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梅勒的作品进一步把性表现为暴力和杀戮。米勒特认为，诺曼·梅勒的作品比劳伦斯和亨利·米勒更进一步，使得暴力和杀戮成了“男子气概中固有的甚至必需的”492。在梅勒的笔下，性就是战争，两性之间的矛盾之不可调和到了战争不能解决的地步，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的自我。
（4）与以上三位作家不同的是：让·热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
热内从小过着弃儿的流浪生活，后因行窃入狱，在狱中被犯人欺凌，沦为男妓，因而热内的主人公具有明显的女性属性。米勒特指出，热内的女人属性“总是假装着为男性服务，实际上却是在兴高采烈地讽刺和背叛它”493，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叛逆在向着革命的立场转变，“女性或被压抑者的思想被进一步带入了其他的政治氛围：种族、阶级和集团”494。
在热内最后创作的三个剧本中，其主人公由叛逆者彻底转变为革命者。而且，女性的卑贱和自我放弃的态度“变成了反抗的、毫不妥协的全新态度”495，并进一步演进为“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者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女侍、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下采取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496米勒特高度评价了热内的创作，认为其作品证明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正是性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的统治手段。她说：
热内的作品证明了性角色极端武断和令人憎恶的本性：在背离了它们通常的生物学上的含义之后，“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些语汇表达出的已是赞誉和谴责、权威和服从、主人和奴隶之类的差异了。497显然，这里的对抗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反抗启示。
在《性的政治》中，米勒特一反当时盛行的新批评派反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将社会、文化、政治和作者的功能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米勒特主要是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入手，来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498这种对文学文本的政治性和文化现实的联系的强调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但是，米勒特的批评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简化了作者、文本和现实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米勒特把作品看作是作家个人的自传，在评论中常用作者的名字直接代替其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不过，米勒特毕竟以其特有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姿态和批评方式，为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其功绩是为很多人所赞叹的。
（二）第二期：构建女性文学史
1、卡普兰的理论为文学史重构提供了新视角。
锡德妮·简尼特·卡普兰1975年发表了《现代英语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作者以20世纪前期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弗吉尼娅·沃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作出全新的解释。譬如对现代主义，一般文学史着作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工业化的高速进程带来普遍异化、文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和对维多利亚主义的反叛等角度加以描述，但作者却别出心裁把现代主义的形成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她以英国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刊物《自我主义》为例，认为它是从女权主义杂志《新自由妇女》发展而来的；再如现代主义力作《荒原》、《太阳照样升起》等在文体、风格和结构等方面的实验，都与女权运动带来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新变动及性的觉醒和骚动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卡普兰的这种分析一方面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莫尔斯重视女作家间的互读、文学批评系统的开放。
《文学妇女》（1976）在回顾和梳理女性文学写作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其作者艾伦·莫尔斯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她逐个研究分析了18到20世纪英、美、法被称之为“伟大”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比切·斯托、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薇拉·凯瑟琳和G·斯泰恩等人的创作，把她们看作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女作家先驱，认为她们的作品汇成一股和男性主流文学传统不沾边却同样不断前进的湍急而强大的潜流，形成了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女作家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信心。该书还考察了女作家之间相互的友谊和兴趣，认为正是男性社会的排斥促使女性作家相互关注、互阅对方的作品，这有助于女性创作的进步，作者指出：“对女作家来说，那种通过简单地从男性文学成就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已被阅读互相的作品取代，已被一种密切的交混回响的阅读所代替”；“就以奥斯汀为首的女性作家而言，女性作家是她们的主要传统”，即使到了20世纪，“妇女好象仍然从加入在不断扩展的女作家的队伍中获得好处”。499在莫尔斯看来，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传统和影响正日趋壮大。该书在批评方法上，也突破了新批评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但该书的缺点是略嫌零乱、不系统，但它作为率先寻找、探索女性写作传统的开拓性着作，对后起的女权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3、吉尔伯特和格巴结合19世纪文本来关注女性在男性文化压抑下的挣扎。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这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的女权主义名着，时至21世纪的今日，该书的读者依然很多，其影响甚为广远。《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了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作者指出，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歌德笔下的玛甘泪到帕莫尔笔下的“家中的天使”等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她们都回避着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他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500作者认为，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他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
作者又分析了男性作品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妖女和恶魔，如斯宾塞笔下半人半蛇的Errour、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奈瑞尔和丽甘、萨克雷笔下的蓓基·夏泼等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的人物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可见，在吉尔伯特和格巴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这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该书另一个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汀到爱米莉·狄金森等19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他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作家中都出现了像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那样的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之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叛逆的作家本身；但是，这一反抗男权中心的思想和意义却是在表面顺从男权主义的形式下实现的：“这类作品的表层含义模糊或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理解的意义层次。这些作家以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的权威，这是一种何等难以完成的任务啊！”501总体来看，《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方面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以一种新的女权主义视角重新阐释了19世纪一些着名女性作家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4、肖瓦尔特
伊莱恩·肖瓦尔特（1941-）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他197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大学任教。很快，他找到了把自己所从事的妇女文学研究的兴趣与女权主义的思考结合起来的途径，从而感到了文学批评真正能发挥“论争的力量”502。肖瓦尔特的这种对女权主义的兴趣与思考，是在他自幼受母亲为自己所受不公待遇而积累起来的愤慨情绪的影响下产生的。
（1）《他们自己的文学》对女性文学史的研究
肖瓦尔特于1977年出版的《他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①关注更多的容易被忽视的女性作家的书写痕迹。该书与莫尔斯等人在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再把女性文学传统仅仅看成少数几个“伟大”的女作家和她们作品的突现，而是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有青史留名的大作家，也有被湮没的一般作家，应该同时注意到历史上“女作者的文学声誉稍纵既逝的现象”和“一小群女作家在世时几乎不停地在文学上走红，身后却从后世记录上消失”这样的事实；由于60年代以前忽视这些事实，造成“每一代女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没有历史，而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唤醒自己的女性意识”。“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503便是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以填平勃朗特、奥斯汀、艾略特、沃尔夫等大作家之间的断裂和鸿沟。由于该书发掘了许多过去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家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着作”。
②女性创作三段分界。相对于上述第一个贡献，该书的另一贡献是把女性传统文学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504，同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和女性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女人气。之所以被命名为“女人气”，那是因为1840-1880年间的女性文学主要是对主流文学的模仿。英国妇女写作力图达到男性文学的成就，并把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假定内在化了。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女作家普遍采用男性笔名，这种伪装对叙述的声调、措辞、结构都产生了一种没有规律的压制。因此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文本是模棱两可的、游离的、反讽的和自我颠覆的，人们必须在字里行间读解文本中可能丢失或隐藏的意义。
第二阶段——女权主义。在1880-1920年间，以妇女赢得选举权为标志，妇女试图改变先前被同化的地位，妇女文学开始表现女性被扭曲的地位和个人。典型例子是19世纪末为反抗男性社会的政治、法律和工业机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亚马逊人的理想国——一个根植于英美文化的完美的女性乌托邦。
第三阶段——女性。自1920年开始，妇女开始放弃模仿与反抗这两种同是依赖性的模式，转向把女性经验作为创作源泉的自我确立阶段。
概而言之，这部着作《他们自己的文学》在理论与史实两方面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有较大突破，阐述女性文学在文学领域从依附到觉醒的历史过程，在探索英国妇女文学史方面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2）“妇女批评学”理论的建构
①《迈向女权主义诗学》对女权主义文学研究的两种划分。
肖瓦尔特的这些研究，也显示了女权主义批评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她发表于1978年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首次提出“妇女批评”这一概念，把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把妇女作为男性的消费者，研究男性文本中的妇女形象、研究文学史及批评对妇女作家的忽略和贬低以及女性受众的被动地位等，探求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第二种是把妇女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研究女性写作的动力、女性语言问题、妇女文学史及特定作家作品的文本。
在分析第一种情况的时候，肖瓦尔特把它看作是一种批评实践，是一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本阐释模式。所以，当其被作为一种批评读解时，它很容易被新的读解方式所冲击乃至取代，而令前者成为明日黄花。而对于第二种，肖瓦尔特认为它则致力于对未来的建设，它诉诸于女性经验，把女子作为独立的文学团体来看待，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写作的特点，这样去做，就是更具自我意识的理论建设。肖瓦尔特还强调妇女批评不能只依赖男性大师的理论，不能只是对男性大师理论进行修正、挪移、颠覆和反抗，而必须建立女性自己的理论。
肖瓦尔特在自己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中，选择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开场主人公卖妻、女的场景作为切入正题的例证，对欧文·豪为代表的男性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对男性批评家的幻想对文本的歪曲作了揭露。肖瓦尔特指出，哈代小说主人公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在象征地卖掉他对妇女世界的整个拥有”，“他选择了在男性社会生活，用父权制金钱与法律合同的男性代码去界定人们的种种关系”；同时，肖瓦尔特还指出哈代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他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一样“有点理想化，她们是给抑制的男性自我抑郁的投影”；经过这样一种女性视角的批评，就可以看出“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505。
②《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对女子写作文化模式理论的建构。
在综合自己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诸多思考与论述的基础上，肖瓦尔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中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妇女批评学”理论。她总结了美、法、英等国的女权批评的特点，将妇女文学研究的理论归纳为四种视角：生理的、语言的、精神分析学的、文化的，他认为，正是因为文化研究的模式吸收了前三种模式的长处，因此它更适合建立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
我相信，同以生物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理论相比，依据女子文化模型的理论能够为研讨女子写作的独特性和差异问题提供更完整、更圆满的方法。其实，文化理论吸取了有关女子的肉体、语言和心理的观点，又把女子的肉体、语言、心理放在同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去作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