗，同彼双离空有、双即空有者也。应知离即不二，一四互融，举其一则四义具焉，言其四则其体唯一，此乃人人本具之性理也。在此基础上，惟则进一步从修为的角度提出了“三谛圆融”的看法。他说：
修法固多，且以空、假、中三观论之。空观观真谛，假观观俗谛，中观观中谛，而中观有双遮空假、双照空假之二义也。遮照相须，一心三观，观智谛理，理智一如，是名性修不二、圆妙之教法也。原夫别传之学，虽曰教外，然亦未尝外乎教理，特其功用趣向之稍别耳。
在惟则眼里，不但天台的“一心三观”与禅宗的直指心源、见性成佛是毫无差别的，而且还认为禅宗虽然说是“教外别传”，但其内涵仍然是从教理出发的。这一说法对于禅宗高扬“别传”，忽视教义的偏颇固然有一定的纠正作用，但像他这样过于圆融华严与天台的做法，必然也会使得禅宗自身的特色消失殆尽。
然而，惟则不但认为“三教一致”，而且更加主张念佛往生净土，他在禅净结合方面作了大量的宣传。为了确立净土教义，他首先提出了游魂之说，从而让净土的教理更加能够站稳脚。他认为，修行如果不彻底解脱，则“忽尔三寸气消，眼光落地，百骸既散，万事俱休，一个游魂随业受报，岂不是虚生浪死甘受轮回者哉”。为了不让自己死后的游魂受罪，就必须努力念佛，使自己的灵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惟则看来，“参禅为了生死，念佛亦为了生死，参禅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念佛者达惟心净土，见本性弥陀。既曰本性弥陀、惟心净土，岂有不同者哉！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惟则大力宣扬他的“惟心净土”理论。在他认看来：“净土惟心，心外无土，此惟心之土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四维上下含摄无余。”35他由此又将净土标列四种，即常寂光、实报、方便与同居，而在同居中又有秽、净之分。而四者的关系是“常寂为总，余土为别；常寂则一，余土则多，彼弥陀极乐则又同居净土之一耳。”
作为惟则本人，他的晚年至少是完全奉行净土的，在他的《水西原十首并引》中，交代了自己对后事的打算。他对自己的塔墓建造有详细的安排，其中特意交代了“塔之正体南为门而洞其中，以安无量寿佛，佛高一尺有六寸，紫石琢而黄金涂，使天人鬼神知所敬仰”。为了标榜净土法门的利益，他甚至还不惜援引（或许是杜撰）永明延寿的“四料简”来加以说明。他说：
故永明寿禅师禀单传直指之道，而亦兼以净土化人，乃作四料栋偈。其略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此岂自贬其禅耶？盖随机设化，或抑或扬，亦且使禅者知净土之不必疑也。至若天衣怀、真歇了、死心新、长芦赜、圆照本诸大禅老，兼行净土之化，不约而同，是皆善达惟心、不局乎禅者也。
永明的“四料简（拣厂，并不见于延寿的众多着述之中，也不见于此前的任何禅师着述之中，唯独在惟则这里第一次出现。其中是否包含了惟则杜撰的因素，笔者虽不敢肯定，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然而，以贬抑自宗，从而实现抬举净土宗的目的，这在一位初机禅者那里都是不应当有的，何况像永明这样的一代禅门宗师。况且，“法无高下”，像惟则这样分别取舍不已、纠缠于是非优劣之中，应当早巳堕人野狐外道之中了。以上这些无疑是惟则一生的罪过，也是他死后湮没无闻的真正原因，自然也是后世禅家所不可不引起重视的历史教训。
要而言之，惟则的在生那段时间应当是绚丽以极的，他广交达官，建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狮子林（在欧阳玄的《记》中有详尽的描述〕，以养尊处优；他的语录文字也早在他生前便付梓问世，并由达官贵人作序、作记，也可谓荣耀一时了。但他以稗贩禅宗作为换取一己荣利的目的，故而身死名寂，后事不为人所闻，这是因果律的必然归宿。在教理上，他也并不是纯粹的禅者，他在杂取华严、天台诸家时，势必会失去禅宗自身的特色。特别是他晚年耽于净土，又把他一生唯一可取的教理思辨特性扬弃干净，使之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杂牌货”。有鉴于此，笔者聊书数语如此，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