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全国实府兵制，当时沙州有军府三个：龙勒、效谷、悬泉。军府的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300人为团，团有校尉，50人为队，队有队正，10人为火，火有火长。平时和平时期，府兵在驻地从事农业生产，冬季闲时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所谓“三时农耕，一时教战”。战争时期调派各地出征作战，由封建王朝中央派将帅统领，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朝设置豆卢(即归义)军，驻扎沙州城内，有兵士4500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府兵制度名存实亡。随着方镇兵的代起，形成节度使权力的无限膨胀，最终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第三节）唐前期敦煌地区与西域等的关系隋末唐初，东、西突厥再度强盛，其势力北据漠北，西控西域直到里海以东中亚诸国。“隋末乱离”，“（突厥）又更强盛”，“东至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突厥连年进扰唐王朝北部、西北部边地，给各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唐太宗为了反击突厥进扰，亲自训练了精锐的武装部队；加之唐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有了反击的足够的经济力量，另外，突厥统治者之间内部的矛盾，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且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人民反抗，最终促成了唐王朝反击的胜利。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初，颜利可汗带领十多万骑兵推进到长安附近的渭水北岸，威胁唐朝的政治统治。唐太宗与颉利可汗订盟约和而退。之后，唐太宗下诏修葺边塞障，进行反击的准备。
贞观元年、二年间(公元627-628年），突厥内部矛盾纷起，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唐王朝与摆脱东突厥统治的薛延陀建立了联系，统辖东突厥东部的突利可汗也降了唐。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徐世积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大将柴绍、李道宗、薛万彻、卫孝节等，分道大举出击，于次年大破突厥。高宗初，在突厥故地设置单于、安北二大都护府来管理。东突厥既亡，薛延陀、回纥、什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唐朝皇帝成了这些部落、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唐王朝为了维护对西域的统治，加强与西域的关系，保护中西商路的畅通，进行了对西突厥的战争。
唐击败东突厥以后，敦煌以西的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归属唐朝，高昌王亲自到长安，焉耆王也遣使请开碛路以通往来。唐与西域经敦煌的交通打开了。
隋唐时期，西突厥人游牧于乌孙故地。隋时，射匮可汗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牙，“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后来，西突厥贵族北并铁勒，西南侵吐火罗。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长，力量在混战中有所削弱。
唐经敦煌与西域的通道畅通后，吐谷贵族多次侵犯唐边境，威胁敦煌及河西走廊。唐太宗派李靖节度诸军，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击溃吐谷浑军，吐谷浑降唐。唐太宗终于征服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维护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定。
当时的敦煌和河西走廊地区形势一直较为紧张。尤其是接近沙州的高昌王文泰“发徒聚众贼杀无已”，致使沙州受累也不得安宁。贞观廿四年（公元610年）、唐太宗下决心讨伐叛逆以确保中西交通的畅通.他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均、副总管萎行本等进军高昌沙州刺史刘德敏率沙州军民协同作战。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征战，粉碎了麯文泰勾结吐蕃，企图反唐割据的阴谋。高昌改设西州，唐因》安西都护府于此，以镇守其地。
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西突厥联合龟兹国的反唐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攻城掠地，大肆侵扰，西域又出现了紧张的局势。次年，唐太宗再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敦孝恪，带领铁勒十三部兵力十余万，西伐龟兹。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敦煌人薛万彻也率精骑一部，配合行动。双方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唐军最终击败西突厥和龟兹联军。苏海政和薛万彻乘胜率军急追600余里，俘虏了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取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
唐王朝既破龟兹，西域各地大震，当地各部首领相继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结好于唐朝，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唐王朝即将安西都护府自高昌移至龟兹，下统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控制扼守西境，保护中西商路。随后，西突厥也遗使来唐，“（唐）太宗……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1。此后，西突厥势力益孤，终于在高宗初年，灭西突厥。在其故地天山北路一带，置北庭都护1，下统二州，昆陵、蒙池二都护和23个都督府；天山南路，于龙知元年(公元(561年）分十六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唐朝恢复在西域的统治，解除了西突厥势力对西北边疆的威胁，对干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发展中西商业交通，特别是对于改及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化交流，起手极的作用，唐太宗死后，高宗继位。永徽六年（公元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此后.武则天逐渐将权力转移到向己的手中。
在新兴的普通地主支持下，武则天的势力越来越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死，太子李显立，武则天临朝称制。第二年，武则天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在巩固封建国家的边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繁荣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唐太宗后期到唐高宗前期，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稳定，声威极盛。但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势力兴盛，侵扰龟兹，进而攻陷西域“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阆合兵，袭龟兹拨换域陷之罢安西四镇”。内地经敦焯与西域的交通再次中断…同时.东突厥乂再次兴起雄踞漠北，西征中亚。
此后西域唐军义连为吐蕃军所畋。由于对吐蕃军作战的需要，唐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沙州一带、敦煌及靠近敦煌地区兴了大量的屯田。永隆（公元680年)前后，鄯州河源军的屯田达5000多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武则天时，甘抑、凉州、沙州的屯田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卄年；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吐蕃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在王孝杰的统领指挥下，击败吐蕃军，收回了安西四镇一唐王朝再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从内地和附近地区发兵前往驻守。
唐玄宗在开元4叶以后，进行了检括户，改变地税、户税}￡收办法和改革兵制等工作，以求符合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情况在勉强维系均田制的同寸，唐在边地确立了节度使制度。
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镇压边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唐王朝在沿边地区先后设置了安西、北庭、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
在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决定要在西北大举用兵。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机倾陷，王忠嗣被贬逐。此后诸道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渐衰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默啜为回绝所杀，继立的毗伽可汗与唐和好，但也不时犯边，唐设朔方、河东节度使进行防御。其时，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并相互交易。双方的互市规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的马。但东突厥贵族内部不断纷争，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力量日益削弱。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东突厥为回纥所灭，突厥人大部分并入回纥，一部分西迁中亚，一部分南迁丰州、灵州之间，也有一部分转入河北。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东突厥覆灭。代兴的回纥还不够强大，对唐和好。唐开始把力量集中到西北边疆，去对付吐蕃的军队。
由于唐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和陇右建立了坚强的防务，开元时，唐和吐蕃的相持线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带。吐蕃在东线不能占据优势，就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图从西线攻占唐的安西四镇。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将高仙芝将万骑远征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并留兵戍守。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将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自此以后，安西四镇时叛时附，反复无常。为此唐王朝内部有人提出：西域沙碛荒绝，民供货粮甚苦，主张废弃安西四镇。武则天不允，曾先后数次派敦煌人张孝嵩以及安西都护郭元振等，领兵争夺安西四镇，其间的敦煌郡为粮草供应基地，又为军事指挥基地。安史乱后，四镇又没于吐蕃，直到武宗会昌时，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义归唐，才收复了瓜、沙、伊、肃等11州。
唐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推行施行了府兵制、均田制、租佃制等。唐在西域的统治，是推行着和内地相同的各种制度和措施，而已经不是泛泛的服属关系了。当时有不少汉人在西域定居，也有不少西域人入居内地。中西人员来往杂居，促进了汉族和各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汉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第四节）唐代敦煌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唐开元、天宝以前的100多年间，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以亡隋为戒，尽量利用各神工具和办法，进行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巩固封建政权，以致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同时，由于中西交通畅通，商旅信使往来不绝，“信徒络绎，香火不断，兴塔造像，极力鼓吹”，丝绸之路也呈现出了兴旺繁荣安定的局面。这时的敦煌也出现了“村坞毗连，鸡犬相闻，佛塔遍地，市场广大，家给人足，焉然富庶”和“男耕女桑不相失，百余年间未灾变”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敦煌各项事业的繁荣。
唐朝主要边患有突厥、契丹，为边防而设的屯垦大多在北部及西北部的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唐王朝在敦煌地区的屯垦，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还推行均田制、和籴法，设置常平仓，同时治水修渠，形成较完整的灌溉网络。敦煌遗书中的《开元水部形》残卷，就是唐代在敦，煌地区水利管理机构和制度接近法律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唐朝时的河西及敦煌地区通过政治经济等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富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唐代时农业生产工具普通使用了铁制犁铧，及一系列的配套生产工具，敦煌莫高窟中的《雨中耕作图》等就充分反映了当时敦煌农业生产方面的精耘细作，自然，农业生产力水平就提高了。同时，唐朝在兴修水利方面，比过去也做的多得多，当时把水利事业作为封建国家的公共职能之一，河渠陂塘等水利工程修建的增多，是农业发达的又一鲜明标志。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中记载，沙州在汉、晋修渠筑坎的基础上，唐代沙州剌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有长20里的宜秋渠，长10里的都乡渠，长15里的北府渠，长5里的三丈渠和长20里的孟授渠等。另外，敦煌遗书残卷中记有河渠使用灌漑事项的规定，“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民间自组“渠人社”。通过一系列组织，管理着敦煌农田灌溉和修筑渠坎等各项水利事务。
在土地制度方面，隋唐时敦煌实行了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办法，《唐六典》卷三《尚书部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
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注云：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此之。”“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从《敦煌户籍残卷》
中可看到每户内均载明户主、男女人，各口下义载明是丁。为中、小、黄，或丁妻，抑寡妻妾，年龄若干；更载明应受田若干，已受田若干，其中口分、永业、园宅各若干。当时敦煌地区农民.受田普遍不足，原因在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们，趁机兼并掠夺农民的小块耕地。
试举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民刘智新一户受田记载：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陆拾捌亩已受，廿亩永业，册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就当时刘智新这样的贫困无地户来说，能够通过均田制获得一些土地，经过自己辛勤的耕耘，维持基本的饱暖生活，足以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均田制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自然反映了唐朝封建经济在敦煌地区空前繁荣的景象。
在武则天时期，为进一步发展边疆事业，曾对河西走廊西部的瓜州、沙州等地区实行“官贷种子，付户助营”、“课役具免，复得田苗”的奖励耕垦的办法，安置浮游人口，使大量荒芜农田得到垦殖，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时敦煌地区呈现“州城四面，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流家家，土不生棘，鸟则无鸮，五谷皆饶”的繁荣富庶景象。这神景象大量地进入敦煌莫高窟，作为壁画描绘的内容，如25窟和12窟的《唐耕获图》，描绘了敦煌人民从耕种到收割的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反映了唐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辛勤播种、耕作和收获的生动画面。4衫窟的《耕作收获图》，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庄稼丰收的场面，壁画上大堆的粮食，巨型的斛斗和人们当时的收获谷物的喜悦心情跃然窟壁之上，体现了《弥勒经变》中“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秽草，一种七收，用功甚少，所获甚多”愿望的实现。
唐朝初年，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均田农民，向其征取租税，强服徭役和兵役，国力比较强盛。当时，大量的富裕农民都希望上升为地主，中小地主更有扩充土地和财富的强烈欲望。他们都希望在战争中掠夺人口和财富，建立军功以取得占有勋田的权利。唐太宗、高宗父子为了发展封建国家的力量，并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继续执行隋王朝的征战政策。军事征发迫使自耕农民大量贫困破产，有利于地主进行规模较大的土地兼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