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包括斯坦因等国外考古工作者)在沿汉长城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古代遗物。在敦煌以西的长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木简，多次震动了史学界。木简上除了太始三年的年号，还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等年号。木简重录、引称了关于汉代在敦煌地区建立屯田以及建亭障的诏谕，关于当时军队的组织、部队的番号以及其他报告和命令等。在长城遗址中还发现有汉朝的度量衡、盛镞的盒子，还有刻有“显明燧药函”字样的药箱盖。这说明，当时每一亭障都有名号，其军事设备及医药设备都很齐全。同时也表明，我国汉代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有一套完整的塞防制度。
汉代施放烽燧，传警报信时，一般是“昼举烽，夜燔燧”。所谓烽，就是在争障碉堡上设一梧棒，梧棒头吊一，内置柴草，白天有警，即将兜内柴草点燃吊起，柴草冒烟报警通信。所谓“燧”，即将平时堆积于高地上的木柴堆点燃，晚上时火光冲天，直达下一亭障碉堡。
敦煌周围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多处举烽燧报警信的柴堆，也称积薪。一般是将芦柴捆成束，再将它们有规则地一层层十字交叉堆成，每堆六七尺见方，高一尺到六七尺。还曾发现许多已经烧成灰烬的燧堆。此外，当时在白天也采取高举有色长布条等物以示警信即所谓“举表”的方法在天气晴朗时使用以传警报信。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及其河西汉代长城沿线，还发现了大量的驿站、粮仓等遗址。可以看出，汉王朝为了维持塞防，在人力、物力上花费了很大代价，为保障东西方的交通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在今天敦煌市西北戈壁上，东起安西县东碱墩，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蜿蜒向西，经东泉、大方盘、哈拉淖尔、玉门关、后坑子、吐火罗、天桥墩、湾腰墩……朝正西直入盐泽（罗布泊），绵延百余里，都有汉长城遗迹和烽燧遗址。其中，保存在马圈湾的一段长城较为完整。其城垣残高2.6米，基地宽约3米，建筑结构为柴草夹砂砾，层层夯筑而成。柴草层厚度5厘米左右，砂砾层厚度20厘米左右，粘接牢固。长城内侧高峻处，烽燧土墩遥遥相望，仅东碱墩至马迷兔一段即有烽燧遗址80余座。墩以黄土为基，上用土坯垒砌而成，高者达10米以上，低者3米左右。玉门关西约5公里的当谷燧保存最为完好。距当谷燧以西约6公里处的马圈湾烽燧东侧坞堡建筑遗址至今清晰可见。据《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的详细说明：坞墙夯筑，北墙长6.2米，东墙长11.1米，南墙长8.7米，残高0.84米，坞门西开，宽0.76米，有双重门，坞内建筑有过道和房屋三间，用土墼砌筑，草泥涂抹，墙表草皮有的达十数层，颜色为土红和白色等，可证是经过多次维修和粉刷的。坞便的东南角尚存水井一口，东西长1.12米，宽0.4米，深0.63米，四角各立0.11-0.16米的木柱，似为井架。遗址附近有大量的灰烬积层，证明坞内建筑是后来被大火焚毁后废弃的。在当谷燧附近地区，遥远年代戍卒们备用的“积薪”仍然整齐有序地堆放着，俨然戍卒们今日警戒守卫着这块土地。这种“积薪”，用一层红柳一层沙土的办法堆成，点燃后既可以烟冲九天，又不至很快燃)，从而使烽火幸通，相望不绝。另有个别烽燧遗址，当时戍卒们攀登烽顶的绳索仍高悬于烽燧旁边。在当时的敦煌及附近地区，是；又王朝的较偏远地界，有如此宏伟的建筑，可见当时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相当水平的，也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宁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设期门军；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设羽林军。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准备了军事条件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往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之后，北方和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垦殖的兵民，在西北边郡迅速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筑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建了亭燧。边塞的烽燧遂成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吏卒众多。
屯田垦种，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和西北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的中原经济、文化的传播点，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时的敦煌境内，汉王朝的军士穿梭其间，守护着它的繁荣稳定，并进行着必要的生产活动，偶尔还有大小不等的军事行动；各族劳动人民安居乐业，对西北边疆这块富有色彩的土地进行着辛勤的劳作，民族间互助互利，思想文化融合汇同。
《汉书西域传总叙》说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1后汉书西域传总叙》也指出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可见汉王朝时，敦煌在中西交通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汉王朝政治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特别是随着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汉王朝的战略思想也开始转变，逐渐地由武力征服转移到了发展生产、加强经营上来了。匈奴人向西迁徙之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对峙局面。此时的和亲已经不同于汉初时的和亲，已是一神为维护民族团结，争取长期和平安定式的和亲，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各民族间是互通婚姻的。婚姻的纽带作用，既以官方的形式维系了汉匈和好，又以民间的形式促进了相互的融合，不仅汉族和匈奴间，而且少数民族间、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间都存在这种特定历史时代的婚姻关系。
西汉初至文景时的60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甘肃等西北地区都有西汉的铲、镬、働、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也传到了西北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大量汉代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农业生产工具。1979年10月，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汉代的小麦、糜谷、大麦等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同时，还出土了当时守边戍卒记录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的汉简，其中有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右凡出麦(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夕从玉门所禀”等记载。从敦煌出土的汉代实物和汉简记载，我们对敦煌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有了一个较明确的了解；同时也说明，汉代敦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且生产多种粮食作物。
西汉王朝确立对河西走廊地区及敦煌地区的政治统治后，为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已有成果，开始了大量的移民屯垦等各方面的经营活动。
屯垦的本意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垦种农田，从广义上说，是指国家在国有土地或无主荒地上按编制组织人力进行一定规模的垦殖。历代的屯垦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汉代统治着认为移民垦殖，可以因田效谷，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屯为守”。所以，在“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这种民兵结合、亦民亦兵、亦兵亦民的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屯垦方式，对汉代巩固和发展边疆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楚汉相争之际，匈奴乘机夺回原地，并进占辽宁西南部、张家口、乌兰察布盟、绥德、银川一带以北地区，一直到西汉建朝之后，仍不断进行侵扰。
西汉文帝时，匈奴骑兵曾深入到长安附近，给西汉的政治统治带来了危机，但当时汉经历了长期的楚汉战争，国力不支，不能大举使用武力。为此，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上书提出了屯垦边疆、巩固国防的建议。晁错指出：匈奴在西北边疆扰犯，如果从内地派兵防守，道路艰险，运输困难，军役劳苦，民不堪其苦，容易引起人民不满和武装暴动；匈奴逐水草游牧，乘守备薄弱而扰犯，援兵少不足以抗御，大量调集则远途赶到，匈奴已经远走；边防士兵按法度一年一换不熟悉匈奴和边疆地势，因此不如募民往边疆垦地务农，在居住和垦种的地方筑墙挖沟，建立城邑，并采取各种防御措施以御匈奴。凡愿去者，给予解决衣食住。文帝采纳了此建议。
西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向汉武帝再次提出了屯田实边的建议轮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迁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
武帝时，不仅有移民10万于内蒙河套地区的大规模民屯，而且创立了军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命令60万出击匈奴的将士电垦于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以后又设军电于新疆。至汉武帝晚年，因“戾太子事件”，又将参与其事的官吏和士卒“皆徙敦煌郡”。汉元帝初元中（公元前48-公元前44年），又以“佞邪不忠，妄为巧诈”之罪，将西域副校尉陈汤、将作大匠解万年“皆徙敦煌郡”。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再把“反道惑众”的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等徙于敦煌郡。另有敦煌大姓张氏、索氏家族的祖先，也都是西汉时期因获罪而迁入敦煌的。这些获罪的各级官吏、文人和大量各民族移民、田卒及刑徒的迁入敦煌，增加了敦煌人口和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敦煌古代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中原地区和敦煌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自然其文化的影响也对当时敦煌及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重要作用，为以后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西北。文帝时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溉灌繁县土地，稍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至于凿井灌溉，北方西北地区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
西汉王朝在实行屯垦政策的同时，必须注意水利事业的发展。敦煌地区有着大量辽阔肥沃的可耕土地，有融冰化雪汇集而成的氐置水(党河)和籍端水(疏勒河），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极好条件，加之，当时敦煌自然生态环境较之现今要更好一些，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事业有较详细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廿步，高二丈，总开五门分水以溉田”。可免，当时敦煌的水利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后备基地。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出敦煌者六万人”，正是敦煌地区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好证明。
羌族作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时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分布在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以西海(青海）附近、甘肃河西走廊和敦煌地区为主要游牧地，南抵蜀汉，西北接西域诸国，是我国西北民族史和敦煌民族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年，羌人无戈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会长。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10万余攻令居塞，围袍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10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人开始与敦煌附近地区人民友好相处并逐渐内徙或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
（第四节）西汉时期通过敦煌地区的中西交通交流
一、敦煌地区与甸奴及西域的初期关系
匈奴在秦代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神族。为了抵御匈奴，秦王朝派蒙恬以30万军士北击，逐匈奴于河套以外，然后因山筑城，因河为塞，于各要害之地，驻屯庞大的边防军，以阻止匈奴的南进，于是匈奴开始稍向北、向西北徙迁。到秦末，蒙恬死，边防军失去了统帅。同时，中原爆发了农民起义，秦王朝随即撤回全部驻屯军队，北门大开，匈奴又重新回师长城脚下，即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楚汉之际，“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时，分布于河西走廍及敦煌地区的月氏，在诸羌中最为强盛，已占领南山北麓一带地域，自凉州以西，张掖、酒泉西至敦煌，都属其势力范围。月氏拥有很多的畜群和十几万人的骑射部队，成为当时西北的一个强大势力。西汉初，随着匈奴的强盛和北徙西迁，月氏与匈奴角逐于河西走廊与敦煌地区，结果，月氏失败。大约在文帝前元八年至后元三年之间（公元前172-公元前161年），月氏由敦煌出发沿南山北麓西徙于今天新疆伊犁河一带。他们驱逐了原居民塞种人(希腊人的一支），而尽占其地。随后，月氏又遭受到乌孙族的压迫，因而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39年一公元前129年)之间，月氏又再次西徙，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妫水流域，西击大夏而臣之，分其地为五，各置总督，即所谓“五合羽侯”，是为中国史上的大月氏。
