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门武装，需要认真对待
★政治工作很重要
★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毛泽东称其有政治头脑
★倾心改造三四四旅
★巩固苏北统一战线
黄克诚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一生任政治岗位领导职务极多，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历和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体制改革等重要历史关头，他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认识极为清醒深刻，常常起到确定方向的巨大作用。
会门武装，需要认真对待
参加革命初期，黄克诚先后两次受党之命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亲自带领过参加暴动的“杂牌军”。这段经历和所见所闻，使他深刻认识到政治工作对一支军队的“生命”意义。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政治工作不得力或根本匮乏，我党的初期武装一盘散沙也在于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他清醒地意识到党要牢牢掌握自己的武装、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必须跟旧式军队彻底决裂，对旧式军队进行彻底改造，而其方法就是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他带领部队的基本任务和方法。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黄克诚向党请求到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训练之后，黄克诚被编人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先后任教导队政治教官和营政治指导员。自韶关到长沙一路，他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切身感受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也积累了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黄克诚担任营政治指导员时，常常与战士们并肩作战，促膝谈心，赢得了基层官兵的拥护和信任。
就在这时，有一件事触发了他的思考。
黄克诚所在部队驻地，“红枪会”组织有不小的势力。“红枪会”起源于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是一种利用宗教迷信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武装。当时连年战事，很多农民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走投无路之下便加入其中，导致“红枪会”规模日益扩大。黄克诚所在的三十六军开始十分重视与“红枪会”的关系，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推进，在后方的信阳、柳林一带，出现了土豪劣绅勾结土匪，以“红枪会”的名义破坏交通、阻碍北伐军行动的情况，而且愈演愈烈，连真正的“红枪会”也参与进来。他们挖公路，拆铁轨，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火冒三丈，进行了报复性镇压。结果，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红枪会”虽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它的破坏活动也给部队造成了相当损失。
黄克诚认为“红枪会”本身也是普通群众，镇压群众就和军阀做法没什么分别，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而且，通过武力镇压的方式来解决“红枪会”问题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应通过做思想工作化解矛盾，澄清误会，争取群众。可考虑到自己只是一个营指导员，说话没多少分量，便决定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于是，他来到了武汉，几经周折找到了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汇报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听完黄克诚的汇报，作了明确指示：“会门武装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去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我立即向中央汇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能不动武，就不动武！”回到驻地，黄克诚协助战区农运委员会很快查出了“红枪会”破坏交通的真相，使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通过这次处理“红枪会”事件，黄克诚更清楚地认识到：军队要打胜仗就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就要改变旧军阀军队的作风，利用政治工作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来争取群众。
政治工作很重要
1928年从上海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再次被派往国民党军队。此时，国民党已经彻底撕下了伪装，积极实行恐怖政治，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个时候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是极其危险的，但黄克诚认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形同虚设，应有机可乘，结果，在国民党军队“不讲政治”的“政训处”工作了半年多……
这要从黄克诚千里奔波到上海找党说起。湘南暴动后，黄克诚和李卜成与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10月，黄、李到了南京，经人介绍去找同乡刘乙光。此时刘乙光在南京中央军校工作，黄克诚要他解决去上海的路费，刘乙光就在去上海出差时把他们带到了上海。1929年夏，黄克诚和李卜成受党之命先后到了武汉，又遇上此时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顾祝同部任少校训练官的刘乙光，经其介绍，黄到师政治训练处当了一个少尉科员。一个国民党“政训处”的军官帮助一个共产党，这一行为之所以存在并获得成功，在于国民党组织和军队的政治气氛不浓，组织纪律性不强，虽经建党初期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没有查出身、查思想，及时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可以从容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黄克诚所在师“政训处”这样的重要部门，也存在着多种成分的人，思想认识也五花八门，极不统一。这些人中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自过去的经历大都比较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他们有时拿对方过去的经历彼此开玩笑，但并不外传，更是瞒着康泽和他的亲信。
康泽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三民主义力行社”的重要人物，在国民党反共活动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但即便这样的人物也并不懂得如何“讲政治”。他这个“政训处”的内部管理是“马虎得不能再马虎”，没有任何内查外调、人证物证，黄克诚只凭着刘乙光伪造的一份师范毕业、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就顺利进入了“政训处”，在康泽的心脏部门活动了半年。国民党用这样的人来从事特务工作，焉得不败？蒋介石失败后，总结教训，说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此是后话。这半年虽然让黄克诚倍感侥幸，也深深认识到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纯洁革命队伍的极度重要性。
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巍巍井冈，生机盎然。1928年5月，黄克诚率领参加湘南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编为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任团长，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番革命事业。
但暴动队伍中妇女、老人、小孩混杂其中，红四军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县农民武装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去打游击，由黄克诚任第二路游击司令。
部队第二天就往湘南迸发了。行至途中，党代表李一鼎突然找到黄克诚，告诉黄克诚说他要到衡阳找特委，让黄克诚代理他的职务，此后就带着妻子扬长而去，杳无音信。
黄克诚带着队伍到达永兴县城郊后才得知永兴县城已经驻扎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而自己手下的这几百号人，只有二十多条枪，且携有不少老幼妇女，根本没多少战斗力。于是，黄克诚召开了县委和游击队干部会议。
黄克诚认为，敌强我弱，众寡悬殊，游击队无论攻打县城，还是渡过耒水到江西地区，都不可行。应先动员妇女老幼分散回家，其余同志在永兴、资兴、安仁三县之间开展游击战，一旦情况有变，也可以向井冈山靠拢。但因游击队里多数是耒水西岸人，都是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性很差，上井冈山时间长了，思家心切，恨不能赶快回到家乡，谁会愿意到三县交界处打游击呢？虽经黄克诚极力劝说，但对这些家乡观念极重，又无多少军事常识的农民来说，一切无济于事。
看到无法统一意见，黄克诚只好宣布散会。他打算先宿营休息，第二天再讨论。连日行军加上一个人带领队伍，已是疲劳不堪，黄克诚一倒下便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是阳光初照。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除了他和李卜成及另两位同志外，整个宿营地已空无一人。
黄克诚立刻明白，队伍悄悄跑掉了。四人又惊又气，你看我，我看你，别无良策，只好去追赶大部队。结果，在靠近县城的地方碰到了退下来的战士才知道，队伍还没有接近县城，忽听到枪响，大家乱了营，四散而逃，跑回家去了。
黄克诚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活生生的几百号人，一夜之间就垮掉了！这件事使黄克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一支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十分危险的。“现在，自己身边只剩下五个人了，怎么办？”黄克诚暗问自己。
黄克诚与其余五个人一商量，决定去追赶耒阳县游击队。耒阳游击队人多枪多，力量比较强。黄克诚一行六人很快追上了耒阳游击队。为了便于活动，耒阳游击队的领导与黄克诚等想出了一个主意——部队扯起国民党军队的旗号，伪装成国民党军。这个办法十分奏效。队伍大摇大摆进入了一个小镇，出敌不意地歼灭了一个民团，不但缴获了几十支枪，还缴了几千块银元。但这一小小的胜利，使不少人忘乎所以，竟然干起了杀人放火的事情，把银元也按人头分了。黄克诚的劝阻根本没人听，眼睁睁看着这支队伍杀人、烧房子，也无可奈何。
接着，部队也犯了与永兴游击队同样的毛病，吵吵嚷嚷要求打回家乡去。见到这种情况，黄克诚只好带领李卜成等五人脱离他们，回到永兴，从此开始了他一年多的千里寻党之途。
这段经历极大地刺激了黄克诚，使他深深认识到了政治工作对军队建设的意义。
毛泽东称其有政治头脑
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克诚曾两次力谏坚持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得到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充分认同。
第一次是在1937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性的联合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同年八月，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黄克诚在西安事变后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即改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平型关大捷后一天，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找到黄克诚，向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任主任充满信任地对他说：“克诚同志，自红军改编以来，中央一直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在部队中滋长。你是个老政工干部了，有经验，总政治部决定派你到一一五师检查一下政治工作情况。要记住，多听，多看，回来写个报告，谈谈看法。”
黄克诚受命前往一一五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
来到一一五师，黄克诚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跑遍了一一五师师部和下属两个团，深入战士中间进行广泛的了解与座谈，认真倾听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通过检查，黄克诚发现了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很多问题，大家对做政治工作的人都不欢迎，吃得开的反倒是副官。副官上承各级首长，下连着部队，一般事情只要副官点头就行了。这样，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一些江湖义气也带进了部队当中，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不愿叫“同志”，开口就是“弟兄们”。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如果纵容姑息，很有可能出现派系斗争和“山头主义”。
其根源在于，红军改编时，由于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制约，八路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在各师、旅、团通常只设政训处，完全仿照了国民党军队的样子。这样，政治部门规格降低了，政工人员地位也随之降低，甚至受到冷遇，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因而遭到削弱。
黄克诚一直在部队搞政治工作，他深知红军之所以能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之所以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保存下革命的火种，坚持到现在，关键就在于红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丢掉了这种传统，后果是可怕的，党和红军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有灭顶之灾。
于是，黄克诚一路马不停蹄返回总部，及时向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恢复师团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听取汇报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他立即责成黄克诚将检查情况与建议写成一份报告，以朱、彭、任三人名义上报中央。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马上作了批示。他十分赞同总部的建议，充分肯定了政治委员的重要性。10月22日，党中央电令八路军总部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政训处改称政治部，部队重设政委。同时，黄克诚在毛泽东眼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经多次提及黄克诚有政治头脑。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恢复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在这件事情上，黄克诚功不可没。
第二次是在1953年。建国初期，部队在学习苏军经验中，一度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严重情况。有些人认为，既然以苏军为榜样，就要无条件无保留地学习苏军，特别要学习苏军的“单一首长制”，说什么“马列主义上不了天”（不能飞行），“政治工作不能开坦克”，“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等等。针对党委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受到限制，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紧张，训练、管理、教育松懈，不良倾向滋长等方面的问题，1952年2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其他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报告。1953年夏天，彭德怀、黄克诚在准备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时，对如何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问题做了深入调研。经过总结思考，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致认为在领导制度方面，从历史变迁和优劣得失上看，集体智慧和个人负责都必不可少。要把党委制、政委制和首长制的优点综合起来保持下去。黄克诚明确提出：“应该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彭德怀赞赏地说：“措辞准确，很好！”当年9月19日，彭德怀在听取东北军区周桓副政委汇报工作时，根据他和黄克诚商定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我军的领导制度应当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工作由军事首长负责，政治工作由政治首长负责。9月间，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着手起草发各大单位党委的讨论提纲。提纲明确提出：目前我军同时存在的党委制、政委制和单一首长制，应根据我军的历史传统、建军经验及目前的具体条件，明确规定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0月5日，彭德怀写信请毛泽东审批提纲，当天毛泽东批示“照办”，从而肯定和批准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1958年，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更显示出其科学性。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这维护了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牙利那样出问题。
黄克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军队商议实行何种领导制度的重要历史时刻，坚定不移地抵制照搬苏军的“单一首长制”，提出“在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正确观点，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巩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又一次作出了重大贡献。
倾心改造三四四旅
中共中央在1937年作出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决定后，黄克诚也随即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当时，第三四四旅虽然是由红军主力改编而成，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几次与日军展开血战，威震敌胆，但由于战争残酷，生活艰苦，抗战开始后政治环境又发生重大变化，加之革命队伍中混进了少数坏分子，在他们的拉拢利诱下，个别人产生厌战、怕苦情绪，经不起考验，丧失革命信心，部队军心出现了动摇。黄克诚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三四四旅工作的。
三四四旅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这支部队曾经在鄂豫皖、在陕北屡立战功，战斗力很强，部队干部多是在苏区四处征战的老红军，阶级觉悟高，作战勇猛。旅长徐海东，原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身经百战，屡建功勋，人称“徐老虎”，毛泽东对他评价也极高，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能够参加到这样一支英雄部队里，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里很高兴。
初来三四四旅，黄克诚在工作中就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三四四旅常年转战在外，与中央红军联手作战较少，部队中多少有些“山头主义”，对中央红军来的干部并不接受。一些干部对政工人员和政治工作不以为然，个别干部连黄克诚讲话也不怎么听，在平时生活中还有些人故意刁难。因而，黄克诚这个“外来户”来到三四四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顺利开展工作，甚至显得有些孤立。
就在这节骨眼上，三四四旅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
1938年3月，三四四旅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作战。部队在山西平定、昔阳地区行军时，徐海东、黄克诚率部走在前面，由主力六八七团殿后。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从红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直是三四四旅中的一员勇将，但他擅自违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而且从中渔利，进而生活作风腐化。不仅如此，他还把团参谋长兰国清拉下了水。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张绍东得知消息后怕挨处分，就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以看地形为名把他们骗出驻地，在半路上说出自己的打算，胁迫队伍一起叛逃。但因受到政工干部的抵制，张的阴谋没有得逞，张绍东只带着兰国清等少数几个人逃跑了。部队全部由政工干部拉回了旅部。
与此同时，三四四旅在对日的几次战争中，固守国民党作战的战法，打仗猛打猛冲，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加上部队避炮经验不足，交战时伤亡较大。在7月6日的町店战斗中，甚至在完全掌握主动的有利条件下也没达到预期目的，还意外伤亡了许多人。
“张兰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三四四旅的一些情况也引起了总部的关注。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亲自来到三四四旅指导工作。朱总司令亲临三四四旅进行整训，围绕部队几次战斗的损失，对旅长徐海东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时，徐海东体质很差，重病在身，咯血不止，黄克诚等旅团干部多次劝他回延安养病，但是他放心不下这支部队，更不想离开杀敌前线，所以一直硬撑着，最后，在中央关心下，不得已离开部队去延安养病和学习。
围绕新旅长人选，黄克诚又在三四四旅“惹”下了一场风波。
徐海东一走，就发生了由谁来代理旅长职务的问题。黄克诚倾向于由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接任。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都较为合适。朱德总司令也持这种看法，于是，他找到黄克诚征询意见，两人不谋而合，当即表示完全赞成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朱德便找来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田守尧，让他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并兼任六八七团团长。
但是，朱德打电报请示总部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这一任命。原因就是三四四旅以往几次战斗失利，少数人还表现出“山头主义”倾向，尤其是这次町店失利给总部和毛泽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坚持认为，应该从中央红军方面派一个人去，设法消除三四四旅的“山头主义”倾向。
毛泽东、彭德怀的决定不容更改。朱德总司令觉得有点难办，总不能自己说出去的话再收回去啊。他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此事重大，就专门回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另派人任职的原因。朱德明白了中央此举的意义，也不便再坚持己见，于是，把黄克诚找来，向他说明了中央另派人来担任三四四旅旅长的情况。“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黄克诚一听，有些急了，他向朱德建议，“你还是再发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延安和总部吧，向上头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了，田代理旅长已成事实，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情绪。”朱德听到这儿说：“我何尝没有想到这点。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都是共产党员嘛！戏点到谁谁唱呗！”
很快，总部决定将三四三旅旅长杨得志调任三四四旅任旅长。田守尧为此有些不高兴，情绪起了波动，认为声势已经造出去了，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当代理旅长，突然上级派别人来了，心里想不通。几天后，在为徐海东送行的欢送会上，田守尧没有到场。朱德看见田守尧果真闹起情绪来，就找来黄克诚，对他说：“你们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黄克诚召集党委会，朱德亲自参加。但整个会议，除了黄克诚，三四四旅中没有一个人发言。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党委会给黄克诚带来了不小的误会。黄克诚本来就是“外来户”，大家对他有所抵触，这时他又是唯一发言批评田守尧的人，因而，在三四四旅中有些人就认为上级之所以没有批准田守尧代理旅长，可能是黄克诚从中作梗。黄克诚有苦难言，但是又不能作解释，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埋在心里。从此以后，田守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黄克诚一直心存芥蒂。后来，部队挺进苏北，经过两人长期相处，田守尧才发现黄克诚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冰释前嫌，从此成为亲密的战友。
后来，在朱德总司令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三四四旅在端氏镇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存在的问题及作战经验教训，在部队作风和战略战术上，都有了较大提高，实现了向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1939年，黄克诚又将所有部队集中到太行山区进行整训，把各团主要干部都召集起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山头主义”，加强党的领导。起初，党委扩大会议召开时，有些干部不来参加会议。黄克诚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无论来人齐与不齐，每次都按时开会，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该批评就批评，不讲情面，他相信那些没来开会的同志总会听得到。有时，个别干部不服气，黄克诚就耐心讲道理，做说服工作。连续十几天，黄克诚几乎累垮了，以至于会议结束之后很长时间，他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黄克诚扎实而细致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使得他倍感欣慰。1939年12月，日军对冀鲁豫、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三四四旅配合一二九师予以坚决反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在黄克诚的正确领导下，三四四旅各级党的组织和部队对“山头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游击习气、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背离、损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牢牢地把握住部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使部队在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了统一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巩固苏北统一战线
统战工作，一直是我人民军队需要处理的一项关键性的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黄克诚率部来到苏北，在建设与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把建立和巩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政治工作任务，从而开辟和形成了广大的苏北根据地。
黄克诚的统一战线思想受陈毅和刘少奇影响很深。当时，陈毅任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刘少奇十分重视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并且亲自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接触联系，这种做法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陈毅带着黄克诚去海安拜访著名绅士韩紫石的情景，使黄克诚大开眼界，也由衷佩服，难以忘怀。
韩紫石是清末翰林，从政多年，德高望重，在当地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和代表性。陈毅很注重对他的统战工作，多次前往拜访，真诚地和韩探讨时政问题。韩紫石一直对新四军是否不计前嫌同国民党真诚合作抱怀疑态度，那次就当场出了一副对联作试探：“陈韩陈韩，分二层（陈）含（韩）二心。”陈毅会意，仰面大笑，从容不迫地对道：“谁说我们分二层含二心，我陈毅对紫老是一层一心，对他韩德勤那个韩也是一层一心，因此，我已为紫老想出下联——‘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韩紫石对陈毅的机敏才智大为钦佩，当即写出一副对联抒怀：“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海安之行，陈毅的统战工作艺术令黄克诚眼界大开，深有启发。
后来，黄克诚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颁布了《保障人权法令》、《边区施政纲领》等地方性法规，纠正工作中的过左倾向，为做好统战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样，顽固的地主豪绅回来了，中间分子向新四军接近了，对减租减息也不公开反对了，部分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还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有益工作。韩紫石在日寇逼迫他出任伪江苏省长时，坚辞不就，以85岁高龄殉节；盐城县参议长宋泽夫被日军捕去，宁死未屈；一大批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也奔赴苏北，投入苏北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除加强对地方士绅的统战外，黄克诚还从大局出发，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了与国民党韩德勤和霍守义部的关系。
1943年，日军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应韩德勤请求，黄克诚不计韩一直积极反共的前嫌，同意他将自己所部以及东北军霍守义部官兵转移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内暂避，而且向他们提供粮草，接济经费，并掩护他们安全移驻淮海区。
考虑到东北军曾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战局面形成，是一支有着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部队，黄克诚对东北军霍守义部始终采取了团结、忍让的态度。自从他们到苏北以来，即使新四军被迫同韩德勤部交战，霍守义部通过新四军防区去增援韩德勤，新四军也没有消灭他们，黄克诚不愿对这样一支曾经作出历史性贡献的部队兵戎相见。后来，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霍守义部得以安全从苏北撤回山东。
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一直不断制造“磨擦”，即便在黄桥决战后也不思悔改。尽管如此，黄克诚所率新四军三师还是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日军大“扫荡”时给予无私帮助，在制造磨擦时忍让克制。后来，韩德勤愈发嚣张，居然背信弃义，趁火打劫。当黄克诚命令部队掩护韩部安全转移到淮海地区后，韩德勤甚至进入皖东北公然强占淮北区我抗日根据地，宣称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并且勾结其他顽军，大肆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破坏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密谋消灭淮北新四军第四师。不得已，黄克诚奉命全歼其部，生擒韩德勤后又予以释放，从而既教训和警示了韩德勤，也更加孤立了部分顽固分子。
自此，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驰骋淮海、盐阜两区，在苏北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苏北，成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稳固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